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 ·赵淮海· 杨小凯君发表在《中国之春》第113期上的“再谈文革”很有意思。我对他文章的 大部分内容都很赞赏，但他对西纠、联动的说法似不很准。 笔者是老红卫兵的一员，“红八月”时参加过“破四旧”。这是我平生所干的唯 一一件缺德事，每念及深悔不已。在我甫离国门的当即，就把自己当年的经历写成 交待、道歉文章“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发表在《中国之春》第29期上。如今看 到杨小凯君的文章不禁又想起一些往事。 1.关于“破四旧” 老红卫兵当年第一个造反文献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 万岁”。平心而论，如果不计较其内容的正确与否，这“三论”确是气概非凡，简 直不能相信出自一个高中学生之手。阿城先生曾说写文章凭的是一口气，气竭则文 结。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高中生能养多长的气?一论就足以把气耗 竭，他居然还能“再论”、“三论”。 北大附中红旗小组彭小蒙“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是第二个重要文献。“破四旧” 这个术语就出自“毛主席给北大附中红旗小组彭小蒙的回信”。 一九六六年红八月抄家打人最凶的事是各校红卫兵自己组织，在公安派出所和街 道居民委员会暗中指导下进行的。否则这帮中学生怎么可能知道谁家该抄，谁家不 该抄。我亲眼目睹的事实已写在“一个老红卫兵的回忆”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找 来重读。 如果将来能找到给派出所下达暗中引导红卫兵抄家的指令存档文献，然后逐级上 追到区公安分局，市局和公安部，到那时，才能查明把“毛主席给北大附中红旗小 组彭小蒙的回信”里“破四旧”三个字转译成抄家打人这么大运动过程的来龙去脉 。 2.关于西纠 老红卫兵时代第三个重要文献是西纠的“九号通令”。由于破四旧造成整个社会 秩序的混乱，以西城区一批高干子弟为首的红卫兵在周恩来和陈毅等人的暗中支持 下成立了“西城区纠察队”以图节制这种胡来。西纠核心人物之一是当时“中调部 ”部长孔原的儿子孔丹。孔丹的母亲是周恩来的秘书之一，负责暗中策划此事。让 周荣鑫给西纠财政支持和发汽车。陈毅对这种胡来简直是怒不可遏。财政支持的目 的是为了刹住破四旧，和杨小凯先生文中的说法似相径庭。 西纠的九号“通令”都是严令禁止非红五类子女参与抄家破四旧，以免造成更大 的混乱;同时要求各校红卫兵按政策行事，节制自己。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免 有同时“不许黑五类报复”一类“拉偏架”的话。有个别西纠成员参与打人行为是 肯定的，但就总体上讲，西纠是节制红卫兵的组织。 由于西纠是保守节制的组织，在破四旧被制止住后，又成了中央文革希图借“群 众造反运动”的力量冲垮他们党内对手时的障碍。所以在他们号召“群众”普遍参 加“造反”时，为了把“走资派”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压下去，就拿西纠来开刀。 因为当时各校老红卫兵都是各自为政的，并无全市统一组织。唯独西纠有后台。 西纠被“中央文革”打成“反动组织”后当然也“追查黑后台”。周荣鑫下台代 罚，孔丹的母亲自杀身亡，使追查到此为止，没有牵连太多的人。 周恩来可谓官场老手，才华远非文革派所能比，事事设防于前。但他也不和文革 派正面冲突。一旦中央文革的“新政策”和自己的办法相左时，他不但绝不反对， 而且听凭文革派的胡来。 周恩来曾招集西纠成员开会，要他们阻止方兴未艾的“大串联”，因为国家没有 那么大的财力和运输力量。但当西纠成员四出劝阻“大串联”时，江青等人又发话 支持“大串联”，以便使造反的火种燎原。周恩来当即毫不脸红地掉转了话头，把 西纠给涮了一通。这和最后把西纠抛出来时，周恩来的撇清是一致的。 3.老红卫兵当初也不是铁板一块 最初的老红卫兵实际上有两个，各校都一样。一个是反性较强，既反校领导又反 工作组的。清华附中写“三论”的老红卫兵就属此类。