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的道德底线 ·吴方城· 从保护法案到沈彤归国 最近，钱达先生针对民运组织的内斗提出海外民主运动应当进行“整体的反省与 痛切的觉悟”，作为从《中春》出版第一期就开始阅读的忠实读者，一名民联成员 和对祖国命运、前途深表关切的人，我早有同感。 前不久，美国总统签署了国会通过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与此同时，海外民 运人士沈彤先生归国“发展民运组织”，导致了国内地下民运组织惨遭破坏，众多 国内民运人士或被捕入狱或被迫出逃。这两个事件顿时成了海外民运与华人舆论界 的关注中心，它们，加上其他一个又一个我所见所闻的事件，使我深感悲哀，现在 ，是应当从整体上、从道德上对我们所走过的路进行痛切的检讨与反思的时候了。 游说国会的悲剧所在 在美国众多中国留学生、学者的眼中，全美学自联成立几年最大的成绩无外是成 功地游说了国会，促成了“中国学生保护法案”的顺利通过。这似乎是众口同声的 。两年多前，笔者在本刊发表了《民主·绿卡·人血馒头》（见《中国之春》九零 年六月第八十五期）一文，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争论。最近，在“保护法案” 正式签署前后，舆论又激烈了起来，众多的意见、文章纷纷在海外的华人报刊、杂 志上发表。 从表面上看，似乎各有各的道理。反对游说的人认为，借着“六四”大屠杀为自 己办绿卡，是在吃沾着烈士鲜血的馒头，有损于海外民运的道德形象，从而在根本 上有损于中国的民主事业。赞成这一作法的人则认为，中共杀了人，学生害怕不愿 回去，就有资格办绿卡留在美国。到底全美学自联的一些负责人游说国会、为留美 学人争取绿卡的努力实现了什么样的目标呢？让我们理智、清醒、心平气和地来看 一看。 无可否认，自“六四”后成立的海外三大组织之一的全美学自联是海外中国学人 中规模最大的、独立于中共的自治团体，在组织与发动海外留学生、学者，宣传民 主思想上起了独特的作用。她已召开过四次代表大会，关心学自联成长的人都会注 意到，在每次大会“团结”和“胜利”的气氛中，在每次领导人总结上层工作的报 告和下层工作的展望中，除了一些为人们、包括笔者在内所赏识的业绩外，“游说 国会”和“争取居留”都成了不可缺少的话题，是许多人(当然不是一切人)之所以 热心于学自联活动之所在。作为一个庞大、松散的群众组织，设法使众多成员凝聚 在一起当然是好事，不是嘛，每次学自联的代表大会，都不乏有来自各州、各校的 代表参加，不乏有热烈的辩论和认真的选举。在当前民运正值低潮之际，一些学校 的分支组织(自治会)也还搞得火热。凡尚食“人间烟火”的人都不难看出，在某种 程度上这种向心力、这种火热，往往与学自联游说国会、争取居留权密不可分。终 于，游说的努力开花结果：布什总统签署了国会两院通过了的“中国学生保护法案 ”，如果到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总统尚未能向国会提出报告，证明中国大陆人士 可以安全返国，凡自一九九零年四月十日起即居住在美国者均可申请永久居留，取 得绿卡。 不言而喻，全美学自联所促成的这一结果自然会得到受益者的欢呼，凡在游说中 立下“汗马功劳”或在竞选宣言中强调游说者多以高票当选，可谓“人心所向”。 然而，一切真的是这样“形势大好”、“歌舞升平”吗？ 如果说，从一开始建立时学自联就仅只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特殊利益团体，一个以 维护留美学人权益为唯一宗旨的组织，那么，根据民主社会的道德准则，她在游说 中所作的一切当然是天经地义、无可指责的。许多中国留学生、学者出于种种原因 ，或追求自由民主，或希图更好的未来自我发展，乃至得到高水准的物质生活，从 而向往在世界最富有、最博大的自由国土美国寻求居留权，“人往高处走，水往底 处流”，这乃是他们不可剥夺的天赋权利。 然而，悲剧在于，全美学自联并非是一个非政治性的特殊利益团体，除了维护留 美学人权益之外，在其成立的宗旨内，在其纲领中，在中国实现民主自由的社会始 终是一面高高飘扬的大旗。学自联的创始人和历届领导人们一直把自己的组织作为 北京高自联的继续而自豪，高自联虽然被血腥地镇压了，但学自联又接过了高自联 的大旗，民主精神不死，“六四”先烈未竟的事业，海外的学子们在继续，这是何 等的气概，何等的令人振奋!