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文革”及“造反派” ----与杨小凯先生商榷 ·徐明旭· 近阅杨小凯先生的“再谈文革”（《中国之春》113期），提出在文革研究中打破 中共的“话语系统”，作独立的反思，我深有同感。文革已结束了十六年，国人的 反思还停留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上，而许多人已把文革忘记了，这正是中共所乐 见的。然而杨先生在试图打破中共“话语系统”时，却发表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见解 ，给扑朔迷离的文革增添了新的烟雾。为此我不揣冒昧，略述浅见，以收到引玉之 效。 一、文革中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吗？ 杨先生反对中共把文革定义为“十年浩劫”，指出“文革不是前后一致的十年浩 劫”，在文革的第二阶段，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 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它的特点是，原有的社会秩序完全崩溃，原有的政府和共产党 瘫痪，社会处于半无政府状态。政治是在军队、各派政治派别之间玩出来的。”这 话不合史实。政治学意义上的革命系指被统治者奋起反抗统治者并试图打倒统治者 以取而代之，即李逵所谓的“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文革中并未发生这样的革命 。诚然在那时，各级地方党委、政府都垮了，造反派一度掌握了基层单位的权力。 然而任何一个造反派组织没有也不敢公开号召打倒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及其最高统治 机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相反，他们无不信誓旦旦地宣称 自己无限忠于毛及中央文革。他们打倒各级地方党委、政府的借口则是后者反对毛 及中央文革，这算什么革命呢？充其量只能说是奉旨革命或御用革命而已。 诚然当时也有少数先知先觉者发表了叛经离道的言论，如遇罗克的“出身论”、 杨先生的“中国向何处去”、武汉鲁礼安、冯天艾的“北斗星学会”、《扬子江评 论》等等。但他们仍须“打着红旗反红旗”，而且很快便被中央文革点名被捕，可 见即便在文革最乱时，中国仍是共产党的天下（不要忘了当时有个“公安六条”） 。 杨先生说当时（各省）政局是由军队和各造反派组织共同左右的，难道解放军是 独立于中共的吗？当然不是，它仍听命于毛及中央军委，实际上取代了各级地方党 委，而造反派组织只有听命于军队才能存在。由于军内也在争权夺利，并受最高层 权力斗争影响，一度出现了复杂的形势。有些军阀在一九六七年初镇压造反派后被 最高当局撤换，他们所镇压的造反派得以翻身，如武汉“七·二零”事件后，武汉 军区司令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垮台，造反派“三钢三新”扬眉吐气。这就造成一种 错觉，似乎陈、钟是被“三钢三新”打倒的，陈、钟垮台后湖北便成了“三钢三新 ”的天下，这显然是误解。陈、钟是被毛、林、江打倒的，其公开的罪名虽是“支 左”方向错误，实际是为了削弱军界元老派的力量（陈是徐向前旧部）。陈、钟垮 台后主宰湖北的是新任武汉军区司令、政委曾思玉、刘丰（均为林彪嫡系）。“三 钢三新”虽被捧为“左派”，很风光了一阵，其头头还进了省市革委会，却毫无实 权。有个真实的笑话不妨立此存照，供文革史家参考：武汉“钢工总”头头朱洪霞 虽任省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湖北省防汛抗洪指挥部总指挥；“钢九一三”（武钢 工人造反派）头头李湘玉虽任武汉市革委副主任，实职却是武汉市爱国卫生运动委 员会主任；“工造司”（新派工人造反组织）头头吴焱金亦任武汉市革委副主任， 实职却是武汉市修旧利废办公室主任；至于学生组织“新华工”、“钢二司”头头 张立国、杨道远则只有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革委主任的实职，一九六八年底 “工宣队”进校后，他们都回班接受“再教育”。这五颗“新星”后来都进了监狱 。造反派何尝真正左右过各省政局？更不必说中国政局了!