另一个则没多少反性，既不 反校领导，也不反工作组。比如师大女附中（宋彬彬所在的那个）红卫兵就属此类 。双方的观点和利害并不一致。反性较强的老红卫兵多是淘气调皮，有才气而又不 得宠的干部子弟。没有反性的则多是以前得宠的学生干部。这两个老红卫兵组织在 老红卫兵倒台之后已无观点和利害冲突，遂以响应“大联合”为借口，率先合并在 一起。 说起来，笔者大概是第一个反西纠的人。西纠成立后给各中学红卫兵组织出身高 级干部(少将，副部长以上)的头头四到八个西纠袖章和证件，算是西纠成员。由他 们节制各自学校的红卫兵。我们学校的头头们自然又以此增加了一份在老红卫兵内 部的优越感。他们阻止我们“大串联”，自己倒“大串联”了好几回。这些都令我 们这些“红卫兵战士”看不过眼：“文革前你们就是受旧教育路线宠爱的班干部、 团干部，有的还是学生党员。如今咸与造反了，你们怎么还骑在我们头上?!”我当 时的心态和阿Q没什么两样。于是我找了一块一尺多长的红布，用黄色广告色在上边 写上“纠纠察队”四个大字，编号第1001号。意思是说，你们西城区纠察队是“纠 ”红卫兵的，我这个“纠纠察队”是“纠”你们纠察队的。我们几个红卫兵里的朋 友轮流带着这个在当时举世最长大的袖章招摇过市，每每令人侧目，很是得意。 大约在毛泽东第三次检阅红卫兵小将时，我们被分配到纪念碑南侧负责警戒，而 无缘亲领伟大领袖的光辉。可是有西纠袖章的头头们却都跑到观礼台和天安门城楼 上向万寿无疆的毛主席，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争宠献媚去了。如此不平等很令我们 丧气。于是我在无数红卫兵组成的警戒线上公然佩戴上了“纠纠察队”的袖章，并 立刻引起其他学校红卫兵的抗议和诘难，指责我们无组织、无纪律和“闹不团结” 。我和他们辩论：“都咸与造反了，哪来的组织纪律和团结?”“咸与”二字他们听 不懂，我也解释不清，所以辩论也没个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 4.关于联动 老红卫兵倒了以后，几乎其中全部非干部子弟成员，主要是工人子弟，以及一些 激情未衰的干部子弟又分别参加了四三派和四四派，“积极投身运动”。剩下顽固 的老红卫兵就成了差不多清一色的干部子弟。笔者当时就属于顽固的老红卫兵。虽 然在老红卫兵得意时我是反西纠的。但既然老红卫兵已经倒了，我却宁可守节，不 肯再参加其他组织。 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各种各样的造反派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没有一 个组织自称保守派。抄平民家、殴打平民的事没有了，但抄前当权派的家和批斗殴 打“走资派”的事却遍地开花，一发不可收拾。各造反派组织尚为重组为誓不两立 的两大派开展武斗。但我和我“红卫兵战友”的家无不被抄。 昨天“雄纠纠，气昂昂”的“红卫兵小将”，今天成了丧家之犬。昔日富丽堂皇 的高级住宅，现在是一片轮番抄家后的狼籍。雪白的粉墙上写满了打倒父母的斗大 墨字。有些人赖以自豪的父母已经悬梁、卧轨、服毒、跳楼、投河自尽了。这些当 初不可一世的红卫兵小将胸中的恶气可想而知。 眼见着这些造反派的行为比自己当初好不到哪里去，甚至不如“西纠”更知道节 制。于是这些老红卫兵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开了个大会，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 行动委员会”，就是日后著名的“联动”。成立大会那天最后的节目是放映苏联卫 国战争电影“区委书记”，其中有个誓词：“以血还血，以命抵命!”可见联动的成 立也有复仇情结，和杨小凯先生文章中说的造反派有仇报仇，有冤报冤一样。 同样的大会后来又在不同的地点开了几次。我参加了其中的大约两三次。会场毫 无秩序，主席台上站满了人，谁都可以拿麦克风吼叫一气。有人带着鞭炮，到处乱 放，不时全场大唱革命传统歌曲，一派乌烟瘴气。大会结束，这些情绪激昂的联动 分子一哄而出，跨上自行车，号称“闸不灵大队”骑车游行，一路高呼“反动口号 ”：“打倒中央文革!打倒江青!油炸江青!”。现在想起来虽然荒唐，但当时的气氛 却颇为壮观热闹。 