也正是因为如此，学自联才在海外享有崇高的声望，赢 得了人们的尊敬。在游说国会之后，全美学自联的正面形象蒙上了层层阴影，越来 越多的人发出了不平的呼声： “这些人哪里是在搞民运!他们就是为了长留在美国!” “还自称是民运人士呢，简直在“挂羊头、卖狗肉”! “六四先烈流血牺牲，他们躲在海外大办绿卡，真是在吃人血馒头!” “学自联如不警惕，早晚会变成绿卡党”! “保护法案的绿卡拿到之日，就是学自联的民主精神丧失之时!” “…….” 这些呼声、批评之中也许或多或少染有情绪化成分，有的用词也许不够贴切，然 而，这些人所说的话错了吗？让我们来看一下事实。 一个直接了当的问题：在符合上述“保护”条件的八万中国大陆人士当中，到底 有多少人需要保护？众所周知，一些民运团体的领袖和民运骨干分子早已上了中共 的黑名单，给这些人延长居留以至政治庇护乃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据我所知，这 样的人仅占总人数远不到百分之一。根据有关人士在几所代表性的美国大学的取样 分析，从未参加过一次民运活动(包括示威游行、集会、捐款以及其他任何民运活动 )的中国大陆学人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还有少数专门听命于中共使馆、向中共 打小报告邀功请赏的“职业学生”，他们回国不仅不会受到迫害，等待他们的将是 加官进爵，这种人现在也恬不知耻地在准备改变身分、申请绿卡了! 久已写入“世界人权宣言”的庇护条款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重大进步，由于政治观 点、宗教信仰、加入特定组织或种族原因归本国而将面临迫害的人们，有在他国获 得庇护的权利。在美国移民法中也早就写明，凡因以上原因回国将受迫害并能拿出 令人信服的证据者，给予庇护。“六四”以后，面临中共迫害的中国大陆公民纷纷 逃亡海外，对此，全美学自联以及其他民运团体所应作的乃是积极辅导、协助具备 庇护条件的人，使他们的庇护要求能顺利得到批准，而不是良莠不分的“一锅端” 。更加荒谬的是，在“保护法案”中还有这样一项条款：符合条件者在九三年七月 一日前返回中国大陆的逗留时间不得超过九十天。如果这些人是被假定回国会要受 到迫害的，他们又怎么能回去呆上九十天，又平平安安地返回美国呢？这不是十足 的自相矛盾吗？前不久，一位学自联发言人竟在报上劝告返国探亲、旅游的学人， “告戒”他们要“小心”，因为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返国而并未受到迫害，就有可能 导致美国总统作证而得不到绿卡了。有良知的中国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一“告戒” 是多么的荒唐，“保护法案”的实质不也就可见一斑了吗？ 王辉先生在《留美学人华侨化的负面后果》一文(见九二年七月十五日《世界日报 》)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为了使自己安然留在美国，许多留学生希望国会给予他们 永久居留美国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获得必须建立在中国大陆的继续独裁与专制， 必须建立在留学生回国将遭受政治迫害的前提之上。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颇具讽刺， 也令人痛心的现象：中国大陆越黑暗、越专制，留美学生越有可能拿绿卡；同样， 中国如果越加速政治民主，留学生获得绿卡的希望就越渺茫。号称渴望中国早日民 主，进步的留美学生客观上成了中国民主化的对立面。” “这样，国人心目中无私、正直，独立的留学生形象蜕变成自私、虚伪与肮脏。 其直接后果将使留学生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失去信誉与影响力。 王辉先生的评论是会让一些人睡不着觉的，但又有谁能说他讲的话不是事实呢？ 而事实上既颇具讽刺又令人痛心的是：高举民主大旗的学自联的成功游说，造就了 数万名其根本利益与中国民主事业的利益实际相对立的中国人，至少在九三年七月 一日之前是如此。这难道不是中国民运史上的耻辱与悲哀吗？ 在反共的大旗之下 沈彤回国事件，在海外民运圈中激起了不小的波澜。 