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的莫莉花 【编者按】：一位前辈作家给我们带来了以下一组材料，其主角为因参与八九民 运而被中共当局判处三年徒刑的湖南邵阳师专女教师莫莉花。这组文章计有三篇： 莫莉花对法庭审判的记述，她在法庭上的“最后陈述”，法院的“判决书”。本刊 曾经发表过关于大陆民运的蜀中女将萧雪慧的报道，现在又来一位巾帼英雄。从这 些催人泪下的文字中，人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 人民给我以正义 ·莫莉花·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个寒冷的清晨。同囚室的女犯七手八脚地捐献出 发夹，为我梳理好一头长发，收拾好辩护材料，应着看守的叫喊声，我踏出了牢门 ，走向将陷我于罪的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当 我走在看守所囚室外长长的通道上时，耳畔响起了低沉雄浑的“国际歌”声。我知 道，这是那些同情八九民运，敬重我的囚徒们为我壮行色而做出的违反监规的大胆 举动。 我的眼睛湿润了。在唐山大地震的废墟上，在青海格尔木农场的灾难里，在安徽 洪水的泛滥之中，多少囚徒奋不顾身抢险救灾，表现了人类天性向善的一面。而今 天，在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今天，竟也是囹圄之中的囚徒首先鼓励我去迎接审判的 挑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名作《死屋手记》中所证明的：被剥夺了一切公民 权的罪犯，仍然具有人类的正义感和尊严感。“我们有罪，我们惭愧。你没有罪， 你要坚持，不要认罪！”他们从放风的棚顶上打来纸条，真诚地劝告我。 从夏到冬，铁门外遥遥相望的梧桐浓绿的枝叶已枯萎凋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条 伴着灰暗清冷的天空。在通铺和天花板之间，数着铁窗上更替的太阳和星星，忍受 着烈日的煎烤、暴雨的倾浇，吃着粗糙不堪的饭菜、耐着蚊叮虫咬老鼠爬面。天天 发低烧、苦苦煎熬着日子。更承受着激将精神崩溃的痛苦。和外界的接触只有一张 报纸，通版是中共“镇压反革命暴乱”的穷凶极恶的报道，往往令我痛不欲生。那 么人民呢?昔日热情支持学生运动的人民呢?他们是否正在高压下喑哑，如同驯服了 的羊群，低下头跟着一意孤行的领头羊，不知走向何方?难道他们从此将只盯着自己 的菜蓝子，忘却了曾染红大地的鲜血，忘却了仍在高墙电网之中受折磨的人们?难道 我们只能象失败了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孤独地踏上苦役流放的漫漫长？ 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在囚牢里愤而绝食时我曾写下一首悲哀的小诗： 我们死得无声无息， 凄凄荒草遮掩了痕迹。 夜莺早已停止了歌唱， 惊弓的黄丽在枝叶间喘息， 麻雀缩回自己的窝里， 为还活着沾沾自喜。 只有诗人不会忘记， 长风暴雨之中 他永无休止地为我们歌泣！ 公审大会之所以定在十二月二十四日，是因为这天是星期日，政府当局想借此机 会，让邵阳市大专院校学生及市民进行一次“法制教育”，以达到“杀一儆百”的 效果。但事实却做出了相反的回答。 走进宽阔而肃静的市委大礼堂的那一刻，旁听席上黑压压的人们全都扭过头来看 我。我却不敢向那边多瞥一眼。我怕看见半年未见了的年迈的双亲，为之牵肠挂肚 的丈夫和儿子，以及那些知心的女友，我怕一向感情脆弱的我会当场失声痛哭起来 ，以致影响准备了多日的法庭辩论的思路。在这场势不两立的法庭抗争中，我将一 人面对充满淫威的强敌，没有人援手，家里亲人担心我因死不认罪、态度恶劣而被 判重刑，不主张我做无罪辩。经过司法局批准才能为我家所聘请的律师，更是明确 地对我说，当局组织律师开会，严格规定不准为参加“动乱”的“反革命份子”做 无罪辩护。他是共产党员，不能违背党的指示。 “让我孤军作战好了。”我忍住气愤，意欲辞退律师，也为家里省几个钱。 也许是不忍心看到一个无辜的女人在被告席上孤苦无助，也许是邵阳市广大市民 （包括律师）对我被当成“动乱”的替罪羊所怀有的恻隐之心，这位年过半百的老 律师没有被我“顶”回去。