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过那最艰难的日子 ·丁 楚· 《中国之春》十周岁了，而我为它工作也有五年了。其中大约有三年半是我在主 持编辑部的日常工作。那段日子，也许是《中国之春》历史上最丰富多彩的时期， 罢王风波的内部纷争、八九民运的壮丽洪峰、三权分立的架构转型，电脑编排的技 术革新，都发生在这个时期。可是，每当我回想起这段日子，眼前首先浮现出的不 是那些戏剧性的镜头，而是那些令人焦虑的日日夜夜。十年，这对于任何一个事业 都是一个辉煌的里程碑，可是当我们到达这个辉煌点时，回顾走过的路，连我自己 都惊奇：我是怎么挺过来的？ 我亲身经历了《中国之春》历史上最严重的三次财政危机。 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在一九八八年的春天，那时侯第三届总部刚刚开始。我当时 是总部的总干事兼《中国之春》经理，一上任就接了一个空荷包和一大堆帐单。我 记得我主持的第一次办公室会议就是宣布财政危机的消息。发不出工资，编辑部的 所有工作人员都被迫遣散了，只剩下我和薛伟打了三个月的义工。为了保证杂志不 停刊，我们把杂志的页数从九十六页减为八十页，彩色封面换成了单色封面，总部 的所有成员都出动了，四处找钱，《中国之春》的封里登满了鲜红的“紧急呼吁： S0S”。最令我感动的是，我每天都收到一大把小额支票，大部分是盟员和留学生寄 来的，几乎每一封信里都写着：《中国之春》不能倒！ 当时我刚来到美国一年多，个人储蓄捉襟见肘。靠假期打工积累的钱早就被学费 榨干，《中国之春》的编辑和财务工作占据了我几乎所有的时间，而且我每个星期 还有三门课，根本不可能有余力再打工养活自己。当时我太太刚从大陆来，时差还 没有转过来就去打工，幸亏她及时赶到，才使我能够挺过那段艰难的日子。今天我 回过头去看，可以把那段日子称为“艰难”，可是当时更严重的是前途的不确定性 ，谁也不能预料经济危机会拖到多长。半年？一年？谁知道。不知有多少次我曾经 动摇过，想搁下身上的担子一走了之，到外面去找一份工作。可是每当我看到那一 封封夹着小额支票的捐款和“中国之春不能倒”的寄语，我就会油然产生一种使命 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这第一次经济危机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中国之春 》必须在经济上自立。如果你自己都站不稳，凭什么让整个民族站起来？当财政状 况有所好转之后，我们请来了善于精打细算、理财管家的林心声任经理。我和他制 定了一个周密的财务计划：首先要积累一笔钱买房子（办公室），同时搞一些副业 生产，如打印植字等，支持杂志。 这个计划开始实行得很顺利，短短半年期间，《中国之春》的账上就有了近八万 元的存款，也许到目前为止，这个数字都是《中国之春》历史上积蓄最多的顶峰。 我们准备凑足十万，就用来付买房子的头款。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民联“罢 王风波”，王炳章为了摧毁总部，提走了帐上的所有存款，《中国之春》又进入了 第二次严重的经济危机。 编辑部的工作人员只好再一次遣散，编辑打印的工作只好由我和我太太义务承担 。民联四大前后对我们开的“夫妻店”曾有很多误解。其实只要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就不难知道，夫妻两人都在一条没有保障的船上会有多危险。第一次危机她还可以 打工支持我，可是这一次，连她也被绑上了战车。那时编辑部还用的是机械打字机 ，除了我太太没有人会用它，付不出打字费，也不会有其他打字小姐愿意打义工。 幸好八九民运的高潮接踵而至，大批的捐款来了，经济危机又一次渡过了。可是 这段时期，钱来的多，各种活动多，花销也大。“四大”以后总部与编辑部分开了 ，以前统一管理的钱现在变成了分灶吃饭。我当时主持编辑部日常工作，常常为了 争预算和总部人员吵架。那个买下一个办公室的计划虽然功亏一馈了，但那个梦总 是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据我的经验，只有财政的统一调配才能够节约资源，而自 从分灶吃饭后，这个梦想就再也不可能实现了，因为总部、联委、监委、编辑部都 会本能地将自己的预算花完，谁省钱谁吃亏。 果然，一九九零年春天，第三次经济危机来临了。当时总部传来消息，帐面亏空 数万元。首先感觉到压力的自然是《中国之春》编辑部，因为它是一个企业，它有 日常硬性的开支。印刷厂、邮运公司、打字植字，催债的帐单接踵而至，多次的经 济危机已经使《中国之春》丧失了商业信誉，谁也不愿赊帐。印刷厂专门派了一个 催债人，一步不离地跟着我，整整两天，陪我吃饭，陪我上厕所，每一句话都离不 开一个字：钱。 工资发不出，只好又一次遣散所有工作人员，编辑部又一次只剩下我一个人，和 义务帮我打字的太太。当时我太太怀孕八个月，行动已经不太方便。我实在不忍心 ，心想，等我一个人挺过这个月，下个月一定把人都请回来，自己腾出时间给她做 月子，可是不幸的是，我的儿子早产一个月，象凑热闹一样，恰恰降生在我最困难 的时候。由于没有时间照顾我太太的月子，她落下腰痛症，至今对我和《中国之春 》耿耿于怀。 那天晚上，眼看整本杂志只剩下几百字就打完了，我太太突然肚子痛起来。我知 道她快生了，催她赶紧上医院。可是她坚持要打完才走。这剩下的三百字，她足足 打了一个小时，几乎是打几个字就要休息一会，等完成之后，她全身已被汗水湿透 。我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她被推进产房时才想起孩子的名字没有想好，我急中生智 ，隔着门对她喊：男孩叫房方，女孩叫房圆。四十分钟之后，我房方出生了。 那些天，所有的总部、联委、监委成员都在东柏林开会，而且其中一个议题是要 罢免我的主编一职，理由是关于特务的传说，和前一期《中国之春》上刊登的邓小 平与江泽民齐步走的封面照。当时编辑部只剩下我，整本杂志的工作量全在我一个 人身上，我时常感到非常委屈，我在心里大叫：难道人们都丧失了起码的直觉？特 务难道有这么当的吗？我觉得累极了，我不但要单独编排杂志，要照顾新生的儿子 和月子中的太太，还要承担各种谣言和非议的压力。记得那个月我还有三场预定的 演讲。在去纽约上州宾汉顿大学的讲演途中，由于过分疲劳，我在磕睡中驱车撞上 了十七号公路的防护栏，差一点栽下大熊山。 今天，人们都说：《中国之春》坚持了十年，不容易。不过，只有亲身经历那些 经济危机的时候，你才会真正理解“坚持”的含义。在《中国之春》的五年中，我 历尽褒贬，可是有一点我是问心无愧的，就是在那些最困难的日子里，我没有让这 面旗子垮在我手里。我坚持住了。 五年的经历和反思，使我得到一个最深刻的体会，也算是赠给《中国之春》十周 年的礼物：俗话说“外行谈战略，内行谈粮草”，民运的战略固然重要，但粮草更 重要。不建立自己独立的、充足的经济基础，海外民运就不会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