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春的日子里 ·薛 伟· 一九八二年夏天,纽约市的一些中国大陆移民和部份留学生建立了第一个海外民 运团体--大陆新移民联谊会,由我出任第一届会长。当时我们所能做的工作非常有 限,除了在报上发声明之外,只有对新移民做一些类似举办英文班,办郊游活动的 服务性工作。如何能够推展海外的大陆民运,是我们苦苦思索而又不得其法的课题 。海外的大陆留学生越来越多,民主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时势造英雄,迫切需要一 个有影响力的人物来振臂一呼,集聚这海外胸怀民主壮志的千军万马,就在这关键 的时刻,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应运而生了。 就在王炳章在希尔顿饭店举行记者会,宣布弃医从运、开展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后 几天,我立即召开大陆新移民联谊会理事会,大家欣喜若狂,心情十分激动,一致 决议全力支持中国之春,并由本会的董事黄强和一位姓何的秘书去和王炳章会谈, 我还起草了“坚决支持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声明。会议决定:联谊会在孔子大厦 二楼的会址作为中国之春运动的第一个纽约联络站;办公室的电话成为中国之春运 动对外的公开联络号码;联谊会的秘书潘仲安担任接待工作;并设立了邮政信箱。 十一月二十四日,王炳章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馆举行了第一个公众演讲会,宣布将 出版《中国之春》杂志。我在会上散发了起草的声明,并表示我个人和联谊会正式 加入中国之春民主运动。 几天以后,在哥伦比亚大学附近的寓所里,我第一次与王正式见面,商谈了在纽 约发行中国之春杂志和捐款的工作,他的态度相当客气,但是偶尔露出的傲慢语气 和目空一切的神情,使我感到他在有意扮演一个礼贤下士的角色。他的女朋友宁勤 勤也在场,言语不多,相当有教养,也许太疲倦,看起来面色苍白,但却显得清秀 和美丽。 不久,在华埠坚尼路的一个小咖啡馆里,王炳章又给我介绍了李林,记得当我们 讨论到一些台湾人士表示支持中国之春时,李的脸上闪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我们 见面不到一小时,李就匆匆离去,行前还细心察看周围有没有人跟踪,他给我的印 象是比王炳章更傲慢和神秘。 当时,大家的生活是相当清苦的,我的一部五百美金买来的汽车,成了接送王炳 章到机场的唯一的交通工具,有一次刚送他去肯尼迪机场,回来路上汽车方向杆失 灵,差一点酿成车祸,我暗自庆幸他不在车上,没有误掉民运的大事。 在这一个时期,中国之春运动在美国华人和留学生中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第一 次去信箱取信时,发现空无一物,正在奇怪的时候,管理人员提了一只大麻袋出来 ,原来是信件太多了,只有另外改用邮袋来装,可见人们反应之热烈。王炳章和宁 勤勤的弟弟宁嘉诚有时来联谊会取信和查看电话记录,他对我们做的工作相当嘉许 。 八三年元旦前后,《中国之春》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纽约Expedi印刷厂的老板陈 宪中是民运的热情支持者,他以赊帐的方式印出第一期《中国之春》,并亲自和我 一道贴邮票寄送杂志,我还开车到纽约的中文书店和杂志摊逐一分发寄卖,受到热 烈欢迎,只有披露街大陆开设的东方文化图书公司拒售,给了我一碗闭门羹。有一 个联谊会的会员王仁杰老先生,在自己的地摊上叫卖《中国之春》杂志,半天就售 出了一百本,这位老先生是个苦命人,对民运相当支持,但不幸后来在纽约过马路 不小心被货车撞死,我至今还常常怀念他。由于第一期杂志供不应求,后来又加印 了二千本。 王炳章见到《中国之春》杂志如此受欢迎,非常高兴,决定从第二期起将一元一 本的售价提高到二元五。我不同意,觉得不能见利忘义,就在当时的编辑室,Expe di印刷厂的一间房子里发生了争执,这时汪岷也参加了编辑工作,他很豁达随和, 表示支持我的意见,我们讨论结果,决定在增加篇幅的情况下,定价为一本二元。 