联动的行为很快引起普遍反感，随即被中央文革宣布为“反动组织”而取缔，并 抓了一些人。其中著名者有薄一波的儿子薄熙成。于是这些“联动分子”又去冲公 安部要求放人。 联动成立在老红卫兵倒台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并没有如杨小凯先生说的那样组织 过劳改营。联动其实既无什么组织形式，也没有证件，更不用报名登记。 从联动宣布成立到被宣布取缔的短短几十天里，他们的行动就是开大会，“闸不 灵大队”的游行，“高呼反动口号”和冲公安部。虽然是乌合之众，我不敢保证他 们没有过个别打人事件。但他们的矛头是直指中央文革的，并非再针对“黑五类” 市民和造反派同学，也就基本没有红八月那样肆无忌惮地行凶胡来。 联动倒台后，一些人又组织了“老兵合唱团”，排练“红卫兵组歌”以示对旧日 荣华的怀恋和对文化革命的反感。他们又被抓了起来，其中著名者有孔丹。后来他 们又被释放。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在人大会堂接见了他们。孔丹想到自己母亲的惨死 ，在母亲昔日上司周恩来的面前潜然泪下。而其他人则不约而同地唱起了毛主席诗 词歌“蝶恋花”：“我失骄杨君失柳……”。当面把个江青阿姨气得脸色铁青。从 此以中共干部子弟为主的老红卫兵彻底离开了中国政治舞台，让出地方来听凭分成 誓不两立的两大派造反组织去武斗。而饱尝暴起暴落经历的他们自己，则首创走后 门当兵，寻求自己的发展去了，又开了风气之先。 漏网脱逃的“老兵合唱团”成员魏京生则去周游全国，目睹了中国社会的黑暗与 落后，和自己的理想形成尖锐的冲突，成为日后中国民主运动的先锋。 联动所表现的不过是一种没落贵族的无奈。平心而论，联动本身并不是打砸抢、 迫害人的刑事犯罪组织。而是反文革的政治组织，和西纠一样，它们都被中央文革 宣布为“反动”。但因其与红八月破四旧的红卫兵之间天然的联系，使得他们至今 声名狼籍。我想杨小凯先生当时的活动主要在湖南，而不是北京，关于西纠、联动 的恶名声主要来自中央文革的公告和充满造反激情的社会传言，与实际情况有误。 中国人舌头根子压得死人，唾沫星子淹得死人，对西纠、联动也不例外。 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老干部复出。有当年参与反中央文革的人提出给西 纠、联动平反的问题。但终因红八月的名声太不雅而被否决，以免再度引起全社会 的反感。 5.关于“四三派” 我所在的学校是个中等水平的学校。我们学校四三派武斗的凶悍比我们学校老红 卫兵当初破四旧打人时的名气大得多。他们的头子中很有几个是原来老红卫兵中“ 红五类”的工人子弟。他们在红八月时迫害同班同学，到社会上抄家打人照干不误 。一旦老红卫兵倒了，他们又在校门口张贴一纸“起义声明”，就以此出名，成了 四三派头子。这也可能和他们的出身气质有关。因为无产阶级最没有牵挂，反复无 常最方便。 四三派也不能一概而论。那些好学校的四三派很有水平，其中不乏知识分子和高 干的子女。“四三派宣言”大约就是这些好学校的四三派起草的。 老红卫兵的最后余波是他们其中几个自以为有头脑的人办了一份《新莱茵报》。 与其相对，四三派中自以为有头脑的人则办了一份《兵团战报(?)》，互唱对台戏。 临近下乡，在两份小报几乎同时停刊之际，双方约定，二十年以后见，看到底是谁 正确。可是还没等到二十年，大约在林彪事件后的一两年中，双方都有人被从插队 的乡下抽调到省城工作。再次见面后略一深谈，发现双方对当时中国局势的看法竟 是大致相同。 6.关于“四四派” 四四派并非如杨小凯文章中所说是同情“联动”和“血统论”的。搞“血统论” 的是老红卫兵。四四派也是要撇清的，并不同情联动。四四派的成员多是比较乖觉 的好学生。其中不乏被整怕了的出身不好的人，特别是右派子女。 四四派比较温和，后来北京的中学“红代会”主要是他们掌权。四四派只出了一 个名人，就是红代会的头子李冬民。他曾参加同时由蒯大富(清华)、韩爱晶(北航) 、谭厚兰(师大)和王大宾(地院)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等到别人都下 乡时李冬民去当兵。当大头兵当然比当红代会头子寡淡。于是他又跑回北京。可那 时的中学生都“一锅端”下乡了，他成了个光杆司令。周恩来知道后又令其返回部 队了事。 