这些年来，在民运组织的大小会议上，在海外华人的报刊中，每当有人对民运团 体或民运人士提出批评、指责，就总会有人争辩说：万恶之源都在共产党，为什么 放着中共不骂，而要指责反共的民运团体和民运人士？去年在多伦多民联“五大” 期间的一次演讲会上，一位华侨用较激烈的言辞批评一个民运组织领导人的作风， 与会的一位代表竟作出如下反应： “有人恶毒攻击我们的民运组织!什么人才痛恨我们的民运组织？共产党!!!” 一下子，这位敢于批评自己组织的坦言人士就被打成了“共产党”。然而，最令 人不解的是，这位“反共”人士如此明目张胆、专横跋扈的荒唐言论，竟博得了大 约四分之一与会代表的掌声! 这次，当沈彤先生回国，从而使国内地下民运组织惨遭破坏的行为受到海外民运 人士(包括唐柏桥先生、龚小夏女士、封从德先生等多人)的批评和谴责时，又有人 为之辩护：应谴责中共，还是沈彤？(伍晓满文，九二年十一月四日《世界日报》) 中共无理怎怪沈彤？(项小吉文，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世界日报》) 据地下民运组织中国民自联及其他有关人士透露，沈彤这次大陆之行，使民自联 遭到重大破坏，至少有五人被捕，十数人被迫出逃，多人被传讯，不少人的家被查 抄，一些相关人士被扣押。而事实在于，这一切都是在沈彤与之接头后立刻发生的 。沈彤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盗用其他民运组织的名义，对国内民运人士发号施令 ，封官许愿。沈彤返美后连续在报刊上发表声明，为自己的行动百般辩解，声称“ 此行是成功且大有收获的”，“已达成预定目标”，避口不谈由于自己的作为对国 内民运造成重大伤害的事实，更没有一句自我批评和任何承担责任的表示。最近， 沈彤更是置当事人唐柏桥先生和众多民运人士的联合呼吁于不顾，与外国记者一道 (后者早已付沈二万五千美元)，强行在一家法、德两国合办的电视台上播放了只有 中共国安部才会喜出望外的有关国内地下民运组织活动的案件。 沈彤先生的行为并非是偶然的、孤立的。“六四”大屠杀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 运领袖，精英们纷纷逃亡国外，万众齐声讨伐中共的血腥罪行。在此之余，一些真 心关注中国民主前途的人们也不能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时学运领袖们能采 取较为正确的策略，及早撤出广场，牺牲是否会减少或避免、人民大众的鲜血是否 会少流一些？这种合情合理的提问本来是为了总结经验，教训，以便在未来的行动 中变得更聪明、更成熟一些。同样，当少数“六四”明星出国后在道德上毫不约束 自己，以自吹自擂，吃喝玩乐为荣时，出于对维护民运领袖形象的关切，人们也对 之提出了批评。 “共产党干了那么多的坏事，你们为什么偏要揪住民运领袖不放？”又有人出来 鸣不平了。逻辑是同样的：共产党是坏蛋，反共产党、反坏蛋的人自然是好人，是 批评不得的。这和毛泽东“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 要反对”的武断“教导”不是同出一辙吗？ 大家都看到，在反对共产党的人士当中，有众多的民主战士，他们为在中国实现 民主、自由、法制、人权，结束一党专政的崇高目标，与中共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这些人当然是我们的“自己人”，是民主事业的中坚力量。然而，与世界上所有的 人一样，这些民主战士(包括民运领袖)也并非完人，在现实的运作中，也会出现这 样或那样的失误或错误，他们的道德修养也需要不断地自我提高与完善，如果他们 犯了严重的错误，从而给民主事业带来损失与伤害，其中作为民运领袖和公众人物 者，理所当然地应当承担责任，受到批评，指责乃至纪律的处分。这和共产党坏不 坏，杀不杀人完全是两回事，扯不到一起来，反共的大旗不应当成为掩饰自身肌体 上脓疮的遮羞布。 现在，离“八九”民运那场悲壮的运动和“六四”大屠杀那血腥的日子已有三年 多了，至今尚无一位当事的学运领袖进行一次象样的反思和自我批评，承担一点点 的责任。前不久，有位广场上的明星应邀访台，当一位教授在座谈会上提出类似的 质疑已求商榷之时，这位明星并不作正面回答，而是冷冷地反唇相讥道： “天安门事件时你在哪里？” “台湾。”教授如实答道。 “你在做什么？”明星在问。 “教书。”教授回答。 其后的谈话不欢而止。