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革命” ·刘树· 本文的话题是看了杨小凯“再谈文革”(见去年《中国之春》第十月号)想到的 ,写出来算是个呼应。 否定文革:不同阶层有不同内容 毛泽东去世后,否定文革成为上下一致的共识。重新上台当权的人咒骂文革,吃 尽苦头的老百姓也恨文革,知识分子想起那些当牛鬼蛇神的日子就痛心疾首,普通 人回忆起“公安六条”、群众专政、红色恐怖就战战兢兢。但是,只要认真分析一 下就可以明白:不同阶层的人对文革的否定其实是针对不同成分的。重新上台的当权 者咒骂的是那种一夜之间失去权力,被人拉下马东批西斗的凄惶岁月和丢尽面子的 悲惨。当然他们的控诉中也有对封建宗法体制的懊恼,但这种懊恼主要不是在于追 求一个公平的普遍的社会政治体制,而是要求法治切实保障他们的地位不受侵犯。 实际上,那个使他们受害的体制就是他们自己建立的,所以这种怨恨应当是针对他 们自己的。看看他们上台后是否真正愿意建立普遍平等的法治体系以及是否与平民 一样遵守它,就可以知道他们的本意了。 知识分子的怨恨主要是针对封建专制制度对知识的蔑视。从大学教授到乡村教师 ,从作家艺术家到青年学生,都对那种不尊重科学和知识分子的文革深恶痛绝。平 民对文革的愤怒主要是政治上受骗后的沮丧和文革带来的物质生活的巨大困苦。在 很长的时间内,也许至今还有人认为,在文革中受苦最大的是当权派和知识分子。 其实,整个文革过程中,社会经济生活的担子是由工农百姓担当的。职工十年文革 中,几乎没提过一次工资,农民收入的大部分被国家征收。那时我在乡村劳动,每 到收获季节,各级干部都把收购粮食和棉花当作最严肃的政治任务。农民的粮食首 先要满足上级的统购指标,甚至完全不管农民的口粮。当人们断粮断炊时,政府再 搞少量的返销,有些地方冻死很多人。我们一家六口人,四个整劳动力干活,总是 不够吃的。一九七四年夏粮分配中,我们只分到十七斤小麦!害得我父亲不得不逃荒 要饭。在旷日持久的文革争斗中,平民承担他们不应当承担的东西,贵族失去了他 们本不应当得到的东西。两者是很不同的。 一场巨大的灾难中,包含着各个阶层互相矛盾又互相重合的利害关系。即使是敌 对双方,当他们都打得精疲力尽时,会同时宣布结束战争,但是这并不等于利益的 一致。上边否定文革的说法在平民的心目中是“再也不搞那一套,大家好好过日子 ”,可是在当权者的理解是:但愿我们的权力从此不再受侵犯了。 我同意杨小凯关于造反派命运的分析。在共产党的历次运动中,所有的造反派都 是倒霉的。在农村,有个大体的脉络。一九五五年成立互助组到五六年的农村集体 化,很多农民想不通,所以在五七年春天城市里大鸣大放的时候,农村搞了私收麦 子的运动。因为那一季的麦子是去年(五六年秋天)农民自己种的,那时土地还没入 社归公。这就是被毛泽东称之为“少数人闹事”的那段历史。后来这些“闹事”的 人都遭到中共基层政权的严重打击。城市反右时候,乡村正在打击“闹社分子”, 很多带头闹社的人在睡梦中被民兵叫出来,毫无理由就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些人后 来有的变得沉默,不再和共产党作对。但有的仍然对中共基层政权怀有强烈的不满 。他们不可能就是否走合作化道路发表意见,而只能利用共产党的运动发泄情绪。 后来的“四清”运动中,一些对中共基层干部有意见的人纷纷控诉揭发,干部曾经 在“后十条”下达后很不舒服一阵子。但是不久就翻过来了。那些给干部提意见的 人们被打了下去。直到文革前,这些人还被四清上台干部称为“意见包子”、“吃 运动饭的痞子”等。他们多数遭到干部的打击报复,穿小鞋。消极接受教训的,表 示再也不上当了。但是,文革一来,他们还是沉不住气,又当了造反派。虽然各地 有所不同,大体纹理是这样的。城市里的造反派,也大多是那些在文革前的运动中 或日常生活中对基层干部不满的人。他们利用文革的机会,希望能够解决他们的问 题,改变处境,这也就是杨小凯论述的“政治上从来就是相互利用”。这些人最后 还是被出卖了。政治上的打击最重,思想上受骗最深,生活上过得最惨的就是造反 派。当他们说否定文革时,其内容是再也不相信共产党的欺骗,带有很重的自嘲和 揶揄。为什么那么多自称为独立思考的精英也鹦鹉学舌,跟着当权派一起诋毁造反 派呢?造反派究竟应当对那场史无前例的灾难负多大的责任呢?移花接木,嫁祸于 人,历史难道瞎了眼吗? 林彪、周恩来和造反派 参加过文革的人可以简单回忆一下文革史。六六年,毛泽东发动文革。用当时的 运行体制,毛泽东无法达到目的,因此不得不依赖军队和个人亲信。这时毛和林彪 是同伴,周恩来委曲求全,奔走左右。 一九六七年的全国夺权风暴过程中,军队支左,林彪的行动配合了毛的政治行动 ,林彪的地位达到高峰。