李冬民在“四人帮”倒台前后还有所活动，被吴德抓了去。随着吴德、纪登奎等 人的下台，李冬民又一次风风光光地出狱。 最近一次关于李冬民活动的报导，是他在九一年苏联八.一九政变时，带人到苏联 大使馆示威游行，支持苏共中央的政变当局。显然他仍然不甘寂寞。 7.中央文革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高手 四三、四四两派名称的由来，是源自中央文革里同样的几个人在四月三日和四日 连续两天的两个内容相反的讲话。这两天的讲话造成北京中学红卫兵组织迅速重组 成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由此可见中央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手段之高强。 在当年北京中学里的红卫兵组织中，老红卫兵和四三派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四 四派的实用主义色彩较浓。 由于不管是哪一派的中学生后来大多都成了“知青”，鲜有人留在学校。再加上 他们年龄小，后来又继续了八年的文革他们大多没有认真参加，而是身体力行，去 重复魏京生的阅历，直接面对中国黑暗落后的现实去了。这些人里后来出了个陈子 明。 8.老干部里也有理想主义者 记得文革刚结束不久，我曾在朋友家见到一个他父母的老战友，从外地来京告状 。我本以为是为他自己“走资派”的冤案申诉呢。不料这个在抗战中受过重伤的老 干部却极其愤慨地讲，他是来京告韦国清的，韦国清是杀人犯，在广西把造反派“ 四二二”杀惨了。 还有一次在另一处遇见一个四川来的干部。我因知道当时政治局委员李井泉的妻 子和儿子都被造反派打死了，闲聊中说到四川人把李井泉一家害惨了。孰料那老干 部却反过来说，李井泉在三年困难时期弄得四川百姓苦不堪言。下面向他报告，农 民一天只有四两粮食了。他听罢不以为然地反驳：“四两粮食还不够?我一天也就只 吃四两粮食。”那位老干部接着说：“他李井泉每天四两粮食之外，还有多少鸡鸭 鱼肉呢!” 如果老干部当中不是有大批理想主义者的存在，中共也不会轻易就打下天下;而如 果今日中共干部队伍还有足够数量的理想主义者存在的话，它也不至于如此声名狼 籍。 9.关于“五一六” 杨小凯先生文中提到了给五一六平反的事。真正的“五一六兵团”是十几个大中 学生组织的反周恩来组织。是否有后台支持不得而知。我的一个朋友曾在上山下乡 时遇见其中一名女成员。问其为什么参加“五一六兵团”，答曰：“我们就是觉得 周恩来有问题。”可见只有“五一六兵团”才是货真价实的“造反派”。他们自己 选择打倒对象，而不象在中南海门前长期静坐示威的“揪刘联络站”那样，按照中 央文革的暗示，抢着给伟大领袖立头功。 这个女知青后来突然被上面来的一辆汽车带走，和其他五一六成员一样，从此失 去踪迹。由此看来真正的五一六份子似乎没有后台，否则不会这么轻易地就被破获 。但也说明周恩来系统的特工组织在当时是保持高度警惕的活跃状态。否则，在无 数造反派组织中怎么能轻易发现这么个小小的“五一六兵团”? 大规模整肃五一六是师法南方根据地的抓AB团和陕北根据地的抓“红旗党”。其 意是在找借口破除掉羽翼渐丰的造反派组织系统。中共采取的办法是不给整个五一 六冤案平反，但“解放”几乎所有涉嫌的五一六份子。其手法和处理西纠、联动一 样。五一六并非唯一没有平反的冤案。 10.不同经历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文革从红八月开始打人，到各单位冲垮“走资派”后，军管终止了混乱状态，北 京市共“非正常死亡”了四千人。我们学校在破四旧时大约致死了四、五条人命， 其中至少三人是自杀的。一个是从殴打他的楼上教室里跳下来摔死的。两个被我校 红卫兵抄家的老夫妻，在红卫兵离去后悬梁自尽。我校学生数量相当多，红卫兵人 数也相对多。如以我校为样本，则北京市共计大约一百所中学，致死大约五百条人 命。即使将此数加番，估计北京市红八月致死人命一千条的话，则四千人减去一千 ，剩下的三千条人命是被后来各种造反派组织弄死的。 再说一遍：文革结束前，没人承认自己是保守派。后来誓不两立的两派都是造反 派。“走资派”是逢单被激进的造反派拉去批斗，逢双被保守的造反派拉去批斗。 杨小凯从造反派的角度看问题，分不清红八月打人的老红卫兵和西纠、联动的区别 ，也看不见走资派里的理想主义者。