这位明星的意思很清楚：你当时既然不在天安门广场，你 有什么资格对我进行质询或批评？顿时，这位明星的心态和人格展现在人们面前。 说到底，还是同一套逻辑：只要我在反共，我就永远是对的，只要我在反共，就没 有人有资格去批评我。否则，你或是别有用心，损害民运领袖形象，帮助共产党， 有中共特务的嫌疑。 海外民运已过去十年了，中国大陆经历了惊天动地的变化，经历了腥风血雨，然 而，中共在政治上仍然牢牢抓住一党专政不放，海外民运配合国内的民主力量进行 了艰苦的斗争。与此同时，在反共的大旗之下，也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怪人怪象和丑 闻丑事。 海外民运丑闻种种 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用“丑闻”二字形容民运内的不良现象似乎过于“刺激”， 用个温和些的字眼也许更好些。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用字刺激还是温和，而 在于事实上这些现象丑不丑，我们要不要说实话。 请看： 不是有这样一位民运组织的创始人，大权在握之后即违法乱纪，贪污腐化，在三 年多前被开除盟籍后仍“锲而不舍”，不断在民运队伍内造谣言、放暗箭、制造事 端，最终堕落到为办移民欺骗美国政府吗？ 不是有这样一位曾在广场立下英雄业绩的学生领袖流亡之后就在鲜花与赞歌之下 忘乎所以，吃喝玩乐，无所不为，大话、假话连篇而遭至人们的愤慨而声望一落千 丈吗？ 不是有这样一位曾受中共牢狱之苦的人士，在当上一个组织的头头之后，为了欺 世盗名并将捐款据为己有，谎称已回国“闯关”成功，在大陆“发展了民运组织” 、“开展了民运活动”，最后，在记者追问之下，拿不出一点点去过大陆的证据(哪 怕是一张照片或一纸机票)而狼狈不堪吗？ 不是有这样的人，以“莫须有”的罪名 凭空捏造“十四条”“证据”，诬指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是“中共国安部特务”吗？ 不是有的民运团体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在“六四”大屠杀之后，利用组织的招牌， 开设“政治避难公司”，公然高价出售盟证从中牟利，大发民运财，有的甚至不择 手段地争夺领导权，内战多年打个不休吗？ 不是有的民运人士受托携海外捐款，回国救济“六四”民运领袖和受难者家属， 却见财起意，公然伪造签名，从而贪污公款、填饱私囊吗？ 不是有的民运团体负责人，身无一技之长，又不愿打工吃苦以自救，数年来只想 靠外来捐款过日子，只会左右逢源，作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作和尚连钟都不撞 ，吃定了“民运饭”了吗？ 不是有这样一位前基层组织负责人，在当选为联合代表大会代表后，竟将无记名 选票非法带回家中，查对笔迹，打电话威胁盟员“为什么不投我的票吗？” 不是有这样一位“六四”英雄，应邀去一所美国大学演讲(美国人邀请给钱方去， 中国学生邀请是不去的)，给头等舱机票尚不满意，非让人家派“专机”来接送吗？ 不是也有这样一些(为数不少)政治避难的申请者，在请求民运团体帮助时，高喊 反共口号，信誓旦旦地表示要“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终生，”而一旦盟员证到手 ，取得了避难权之后就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吗？ 够了，以上这些触目惊心的事例只不过是笔者本人耳闻和目睹的，应当只是事实 上所发生的一小部分，难道它们不丑而用“丑闻”二字来形容太过分了吗？仅此这 些，还不足以引起民运人士和一切关心中国民主事业前途的人所震惊、所忧虑吗？ 可以想象，如果有一天共产党在中国倒了台，让以上这些人上去执政，难道我们不 会将重蹈改朝换代的覆辙、让中国人民重新生活在苦难之中吗？ 理想主义和道德底线 多年来，每当民运取得了一点进展，每当又有新人加入，使民运队伍得以成长， 壮大时，笔者都感到由衷的欢欣与喜悦。同样，每当看到民运队伍内部又出现坏事 、丑闻，出现使亲痛仇快的事件，也都感到深切的焦虑和痛心。正是共产党希望我 们民运组织肌体上出现脓疮、毒瘤，偏偏不去承认、不去医治。