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第二期仍然印出售价二元五,并且标明在封面上,印数也大 幅增加,结果销路大受影响,有一半没有售出,至今还有不少库存。 在《中国之春》杂志第二期出版前,还有一个小小的故事,我感到王炳章极为重 视保密工作。当时杂志的打字员是我介绍给汪岷的原联谊会第一任秘书徐小云小姐 ,这样使我见过一些已在打字的原稿,其中有一篇是梁恒写的“告密者”,描述一 个小学生如何去告密他班主任的故事,相当生动感人。正巧《世界日报》的资深记 者李勇先生问到我第二期杂志的内容,我便告诉他有“告密者”这篇小说,李勇先 生便在报上发了出版预告新闻。王炳章看了这条消息以后,立即在第二期的稿件中 ,撤下了这篇小说。幸好他没有追查泄密者,使我捏了一把冷汗。 八三年上半年,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正式建立了总部,人员有王炳章夫妇、汪岷、 张伟、杨怀安、马丁六人,在木边区五十八街租了一幢住宅。我除了联谊会的工作 外,又担任了《探索》杂志的编务工作,对总部的工作较少参与,杂志也从第三期 起,交给李然去发行。较大的事件是介绍王炳章与纽约侨界交往,陪同他去领过一 次纽约华文记者联谊会的年度风云人物奖,由会长李勇先生颁发;举办过一次筹款 餐会,在华埠银宫大酒楼,当晚捐得七千多美元。 由于我在纽约大陆留学生中,是喊出反共和民主口号的第一人,与侨界和亲台湾 人士都较为熟悉,王炳章为了保持中间形象,对我采取了若即若离的态度,需要我 时召之即来,用过以后挥之即去,我自己的态度则是甘当民运的螺丝钉,毫无怨言 的被拧来拧去,也许正是这个原因,王炳章在八四年用“人材难得”四字评语让林 樵清召我进总部工作,一直至今没有离开过。 八三年下半年,中国之春发生了第二次分裂,第一次是王炳章和李林,梁恒,宦 国苍,我和后三者只有一面之交,内情不甚了解。但这一次是王和张伟,杨怀安, 马丁三人,他们都是我熟悉的朋友,杨怀安后来还担任过联谊会的秘书,现在是大 陆移民协会的会长(由联谊会更名而来)。他们曾和我一起在段克文先生家里讨论 过王炳章的问题,段老先生一度想撤掉《探索》杂志,全力支援中国之春,但由于 王的不合作态度而作罢。尽管我们一致认为王炳章已成为民主运动的障碍,但投鼠 忌器,为了顾全大局而采取克制态度。不久,王炳章宣布经济危机,遣散了他们三 人,还因为张伟私人访问过台湾,将他从运动中开除出去,引起了张伟极大的反弹 。 在这一年十二月,决定要召开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第一次世界代表大会,王炳章物 色了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作为代表,我也是入选的人之一,为王炳章负责筹备工作 的林樵清找我填写了正式表格,并要我缓和张伟、杨怀安、马丁三人的反弹情绪( 张伟当时已在报上发表了指责王召开会议为非法的声明)。林樵清相当精明,干练 ,而且学识丰富,为人很讲义气,是王炳章身边难得的忠心耿耿的优秀人材,虽然 我们在八九年因为罢王风波产生分歧,但我在总部与他一同工作的四年中,他对我 的关照和帮助,使我至今仍欠他一份情。 在一大召开期间,为了收回在杨怀安处保管的中国之春钢印和发行名单,我做了 大量的调解工作,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在一大的最后一天,杨怀安为顾全大局 ,不但将钢印和名单交我带给大会,还表示了对大会的肯定和支持。使大会以大团 结的局面闭幕。我被选为总部委员,王炳章即席给我取了一个黄仕中的名字,列入 大会正式公告中。 可惜,令我深感遗憾的是,就在这次会议的最后选举中,我思想深处播下了“倒 王”的种子,由于我发现选举中有严重违规现象,我会后向监委提出申诉,责备王 炳章个人操纵这个标榜民主的大会,我指出,讲反共,王炳章也许可以堪称战将; 但是论民主,他只是一个侏儒。一大的部分代表如江文,黄雨川等也深有同感。在 一大后的一次总部常委会上,我同王炳章深夜舌战了三小时,我以挑战的口吻对他 说:“王炳章,我要组织起民联中的反对派,其政纲就是反对你!” 在当时,这只是一句愤慨的话,但不幸却言中了。在我担任民联监委主任的过程 中,八九年发生了罢王风波,有人评价这场风波结束了民联个人独裁的局面,扭转 了民联的形象,也有人批评它给民运造成了相当的伤害,是功是过?只有让后人去 评说了。而我,至今还在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