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中国之春》的一段缘分


·倪育贤·


  一九八五年下半年，由于中共的“清污”运动以刘宾雁，王若望等人为主要靶子
，我在上海的处境越来越坏，因为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海运学院党内的一批左派秉
承中央保守派左王们的旨意，以所谓“第二种忠诚”一文严重失实“开刀”，企图
一举将刘宾雁批倒，所以我成了他们首先要抹黑的对象。上海市委组织了一个“第
二种忠诚”专案组三天两头找我谈话，要我交待与刘宾雁的关系，上海海运学院党
委派了专人对我跟踪，盯梢，我的信件被扣查，电话被窃听。校方还专门出了揭发
刘宾雁和我的特刊，校园里被搞得人心惶惶。我凭我在大陆长久遭迫害的经历深知
，如果一个掌握了一切权力的党组织下决心要把我这样一个知识份子打成什么什么
分子，我是很难逃脱的，而且刘宾雁当时的处境也非常困难，根本无法再来援救我
。于是我决心出逃，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我将情况告诉了王若望先生，王老非常
帮忙。他写了一封亲笔信，介绍我到南方找一个朋友希望能从广州去香港。但到了
深圳，因故折回广州，不想在广州美国领事馆，我碰到了一位刚刚读了“第二种忠
诚”的领事，这位先生热心帮助，于是我在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五日拿到了签证，在
王若望先生等的帮助下，我终于凑到了足够买机票的钱。这时由于上海市专案组警
告我不得他们同意不得离沪。我只好采取秘密行动，于一月十六日只带了一只小皮
箱独自来到纽约。我在纽约举目无亲，也没有一个熟人。半夜在肯尼迪机场徘徊了
几个小时，也不知可到何处投宿。正踌躇间，一个黑人送来一本《中国之春》，我
一翻，里面正好有关于“第二种忠诚”的专题介绍，这时一股暖流，油然而生，我
知道自己决不是孤独的。后来我几经周折，在半夜二时许来到纽约巴士总站。因身
上仅有的四十多美金被司机敲诈去了，四周不少流浪汉不断向我挑衅，正走投无路
时，我忽然想起《中国之春》封底上的一句话：“留学生朋友，你有什么困难，我
们可以帮你”我抱着侥幸之心。打了一个电话去“中春”，想不到，这么晚了“中
春”办公室还有人值班，半个小时后，民联总部的十几位朋友驱车赶到，王炳章、
薛伟等人热情把我送到旅馆。两天后，纽约市召开了介绍“第二种忠诚”的演讲报
告会。我在会上作了到美国后的第一次民运讲演，介绍了刘宾雁写作第二种忠诚的
前因后果。次日纽约各报都作了大幅度的报道，……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国外继续
为民主运动奋斗的历程。有人说过俄国一整代的作家都是从契珂夫的“外套”里钻
出来的，我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代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很多都是从“中国之
春”里走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