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什么与做什么


·徐邦泰·


  明年一月底，民联和民阵将成为历史，而《中国之春》和《民主中国》两份杂志
则将同新组织同在，值此转变之际，民联总部、联委、监委三方联席座谈，纪念中
国之春运动发起十周年，这当然是件有意义的事，遗憾的是，“中国之春”四位发
起人，只有宦国苍先生一人与会。
  不过，与会者的发言还是给了我不少启迪。十年前，我被中共逐出党门，“冷冻
”到工厂不久，从“美国之音”广播里听到王惊蛰先生创办《中国之春》的消息，
当时的感觉是：东方不亮西方亮，大陆沉闷海外响。等我八六年到美国，我并没有
去东部“投奔”王惊蛰，而是决心以一名自费生身份从零开始体验生活。然而，王
炳章却找上门来了。在一位教授家里，王炳章西装革履，正襟危坐，姿势有点象中
山先生。我不修边幅惯了，自然非常尊敬别人的堂堂仪表，只是王先生的中分发型
，给我怪怪的感觉。这些都无关紧要，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我陪王游览戴维
斯加大校园时，王随手摘下一只弥猴桃，毛茸茸的，他亦不问一声，就咬了一口。
只见他涩得双眉紧锁，立即扔掉了这只弥猴桃。还问：“这是什么东西?”我不禁哈
哈大笑。王炳章创办《中国之春》大抵就靠的是这种勇气，而后来他不断地“拉进
来，打出去”，大概亦同这种性格有关吧。
  “三大”前，我去过一次纽约。好不容易“逃”掉了王炳章的盛情安排。“三大
”在旧金山举行，我有机会“观察”到王炳章如何力排众议，好不容易把胡平推上
主席之座。过后不久，纽约民联总部烽烟四起。等我首次访问台湾返美，八九年春
，《中国之春》已经打成“中国之夏”了。王炳章最后以“非法提款”之举败北被
开除。王的结局象陈独秀，但他的个性又不象陈独秀。谈起早期的《中国之春》，
宦国苍总结经验为两条：一是要健全制度；二是要强调集体领导。而丁楚在座谈时
则评论：王炳章是拿得起，放不下；胡平是放得下，拿不起。其中的意味，大概只
有当时的局内人才理解。我不太懂。
  “六四”后我算正式“上山”，从“四大”到“五大”，我当选了两届联盟委员
会主任，成了“三权分立”中“立法决策”一权的头，又是《中国之春》杂志董事
会的头。近四年来，两届“十三太保”几乎都成为总部主席的强势制衡者。“太保
”为民联立了一大堆“规章”。第四届“太保”中的两名“金刚”大海和伍凡，又
成了第五届总部的正副主席。新太保对老太保照旧制衡不误。平心而论，这一届“
太保”比上届“太保”温和多了。聊以自慰的是，老太保对强势制衡的感受是“还
可以”。这样看来，局外人为民联感觉悲哀，那多少是有些自作多情了。
  民联的联委会，上一届致力于组织制度与规章的建立，这一届致力于民联民阵的
联合合并。说实话，这些“太保”们，不领薪俸，甚至自掏腰包，打电话，坐飞机
，精神之可嘉，实在令我感动。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当然还有总部和监委）
，就没有民联的稳定和发展。
  但是，话又得说回来。如果我们严格要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民联的许多不足之
处。作为民阵的朋友、会员和顾问，我有幸躬逢民阵一大和二大。两次都听到一位
香港朋友感叹：你们总是忙着争什么，为什么不考虑做什么?!可不是，每逢大会，
大家都在忙着为自己或帮别人争位子，争定位子后又做什么?
  如果我们永远满足于明白争什么，而不清楚做什么，那么共产党评论海外民运“
不成气候，不足为患”就不算离谱。假如《中国之春》十五周年纪念会还在纽约召
开的话，我一定来表达民运的悲哀；假如，《中国之春》二十周年纪念会还在纽约
召开的话，我一定不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