同样的道理，老红卫兵和走资派也分不清造反 派和保守派的区别。 记得“午门武斗事件”时，四四派在午门前开大会。我和几个朋友在场外看热闹 。忽然见一队人马穿着补丁落补丁的衣裤，骑着锈迹斑斓的自行车，手持木棍、铁 尺和用铁管斜锯成的扎枪，浩浩荡荡杀奔过来。一面黄色的四三派大旗迎风飞扬。 这些人不顾阻拦，强行冲入会场，直向主席台扑去。最先抢上主席台的人里，分明 就有我们学校声明背叛老红卫兵，而成为四三派头子的那位工人子弟。他们的表演 比当初老红卫兵的丑恶不在话下。而旁边另一群身穿将校呢，足蹬将校靴，脚踏崭 新全链套自行车的老红卫兵在那里起哄：“打得好，打得妙”，“四三派、四四派 好好打呀!”一派幸灾乐祸。 在北京市中学生的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三拨人里，只有老红卫兵受过“资 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接受过控诉，做过检讨。其他两派则绝无此事。后来毛 泽东、周恩来是用上山下乡的办法最后去除掉中学生里日臻成熟的组织。 11.上海是造反派掌权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是“天下已属刘”，这一点江青在文革开始时说得很清楚 ：刘少奇架空毛主席。如果不论是非，只计成败，则高干子弟对冲垮旧校党委是有 意义的。因为唯有他们才敢指着校党委书记的鼻子说：“我爸爸比你官大”。等他 们发现自己带头冲杀的运动竟然打到了自己爹娘头上时，才觉得不对头。毛泽东和 文革派适时地将他们抛出来，然后利用造反派来冲击掉旧党委的残余。等到利用完 造反派以后再如法炮制，把造反派也抛弃掉，最后用安全可靠的保守派来重建绝对 忠于自己的官僚系统。毛泽东在借谁打谁这一点上，堪称用兵大家，居然把兵法用 到政治上来，方寸不乱，一点也不糊涂，只是心术太不正了。 有一个重要事实，杨小凯先生文中没有提到。“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上海是 真正由造反派掌权的。其他省市则是保守派掌权。上海造反派掌权是通过一场武斗 获得的。造反派热衷武斗，保守派热衷整人。 文革中也只有上海还能保持生产不大幅度滑坡。但上海掌权的造反派搞生产也不 外“抓革命，促生产”，并非真搞市场经济。正因为上海当权的造反派实现了毛泽 东发动文化革命，以抓革命来促生产，精神变物质的梦想，所以上海帮一直没有失 宠。文革的结束自然以上海帮就擒为标志。 上海造反派虽然掌权了，但他们似乎并不同情其他省市的同行。江青就参与清查 五一六。反而是重新回到权力中心的老走资派帮出面“解放”了五一六分子，虽然 并没有彻底平反。 12.关于文革博物馆 杨小凯先生文中说，有人估计清查五一六一役致死“一二百万人”，这个数字很 值得怀疑。 文革时“中国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其中估计百分之二十城镇人口，城镇人口 的百分之二十是职工，职工中的百分之二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精英。清查五一六主 要就集中在这部分精英人口中。 现在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学部有“五一六大 本营”之称，全国清查五一六的规模无出其右，一共致死了十几人(见杨绛的《干校 六记》)。学部十几个所，每个所几十名精英。如以学部一千个精英，总共致死二十 人估计则是百分之二。用八亿人口为基数连乘三个百分之二，再乘一个百分之二， 得数是十二万八千人。即估计清查五一六致死十万人不是太离谱。 胡耀邦任组织部长负责平反时估计文革致死人命两百万。清查五一六只占其中百 分之五。其他百分之九十五是在运动初期被打死和自杀的四类分子、右派、资本家 、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文革结束后揭露出来的陈伯达下令整 肃的辽宁叛徒集团案就致死了一百八十人。当然更多的人命是武斗打死的。著名的 四平武斗、长春武斗使人想起辽沈战役。