让我们坦坦荡荡地 承认自己的疾患，找出症结所在，以求彻底根治，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民运组织永 葆健康的肌体和旺盛的生命力。 众所周知，由于中共几十年来的倒行逆施和愚民政策，中国人早就对各种各样、 形形色色的理论和主义的说教厌倦了，民主的理念固然动听，共产主义的“大同世 界”又何尝不令人神往？然而，被中共这个反面教员教得早已十分“老练”的中国 人民更懂得“听其言、观其行”这一传统判断事物的准则，他们用这一准则去判断 共产党，也同样用这一准则去判断民主运动。 仅举一个实例。民联在美国有这样两个分部，姑且称之为甲和乙。甲分部座落在 一个有名的大都会，留学生、华人成千上万；乙分部在中西部一座小得多的城市， 华人仅有数百之众。两分部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乙分部盟员团结友爱、深得人心， 发展的盟员高达当地中国留学生的百分之十以上，连好几个外州的留学生也赶到该 分部去申请入盟。甲分部虽有比乙分部大几百倍的人力资源，但长期以来，一直散 砂一盘，内斗纷争不断。许多盟员长期不交盟费，不参加组织活动，加上个别人在 台后兴风作浪，成了总部面对的“老大难”。按理说，甲分部的条件要比乙分部好 得多，又是打着同一面民联的大旗，为什么两个分部的表现却大相竟庭呢？经调查 发现，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两个分部树立了不同的道德形象。乙分部从一成立起，就 从关心、帮助留学生入手，作大家的朋友，光明磊落，以诚相待。在组织内，盟员 注意遵守盟章、法纪，几乎个个如时交纳盟费，积极参加分部活动，并关心总部和 《中春》杂志的工作。这样，民联就在当地享有较大的声望。甲分部由于种种历史 原因，领导班子长期不能健全，一些前负责人视分部可有可无，有的还把领导权作 为打内战的资本，甚至本人也长期不交盟费。他们在盟内外甚乏公信力，直到最近 一次改选和整顿，分部工作才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可以看到，长期以来，在海外民运队伍中，在民运刊物上，人们天天谈、月 月讲的是民运的战略、战术、策略，是对中共营垒内的结构、动向与权力之争的分 析，唯独缺少的是检查与批评自己，缺少的是如何提高我们自身的道德素养，维护 我们的道德形象和保持我们的道义力量。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除了我们一只手中 握着的传家法宝——民主大旗以外，另一只手握着的法宝就是我们的道德形象和由 此而产生的道义力量。这是我们仅有的能够最终战胜敌人的武器，而前面所列举的 种种丑闻以及最近游说国会和沈彤回国事件，正是严重地损害了我们的道德形象， 削弱了我们借以感召人民大众的道义力量。 一位朋友对我说“你老是强调什么道德、道义，太理想主义了，共产党可不同你 讲这一套!”在他看来，共产党残暴、凶恶，只要为了打击共产党，采取什么样的手 段也不为过。 这位朋友的话把一个颇为重要的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反对共产党、从事民主运 动的人是不是可以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理想主义还应不应当有？海外民运人士 要不要为自己规范出一条道德底线？ 大家都知道，民主事业本身就是一项崇高、伟大的理想主义事业，为其实现，我 们必须付出诚实的、艰辛的劳动，与专制政权相搏斗，需要有勇气，有智慧，有谋 略。然而，正如古人所云：“世事有所为，有所不可为。”先圣也早就指出：“手 段的卑鄙证明目的的卑鄙。”一个崇高的事业绝对不应当通过卑鄙的手段来实现。 对以上所说的勇气、智慧和谋略，必须设定一条道德底线。而任何超越了这条底线 的手段，作法都将危及我们的道德形象，从而有损于我们的民主事业。游说国会以 及沈彤回国事件正是这种为了某种功利而不择手段的两个实例。 徐邦泰先生在《民运寄语》(九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世界日报》)一文中写道： “军队，绝对没有，金钱，几乎没有，如果我们真连道德形象与道义力量都不具 备，那么，我们恐怕只剩下一种资格——高唱一无所有”。 他的话不是足可以使一些人深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