完成权力更迭的大手术以后,毛清洗了政敌,并非不想力 挽狂澜结束文革。但是这时发生了“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上层贵族(当时所 谓的两府:总理府和元帅府)对于这个大手术的最强烈的反映,其中包括对林彪权力 的挑战。从元帅们大闹怀仁堂到湖南道县事件(河北、山东、广西、内蒙古等地也都 发生过类似惨案)可以看出,“二月逆流”是贵族保守势力对造反派的政治反扑。它 使毛觉得不仅是针对林彪,而且也是针对他的。当时正处于热烈合作中的毛林两个 很容易就取得共识。“反二月逆流”是林彪获得毛的支持后所进行的非常成功的政 治活动。在这个回合中,毛和林各有所得。反二月逆流后,各地造反派规模迅速壮 大。 在这两次动荡中,作为贵族势力的代言人,周恩来失去大批人马。他的政治力量 远远不如林彪。但在后一轮斗争中,就是镇压已经日见壮大的造反派(尤其是大造反 派组织)运动中,周恩来得到毛的支持。这成为林彪政治生命的转折点。杨小凯在他 的文章中说得很清楚。周以群众自由结社对专制政体形成的巨大危险说服了毛。造 反派的存在和壮大只能使军队的地位加强。造反派力量越大,毛就越要倚靠军队、 倚靠林彪,林彪在政治格局中就会更加举足轻重。除了军队,当时已经没有什么力 量能和造反派组织抗衡。毛这时已经不需要乱,造反派的壮大使毛在和林彪的交易 中更加不利。周恩来说服毛以后,即四出征伐,打击造反派,制造了几起类似武汉 “百万雄师”那样的事件。周在六七年下半年的镇压全国大组织中不仅得到毛的许 可,而且使毛进一步看到周的作用——一个针对林彪的制衡力量。 此后的文革,成为主要以上层权力斗争为线索的共产党党内斗争。六八年,林彪 在政治上与四人帮联合。虽然周的地位巩固下来了,但是毛还不能抛弃林彪。在动 荡的社会现实面前,毛还需要军队,而江青等人这时也需要林彪的扶持。我想,在 支持江青出台一事上,周恩来失了一步好棋。毛默许了林和江青等人的联合。这种 联合使林彪在六九年的中共“九大”上得以确定为合法的接班人。 周并不是基于什么政治理念而拒绝江青他们上台的,他怕对手太多。但是“九大 ”以后不久,周开始联合四人帮搞林。他们利用毛的多疑、残忍,刚愎自用和对最 高权力的过敏,使毛对林彪开始戒备和猜疑。这种戒备使林彪甚为不安。最大的一 件事是珍宝岛事件后,康生制造所谓苏联入侵在即的情报,诱使林彪没得到毛的签 字就发布了一级战备通令。据说,这件事在周的渲染下,毛受的刺激很大。毛担心 林难以控制,开始想办法除掉林彪的军权。这正中周恩来的下怀。林彪是个非常警 觉的人,他马上看见了即将到来的危险。这时,林彪产生了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觉醒。他开始只是在技术上摆脱危险。但是后来他对毛本人的政治行为方式产生了 全面的否定。尽管即使林彪胜利,也不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但是他的觉醒以 及从“五七一工程”所反映出来的思想的确是难能可贵的。在上层,林彪是第一个 要全面改革毛的方针的人,他的政变流产原因很多。一九七零年,周恩来就已经得 到毛的信任(这种信任超过毛对林彪的信任)了。后来毛离开北京,放手让周收拾林 彪。不管林彪是在出逃中被击落的,还是在北京城里被火焰喷射器烧死,事实都只 能说明,林彪主要是被周搞掉的。那是二月逆流的继续,胜利的一方是周恩来及其 贵族力量。这个力量也是毛去世后扶持华国锋上台的那个力量。由此可见,在文革 开始,到文革结束的整整十年,甚至后来的所有重大事件,都是由军队力量导演的 。 说清楚他们谁是谁非是很难的。有一点很清楚,周恩来是始终站在保守势力一边 ,站在贵族利益一边的。在否定文革的政治合唱中,政治和文化界的上层分子之所 以如醉如狂地歌颂周,原因就在于此。可能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结 论:周恩来是中共内部贵族利益的代表人物。他将传统政治中所有的理念和技术运 用得炉火纯青,目的不是保护人民的利益而是忠于一个暴君并且保护自己的地位。 他从来没有在重大问题上保持独立的正确态度,却善于在上层社会作花边文章。当 上层文化界痛哭流涕连篇累牍歌颂周恩来时,试问谁能在几十年的重大政治斗争中 找到他的任何光彩的观点?没有谁比周恩来更具有欺骗性的了。连国民党的很多大 老都说周恩来是奇才,是毛泽东和共产党赖以存在的栋梁。真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 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