他慢慢思考后，拿出了一个我们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 即由我自己主辩，而他----一个贯以雄辩著称的名律师只请法庭注意一些事实，而 回避是否有罪这样一个根本性质问题。 台上，法院的法官和检察院的公诉人都头顶国征，正襟危坐，煞有介事。我不禁 暗暗发笑。在预审阶段，我和他们都曾有过不少次唇枪舌箭的交锋，也曾指着他们 的鼻子痛斥：“公检法联合制造冤假错案。”他们也常常是无言以答。私下里，我 认为他们都不是坏人，而只是在代人受过。但在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我平静地 面对代表专制机器的他们，默默地说： “让我们较量一次吧！” 上午八点多钟，法庭调查开始。首先是审判长例行公事地询问姓名、年龄之类。 待问到被告人是以何种罪名被逮捕时，我停顿了片刻，讥笑地回答： “是以所谓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被捕。” “所----谓----的！”我听见背后听众席中有好些人低低地重复着。人群顿时活 跃起来，人们大概从这个词上得知已被关押半年之久的我仍无悔改之意了。 法庭一一出示证据。原来，我于六月三日从北京回邵在校新闻发布会上做的关于 北京学生运动十大问题的演讲。六月四日晚上在师专师生举行的“痛悼北京死难烈 士”追悼会上所做的发言，六月五日在邵阳市东风广场群众游行集会上影响全市的 演讲，均被公安录音摄像了。对于这些事实，我一一爽快地承认，并无异议。 宣读证人证言时，却发现大有区别。凡学生所做的证词，皆有为我开脱之意。而 学校的领导欲保“乌纱帽”，大都“阶级立场坚定”。最可鄙的是我所属的教育系 党总书记叫袁玉琪的，他竟拿出当年反右、“文革”中“揭发反革命”的本领，在 证词里无中生有，信口胡诌，说曾听我说过一些如何如何反动的话。听众席上，人 们禁不住摇头，有人“嘘”出声来。 我冷笑，当即提出反诉： “袁玉琪老师一直是我们尊敬的老教师了，可是他今天的证词却使我莫名其妙。 我不知道六月三日后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并说过那些话的。我想，袁书记要么就 是神经出了毛病，要么就是人格有问题。我对他的人格表示怀疑。现在，我提醒法 庭依照法律对落井下石、诬陷他人的袁玉琪以诬陷罪、伪证罪起诉！” 话刚落音，台下响起掌声，叫好声。仿佛是一声春风，使我震惊，给我温馨。它 使我意识到，我不是形只影单上阵，身后，人民与我同在。 审判长重申法庭纪律，并以拘留，驱逐出法庭以威吓听众。 当时，那位被我反诉的证人袁书记并未亲自到庭。事后他听人说这一段后，嗫嚅 着说：“我不知道证词都要拿到法庭上去念的。”为当局需要制造证词，似乎是他 的“党性”所驱使。为此，他连起码的法律常识，起码的做人道德都不顾了。两三 年以后，我从高墙内走出，恨恨于千夫所指的李鹏何以仍在台上，殊不知有多少袁 书记这样的基层党领导做他的社会基础。 一上午冗长的法庭调查，使站在被告席上的我头发晕，身子发冷。看我神色不对 ，押解我的女警叫我在礼堂前排坐下。身后，听众席上有人递来热茶，暖手炉。还 有人轻轻传来口语：“镇静点，别怕！” 中午被囚车押回看守所吃饭，回法庭时，突然发现我的一些从各地赶来的女友齐 齐站在门口，冲着我喊：“莫莉，象上午一样，勇敢些！”另有一个年轻人趁女警 转过头去那刹那，迅速地把一卷用于辩护的材料往我手里塞。 激烈的战斗在下午打响。公诉人宣读又臭又长的公诉词，对我进行指控。然后由 我自己主辨。在开庭审判之前，法院方面曾警告我，如果我利用公开说话的机会继 续宣传学潮中的那些观点，将被从严治罪。家中亲人为此非常担忧。我必须讲究策 略。仔细思考过后，我采取的方法是从法律角度为自己做无罪辨。以子之矛攻子之 盾，就用他们制定的法律去驳斥他们自己。 监禁半年的日子里，我利用斗争争来的读书权利熟读了《刑法学》，研究了中国 法律关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理论，并借鉴了外国的一些人权理论。然后，将 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起诉书逐字逐句地进行分析、批驳，构成了我的法庭辩 护词。 在嘲笑了公诉词尽使用些上纲上线，戴高帽子的“文革语言”毫无“创新”之后 ，我根据法律条文，从“反革命”罪的犯罪构成的主、客观方面进行全面论证。我 说道： “我认为我的行为不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其理由主要是： 一、主观方面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是出自反革命故意，而是出自一种爱国主义 、人道主义冲动。 