一九六八年夏北航“红旗 ”曾召集“全国造反派总部”筹备会议，立即遭到中央文革的禁止，被指为“北行 黑会”，成为后来“清查五一六”的重点案件。 确有部份造反派头头真正当了权，如上海的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一 伙，但他们不过是毛、江、张（春桥）的驯服工具。杨先生说文革第二阶段发生了 真正的革命是毫无根据的。 二、造反派是“正确路线”代表吗？ 从文革第二阶段发生了革命这一观点出发，杨先生反复强调造反派是出身不好或 受中共迫害的人造中共的反即革中共的命，并一再为之鸣不平。他还说：“我在这 里讲的不少观点，已由大陆著名不同政见者刘国凯在其杰出文章《文化革命简析》 中表达过。他在文中气愤地问道：造反派绝大多数在文革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迫 害，不少的家破人亡，而今天在官方的文革史中，造反派都是迫害人的人，而那些 文革前、文革后一而再、再而三迫害人的人却在文革后成了正确路线的代表，世上 还有比这更不公正的世道吗？”这话令人十分费解。“正确路线”本是中共“话语 系统”中的重要概念，指坚持马列主义、共党领导、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路 线。从这一定义出发，那些镇压造反派的人（中共老干部、老党员）自然是“正确 路线的代表”。难道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造反派正名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才 算公正吗？时至今日还为造反派争“正统”不是很滑稽吗？杨先生自己似乎亦未能 跳出中共的“话语系统”。 细究起来，中共所说的造反派（亦即目前国人通常理解的造反派和杨先生所说的 造反派不尽相同。中共的定义是一切在文革中犯上作乱斗过共干的人，杨先生的定 义仅指文革初炮轰省市委的人，即所谓“老造反派”，其内涵较前者窄得多。其实 由于毛和中央文革的煽动，文革初保省市委的保守派到了“一月革命”时大多亦转 而反省市委，变成了新造反派，与老造反派争权，浙江的“省联总”即是一例。而 文革初率先炮轰浙江省委的“红暴”为了投机，却在“一月革命”时转而保江华（ 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冲垮了“省联总”召开的斗争江华的万人大会。这里内幕颇 复杂，不妨立此存照，供文革史家参考：当时毛指示造反派夺权必须与军队、“革 命老干部”搞“三结合”，迫使造反派“解放”与“结合”部份“走资派”。周恩 来趁机向“红暴”表示江华可以结合，“红暴”以为得了圣旨，由斗江而保江。不 料浙江军阀南萍（林彪嫡系、二十军政委，“九一三”事件后垮台）在林彪支持下 坚决要求打倒江华，并得到毛支持。周立即矢口否认自己保过江华，“红暴”便成 为牺牲品，被浙江省革委主任南萍整垮。一九六八年夏，毛忽然又下了一道圣谕： “浙江的红暴与武汉的百万雄师不同，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应该恢复组织。” “红暴”东山再起，但始终低“省联总”一头。文革后，“省联总”头头翁松鹤、 张永生和“红暴”头头方剑文都被当做造反派头头逮捕判刑。 又以广西为例，杨先生称“四·二二”为造反派，其实“四·二二”在炮打“广 西王”韦国清时死保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伍晋南，而被杨先生称为保守派的“联 指”则保韦打伍。韦在毛林周及中央文革支持下血腥镇压了“四·二二”后平步青 云，当到政治局委员，文革后出任解放军总政主任。他支持华国锋搞“两个凡是” ，反对邓小平复出，邓当权后先将韦调任闲职--人大副委员长，一九八五年全国党 代会上将韦逐出政治局，转入中顾委，韦不久抑郁而死。还在韦下台前，胡耀邦主 持召开广西工作会议，指出广西仍是“三种人”（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 人、搞打砸抢烧杀的人）当权，必须清理。当时的广西区委书记乔晓光代韦受过作 检讨。会后广西被迫成立各级“处遗办”调查处理文革中“联指”杀、吃“四·二 二”成员的问题（当然不彻底），这便是郑义的“广西人吃人狂潮真相”说广西造 反派吃人的由来。在邓、胡眼里，“联指”和“四·二二”都是杀人放火的造反派 （这也是事实，“四·二二”曾杀人放火。