“中春”人


·汪 岷·


  《中国之春》创刊整整十年了，在这十年里，我当过编辑，当过记者，当过主编
，也离开过编辑部。可是不管是在其中工作或者离开，我从来没有一刻不当自己是
个“中春”人。
  记得一九八零年，那是十二年前的事了。那时正是七九年北京之春后期的一片肃
杀中，魏京生刚刚被捕。北京、全国以及广东的各个民刊纷纷被迫停刊，我和几个
朋友在广州市区的一个小小的刊物也逃脱不了同样的命运。那段时间的我，情绪真
是十分低落，于是寻求出国留学。当我告别王希哲等朋友（他在我出国半年后就被
捕了），和当我步过罗湖桥头的时候，我的心都是一片的惆怅--我不知道哪年哪月
，才能再聚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哪年哪月，才能再办一个刊物。
  想不到两年后，我又在美国适逢了《中国之春》的创刊。我是一九八二年底见到
王炳章和李林（盘瑞文）的，那时他们刚刚在纽约宣布成立《中国之春》，甫出创
刊号，就停了摆，缺钱又缺编辑。曾经在香港苦苦经营过《北斗》杂志的一个朋友
把我介绍了给他们。于是王炳章就打电话给我，邀我在纽约办第二期。我那时刚好
考上三藩市州立大学研究生班，还未到学校报道。读书和办刊之间，内心着实斗争
了一番。路过三藩市上机赴纽约时，是黄雨川老先生开车送我上飞机，他对我是语
重心长：“在海外办杂志很难，但是办这个杂志，难也值得。”
  我刚到纽约时，没有编辑部，月薪四百元，在房租昂贵的纽约还不够租一个象样
的公寓，宦国苍住在全市最穷的哈林区，我和王炳章住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一间旅
馆不象旅馆，学生宿舍不象学生宿舍的屋子里，《中国之春》第二期、第三期就是
在这个“宿舍”里编出来的。
  《中国之春》创刊号的印刷费是陈宪中先生垫出来的，陈先生是纽约文化界的名
人、台湾留学生，老保钓份子，对海峡两岸的民主运动的支持都不遗余力。他早期
办过一个纯文学刊物，自编自印自销，办了一段后就停刊了，他是深知办杂志的个
中苦味的。没有他的教导，我连在美国应该怎样去打字、排版、找美工、做版、清
样都不会。因为每当我把每一期的底样送到他的办公室时，心里总觉得有点忐忑不
安，深恐他嫌我们的功夫浅，糟蹋了他垫出来的纸和人工，幸亏他却总是笑嘻嘻的
。
  在《中国之春》最早期的时候，还有一个帮了不少忙的姜敬宽先生，他是美国《
时代周刊》的华人资深编辑。《中国之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出了很多力气
，《中国之春》这个形象能够在美国社会里有了一点点知名度，他功劳不小。特别
是西方的新闻知识，对于我们这班刚踏出禁锢的中国大陆之门的学子来说，无疑是
一种迫不及待的进修课程，在这方面的学识，他是我们最好的教师，为了这一点，
我们没少跑进《时代周刊》和他的家门。
  早期的《中国之春》还不会忘记陆铿先生，他是个人人认识的名记者。没有他的
帮助，恐怕《中国之春》的第一、二期也不会在香港迅速打开局面、印刷并付诸发
行。看看今天我们在香港早就有了象样的办公室，饮水思源，我们不能忘掉老前辈
。因此民联多次代表大会，只要我有份参与筹备，我一定力邀他的出席。
  今天大概用不着我多谈《中国之春》十年的意义。我想用最浅的话来概括一下：
“《中国之春》十年来，在中国大陆人的言论界里，树了一面旗，聚了一组织，开
辟了一个理论基地。”
  在这个评价里，尤其是第二点，我以为是比第一点和第三点都来得更加重要，我
曾经对李怡先生和温辉先生都说过，“也许《九十年代》和《争鸣》周围也凝聚了
不少读者，但是《中国之春》周围凝聚了一个组织。”各位朋友，这就是《中国之
春》和其他所有同类刊物不一样的地方，也是我们最值得自豪的地方。《中国之春
》、中国民联这么些年来最宝贵的财富并不光是那几篇报导，那几篇文章，而是这
些文章加上人与人之间的联络网，是人的财富再加上思想的财富的综合体，这个财
富综合体现在还没有充份展现出它的真正价值来，随着时日的推移，历史的发展，
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深入，定将越来越显出它深远的影响，发挥出它的威力来，这
一点，中国共产党知道，我们“中国之春人”也知道。
  这个评价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说我们自吹也好，自擂也好，我们不能看低自
己，严家其先生在我面前反复说过好多次这样的话：“只要我们不看低自己，自我
评价终会被别人写进历史的。”
  各位朋友，各位“中春人”，我愿在《中国之春》十岁的今天，用严先生的这句
话和大家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