江西武斗使人想起五次围剿，还有四川武 斗，内蒙的挖肃内人党，湖南、广西的大屠杀，云南的万人坑，宁夏荒野的累累白 骨…，再加上遍布全国的武斗烈士陵园，这些事件造反派大多参加了。 造反派武斗的凶悍，保守派如果没有军队的开枪支援是抵挡不住的。保守派得势 以后焉能不迫害造反派?当然在这些武斗中，造反派因为武器装备不行而最后失败， 死的人肯定比保守派多。 杨小凯先生文中说有系统的迫害比分散无组织的暴力更凶残。但笔者这里的文革 死亡数值估计得出的结论正相反：分散无组织的暴力比有系统的迫害凶残十八倍。 学者李泽厚先生说“再坏的政府也比无政府要好”，这个结论更接近于事实。今日 民运不过是逼着这个比无政府要好的坏政府变得不那么坏而已。 笔者以为巴金先生的文革博物馆建议未尝不可。只要把准确的数字亮出来：老红 卫兵破四旧致死多少人;造反派和保守派各迫害死多少人;双方武斗打死多少人，等 等。只要数字准确，就可以让后代自己去客观评价。博物馆大可不必预设结论。 13.关于“保守派”迫害“造反派” 事后所谓的保守派诚如杨小凯君言，是文革中有系统迫害他人的主要力量。他们 从军队介入，支一派打一派，稳定住局势后，直到今天，始终占据着中国的政工系 统。他们是举起左手打倒走资派，举起右手打倒造反派。打倒走资派可以挤开升迁 的空缺，打倒造反派可以挤掉竞争的对手。他们的高超之处就在于至今使走资派痛 恨造反派，使造反派痛恨走资派，而双方都不特别恨他们这些保守派。文革结束后 的平反和揪“三种人”时还是由他们来主持。 一个曾经被打成五一六的造反派对我说：“我们造反派就象太监一样。某朝大臣 启奏，说宫内太监有净身不彻底者，秽乱宫闱；请皇上降旨，把所有的太监再重骟 一遍。我们参加了一次造反挨了这么多年整，已经净过好几次身，骟过好几遍了。 看来这回上面还嫌骟得不够干净，还得再骟一次。”其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14.关于“伸张正义” 文革中的中华民族丑陋无比，毫无正义可言。凡曾经有一天出风头机会得意过的 人，没一个是正经好东西。上至伟大领袖，副统帅，下至红卫兵小将，造反派和所 谓的保守派。没一人值得同情褒扬。 杨小凯先生主张象纽伦堡法庭那样伸张正义，不分派系地审判红卫兵、造反派和 土改干部。这事我非常赞赏。但假设今天中国政府授与全权，请杨小凯先生按他自 己提出的这个主张行事，不知道他有什么办法把这些迫害他人者从十一亿的人群里 一个不剩地分辨出来，而又不冤枉一个无辜，避免制造新一轮的冤案。 笔者完全赞同杨小凯先生的主张，只是质疑技术方法。因为至今有人事档案经验 的仍是保守派，连邓小平也拿他们没辙。 邓小平是最大的走资派之一，挨过好整。从个人恩怨上来说，他最应该恨这个迫 害人的政工系统。但他也找不到同样庞大规模的一批有经验的人把现有的政工系统 整个代替掉。如今他的大位已经坐稳，索性利用这个曾经迫害过他自己，但现在已 经向他本人投诚的旧政工系统来为自己工作。 15.文革是社会精英的集体犯罪 据社会学系学生到北京市公安局调查的结果发现，文革高潮时的刑事犯罪率最低 ，几近于零。其重要原因之一是老红卫兵在破四旧时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过十万人 批斗小流氓的大会。此事随即遭到周恩来、陈毅等人的批评和讥笑：用十万人大会 批斗小流氓，也太小题大作了。 之所以那时刑事犯罪率低到几乎零，是因为从老红卫兵开始的“革命行动”，到 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批斗走资派，抄家，打人，武斗和私设公堂本身就是空前规模的 刑事犯罪。而很多有些经历过文革自由结社的人至今仍怀念当时的浪漫情调。 文革如果不是全民刑事犯罪的话，至少是全社会精英的集体犯罪，也就找不出一 批自身干净的精英有资格开设“纽伦堡”法庭。 笔者对文革冤案的处理意见是：第一，不计派系地追究所有迫害致死的人命案， 包括拷打致死和私设公堂逼死的。但武斗打死的不在其内：谁让你去武斗的呢。纽 伦堡法庭也不审判战场上的德国国防军。这样牵连的面要小一些，而且定罪的技术 要求也不高：你把别人弄死了，你就应该服刑。第二，重价赔偿这些受难者遗属， 买下来他们的怨气。第三，中共就其故主席发动文革，掷全民族于仇杀血海的罪行 公开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