这里举一个小例：一九六八年广西武斗 高潮时，广西医学院“四·二二”的“作战部长”----一女学生整天挂着望远镜， 站在吉普车上视察阵地，左右有两名全副武装的大汉保镖。一天有个参加“联指” 的学生潜回宿舍取衣物，被“四·二二”同学逮住，请示刚好驱车路过的“作战部 长”如何发落，这位女将把手一挥：“枪毙!”。该生当即被其同学就地枪毙了。） 都不是好东西。郑义即从此说。杨先生否认“联指”是造反派，为“四·二二”鸣 冤，因为他对造反派的定义与邓、胡的不同。在我看来，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 量，邓、胡把两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对的。充其量只能说“四·二二”、“红暴”是 老造反派即狭义造反派，“联指”、“省联总”是由保守派转化而来的新造反派即 广义造反派。杨先生指后者为保守派，因为他至今仍站在老造反派立场上（他说他 的灵魂永远属于造反派），这当然有其情感上的理由。但他写文章论述文革史时， 应该先澄清自己对造反派的定义，然后再批评对造反派持不同定义的人如郑义。否 则这样的论争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毫无意义，这是许多研究文革的人所忽略的。 三、造反派为何造反？ 我们既已廓清了造反派的定义，下面来讨论一个问题：文革初的造反派为何造反 ？杨先生认为老造反派是为了反抗中共迫害。事实上在老造反派中出身不好或受过 中共迫害的是少数，大多数老造反出身“红五类”，对中共并无政治仇恨，这在大 学中尤其如此。因为中共自六十年代初便在招生工作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使 大学生中“黑五类”只占很小比例。在文革初血统论横行的情况下，只有出身“红 五类”的造反派才能顶住保守派的进攻。北京的造反新星蒯大富、朱成昭、韩爱晶 、谭厚兰、王大宾，还有上海的造反新贵王洪文、王秀珍、陈阿大一伙哪一个不是 “响当当”的“红五类？当时中央文革之所以批判血统论，不是要“黑五类”起来 造反，而是防止走资派和保守派借血统论转移斗争矛头，唆使群众斗“黑五类”而 放过走资派。可以说全国各大造反派组织的主要头头都是“红五类”，主观上并不 想推翻中共统治，那么他们为何要造共产党的反？ 这里有一个重要因素被杨先生忽略，那就是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农平 均主义。他们造反不是因为仇恨中共的统治，而是不满共干的特权。早在“四清” 时，毛就把“懒、馋、占、贪、变”的农村共干叫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 号召“学雷锋”时反复强调“艰苦奋斗、保持革命本色”。毛发动“反修斗争”时 则说苏共“变修”是因为“穷则革，革则富，富则修”。总之，当时的舆论造成了 一种共识：艰苦朴素就是革命，越穷越革命；贪图享受就是修正主义，越富越修。 这自然颇能欺骗依然一贫如洗的广大工农学生，使之安于毛的穷社会主义。当毛指 出党内走资派即反革命的修正主义份子（“五·一六通知 ”），号召群众起来打倒 他们时，便自然而然地把广大工农学生对享有特权的共干特别是高干的嫉恨充份调 动起来了。当时造反派公布走资派罪状时，除了“反毛”、“走资”外，都有一条 “生活腐败”，并列举许多细节，其实大多数中下层共干仅仅生活得比工农略为富 裕一点而已。而这往往比“反毛走资”罪更能激起公愤。“四人帮”垮台后，中共 发下许多文件，详述王洪文挥霍公款、穷奢极欲的细节，目的也在于激起公愤。由 此可见文革初造反派的原动力并不来自对中共的政治仇恨，而来自对共干的经济嫉 妒。这情形很象北京市民在八九民运中支持学生主要不是因为中共不民主，而是对 官倒、腐败不满。文革最先从大学发难，由于省市委工作组不准大学生全面打击校 内各级干部，并把许多主张“打倒一切”的学生打成反革命（如蒯大富），大学生 便在毛支持下反工作组，然后顺藤摸瓜，炮轰省市委。又因省市委的高干更富裕， 群众的嫉妒更强烈，终于酿成全民造反。 除了物质财富上的平均主义，还有精神财富上的平均主义，于是“资产阶级反动 学术权威”（在工厂里是“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便自然而然地也成了造反的 对象。学问越好，学术地位越高、名气越大的受打击也越残酷。在文艺界，不仅残 酷迫害一切名家（所谓“三名三高”），还残酷迫害一切有天才的青年（所谓“黑 尖子”、“黑苗子”）。