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两位前任主席的印象 ·于大海· 民联到现在有九年历史了。这九年中,王炳章担任了四年主席,胡平担任了三年 半少一点,我担任了一年半多一点。王炳章、胡平这两位前任都为民联立下了大功 ,也都对我有很大影响。在许多方面,我是刻意向他们学习的。这里,我从个人角 度谈谈对他们的印象。 一 一九八二年底“中国之春”运动开始时,我刚到美国。那时,我对这个运动并不 认同。虽然我经历了民主墙运动,也参加了北大学生的竞选,但我当时并未失去对 中共改革的希望。 一九八四年一月的一天,我和同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书的宦国苍到哥伦比亚大学参 加林希翎的演讲会,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大名鼎鼎的王炳章。会后,他特意约我谈 话,向我介绍民联的情况。我听人说过不少王炳章的坏话,便向他求证“中国之春 ”分裂的事。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只淡淡说了一句,“中国人在一起合作共事,难 啊!”显得满有肚量。 在大陆中国人里,王炳章的敬业精神是十分少见的。他精力旺盛,而且很注意抓 各种各样的机会。在纽约那次相识后,他多次主动与我联系,谈这谈那。慢慢地, 我觉得他是一个值得帮助的人。他和柯力思到华盛顿看我时,我送了一套世界银行 关于中国经济的报告给他,他如获至宝,说要在《中国之春》上摘译发表。后来我 又送给了他不少资料,包括八六年初我到大陆时得到的一些内部资料。他答应给我 保密,而且看来做得不错。一九八七年底民联三大前,他又写信、打电话给我,邀 我入盟并在三大上竞选,连他签好字的登记表都寄来了。我虽然没有答应,还是很 为他的精神所感动。由于我对他有相当多的好印象,对民联“倒王”,我当时很感 可惜,不理解。 我出任主席后,民联恢复了王炳章时期实行过的不少好办法。从一九九一年八月 起,我们恢复了《中国之春简讯》月刊的出版。到现在,民联总部寄送到大陆的《 中国之春简讯》已逾万件。从九一年九月号起,《中国之春》杂志恢复了“海内外 民运发展和民联近期活动”专栏。这个专栏的报道,强化了《中国之春》与民联组 织的关系,也调动了各地分支部的积极性。一九九二年的《中国之春》参照一九八 六、八七年的设计,在封面上加了红框。从九二年春天起,总部恢复了到纽约机场 向大陆来客赠发《中国之春》的活动,到现在已送出数千份杂志。此外,《中国之 春》杂志社现在每周召开一次的工作例会,也是王炳章任主席时就有的做法。 王柄章当然有很多毛病,但对他的长处,我们也应当充分肯定。 二、 我是在一九八零年北大学生竞选活动中认识胡平的。那时,他对民主、自由理念 的认识已十分成熟,在北大可谓首屈一指。胡平的竞选答辩会场场爆满,他和王军 涛一样成了许多北大学生的偶像,对我们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可是,胡平自己却总是不顺利,不但小时候受了苦,北大研究生院毕业后又因参 加竞选遭中共清算,迟迟未被分配工作,连满足基本生活需要都发生了困难。一九 八六年初我去拜访他时,他已有了工作,但仍住在北京钢铁学院他妻子分到的教工 宿舍里。那次,他送了一本他写的《我国经济改革的哲学问题》,上面盖了“哲人 胡平”的印,显出他身居斗室,放眼寰宇的胸怀。胡平最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追求 民主的一贯性。虽然遭到种种迫害,但他从没有向当局低头,也没有寻找走入“体 制内”的机会。 一年后,胡平来到美国读书。不久,他起意竞选民联主席,来征求我和一些朋友 的意见。我就大大地鼓励了他一番。我想,以他在大陆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的影响 ,他出任民联主席会提升民联的影响力。不久,他果然当选了,我也和许多留学生 一样拉短了和民联的距离,并开始为《中国之春》写稿。 中共早就知道我和王炳章、胡平有来往,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我当成可以 “教育”“挽救”的人。事实上,我也确实是直到八八年回访大陆后才下决心投身 民运的。 胡平出任民联主席后不久,有一天,中共纽约领馆的人打电话给我,说想请胡平 去领馆一谈,请我传话。我照办了。胡平去后,领馆的人说他须在一周内退出民联 ,否则吊销护照。胡平当然没有退出,所以就被吊销护照。这件事也许令人不愉快 ,但倒可算是民联与中共的一次正式接触。 在理论建设方面,胡平为民联、为民运做出了重大贡献。“六.四”后,他写了题 为“八九民运反思”的长文。这篇文章虽然并不是无懈可击,却是绝无仅有的一篇 对“八九”民运的系统的理论分析。胡平不但会写,口才也是第一流的,是令我们 许多人折服的雄辩家。此外,他为人朴实憨厚,书生气十足,给人以信任感。 担任联委委员时,我常对胡平提意见,有时还很激烈。我接任主席后,发现胡平 并不记“仇”,而且十分支持我工作,是一个很容易合作的人。 三、 王炳章、胡平这两位前任各有特点、但的确都是中国十分难得的人才。其他许多 民运领袖也是一样。他们都有很多缺点和局限,需要不断自我完善。但他们不但在 理念上,而且也在学识上和人品上都是远远胜过中共的许多高层领袖人物的。这一 点,等中国有了新闻自由,中共的面目被揭开之后,人们将看得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