钢琴神童顾圣婴因而被迫全家自杀，这类例子不胜枚举。 杨先生也许会申辩说文革初斗学术权威的不是老造反派，而是保皇派红卫兵，这 话不假。但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提出“清理阶级队伍”时，许多省老造反派已在学 校、工厂、文化科研单位掌权，他们为了“表忠心”，掀起了“深挖细找国民党残 渣余孽”的新一轮恐怖运动。出身不好或与国民党、三青团有瓜葛的老中年知识份 子首当其冲。假如一个单位有两派造反组织（如清华大学的“团派”与“四一四” ，北京大学的“新北大公社”与“井岗山兵团”），每派为了搞垮对方，就竞相在 对立派中抓“阶级敌人”；同时为了不让对方抓辫子，又竞相在本派内抓“阶级敌 人”。为此不惜严刑逼供、制造冤案、就像一个复旦大学教授说的：“红卫兵不管 是反张（春桥）还是保张的，都要拿我们祭刀”。对于公开对毛、林、江表示怀疑 和批评的青年知识份子，无论新老造反派都毫不心慈手软。许多大学在工宣队进校 前已在大抓“反动学生”（如聂元梓控制的北大）。试问造反派残酷迫害同样遭受 中共迫害的知识份子也是为了反对中共的迫害吗？说实在，造反派很像一群张献忠 式的愚民加暴民。而这正是毛所乐见的，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用他心爱的农民 文化取代他厌恶的“资产阶级文化”。后者还不是指西方文化，而是刘少奇等人从 赫鲁晓夫那里搬来的教育制度（教授治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经济管理方法（ 一长制、专家治厂、物质刺激）和文艺政策（有限度的“放”，鼓吹人道主义等） 。毛出于农民的狭隘天性，把这些稍带一点“洋气”的东西一概视为资产阶级文化 ，并认定这是导致修正主义的万恶之源，恨不得将其斩尽杀绝，张献忠式的造反派 正好充当了他的冲锋队。 四、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必须否定 我承认文革中确有受过中共歧视、迫害的人借造反之名反迫害，但他们人数比例 很小，未能在造反派中形成主流，而且不断被主流造反派自己清洗掉。我也承认造 反派在文革初起到了打击、削弱中共统治的作用，但他们对知识份子的迫害抵消了 这一作用。更重要的是他们打击共干的方式也是非理性非人性反人权反法制的，即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造反派斗共干的方式源自土改时农民斗地主），正是这 种以恶抗恶、以暴易暴的传统使中国的历史永远只能循环无法进步，这一点似乎从 无人指出过。当造反派无法无天地乱斗共干时，也就为自己日后被人乱斗创造了先 例与前提。 还有文革中被斗得最凶的往往是出身知识份子，较有头脑和良心，在文革前不愿 紧跟毛的极端政策的共干，他们或对“反右”、“反右倾”不坚决，或对“三面红 旗”心存怀疑，或同情彭德怀、或在三年大饥荒时大搞“三自一包”，或不满林彪 的“活学活用”运动和“政治冲击业务”等。正因如此，才被造反派说成一贯反毛 、罪大恶极。例如李大钊之子李葆华是在安徽饿死人最多时出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的，他一上任便大搞“三自一包”，被安徽百姓颂为“李青天”。文革初他被造反 派说成“刘少奇黑干将”斗得死去活来。林彪垮台后，李出任贵州省委第一书记， 却不记旧怨，力主给受迫害的造反派平反冤案。那些文革前一贯紧跟毛整人的共干 在文革中反而受打击最小，“解放”、“结合”最早。 至于造反派（不论新老）稍成气候便野心勃勃、权欲熏心、权令智昏、飞扬拔扈 、不可一世、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并殃及无辜，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总而言之，不 论什么样的造反派都只会盲目破坏，即便真的掌了权，也不可能在中国建立民主政 治。我们固然不应将文革的一切罪恶都记在造反派账上，但也无须为之评功摆好或 百般辩护。我们可以说造反派既有忧国忧民、追求真理的仁人志士（他们后来成了 四五运动和西单民主墙运动的骨干），也有野心家、骗子、流氓、恶棍、无赖、地 痞和不逞之徒。但就造反派作为一个政治集团在特殊历史时期所发挥的特殊历史作 用而言，实在说不上有何积极意义。因为归根到底，它乃是毛及中央文革一手炮制 的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