二、客观方面不是煽动行为，而是传播消息，散布观点，表达思想，批评政府领 导人的合法行为。” 我根据法律和事实力辨，宣称公诉人所指控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完全不能成 立。其后逐大开玩笑，要求法庭主持公道，给曾经阻止过学生堵桥，卧轨等过激行 为的我予以奖励。并且一本正经地宣读报上登载的关于李鹏对民运人士“宽厚态度 ”的谈话，声明“今天就是体现总理先生‘宽厚态度’的时候了，也是政府领导人 取信于民的时候了。” 群众屏息静听，时而爆发出掌声。对我发言中的“黑色幽默”，亦报之以会心的 笑声。自始至终，我感觉到自己是一朵被热情的海洋所簇拥的浪花。正如我在辩论 中说的： “我们都说过同样激动的话语，我们都流过同样悲愤的泪水。如果今天的法庭判 决我有罪，那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我是代表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这被告席， 我是代替成千上万的人承担罪名！” 两轮辩论下来，公诉人面红耳赤，如坐针毡。他的发言常常被一阵阵嘲笑淹没。 在我条分缕拆起诉书所犯“客观归罪”、“逻辑上推不出”等四大错误时，他终于 奈不住了，向审判长提出抗议，说按照法律，被告人不可以如此攻击起诉书云云。 当我质问他道：“你们处心积虑地要把我这个爱祖国爱学生的普通教师打成‘反革 命’，你们对得起头上的国征吗！”他更是一副无地自容之状。事后听说检察院的 官员大都不肯接我这个案子，也难为这位先生当替罪羊了。 我的律师在一旁大敲边鼓，他一会儿念出一首我好多年前写的颂“七一”的应景 之作，一会儿又谈起我原在学校教书的表现不错，是否可以宽大给出路云云。煞费 苦心地在我和公诉人之间水火不相容的矛盾中和稀泥，常令听众忍俊不能。 轮到“被告人最后陈述”时，夜幕已经降临了。宽阔的大礼堂座无虚席。几千市 民和大专学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陪伴我受审。在“最后陈述”中，我回顾了中共 几十年来镇压“反革命”的血泪历史，用一串串连珠炮式的反问句指斥中共违背宪 法、践踏人权。 最后，我表示： “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至于我个人，我想起了陶铸同志的一句话，‘心底 无私天地宽’。不管今天的法庭如何判我，我将永远热爱祖国，忠于人民。如果为 此我必须付出自由作代价，必须承受历史的苦难，我也别无选择！” “哗----”：如同春洪大爆发，春雷阵阵，掌声四起响彻夜空。我的泪水决堤而 涌。 患难之中见真情。邵阳----这个古老的山城，蔡锷的故乡，人们一改平时冷漠麻 木的面孔，展现了他们充满正义感，热情如火的灵魂。一位素不相识的朋友事后写 信告诉我：“那天，我们好多男子汉都哭了，凡是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不哭”。 法庭里一位长者走到我那哭泣着的母亲面前，大声说：“您不要哭！如果我有这样 的女儿，我要为她骄傲！” 法庭审判长焦头烂额，无可奈何。待掌声稍稍平息后，为做做姿态，他厉声命令 法警将前排一个拍手欢呼的少年驱逐出法庭，据说那少年从前门被推出后，又从后 门悄悄地溜进法庭来了。 然后法庭迫于巨大的舆论压力，把我的刑期压至原内定范围的最低，即有期徒刑 三年，附加剥夺政治权利一年。据说，当时邵阳市的政法方面的负责人也参加了旁 听，事后批评了有关司法人员，说他们“打了一个大败仗”。政府当局无法一一清 查“喧闹法庭”的人员，只能发出通报，曰“反革命气焰嚣张，势力尚不小。”要 求各地在审判“反革命”时，“吸取邵阳教训”。从此，一些地区在审判民运人士 时，都以开小庭，“选拔”听众的方式进行了。 我已毫不在乎刑期的长短了，只是紧紧搂着儿子，让热泪和儿子小脸上的泪水流 在一起。我爱人傅政明激动地拉着我。他在“六四”晚上发表退党声明，被强行开 除出党，降职降薪。历经患难的我们终于看到，在这场政府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制 造恐怖气氛的公审大会上，人民已用掌声对我的案件做出了正义的宣判。 高墙外花开花落，高墙内两度春秋。在难熬的岁月里，法庭里不顾威吓爆发出来 的掌声长久地在耳畔回荡。它使我消失了那种浸透骨髓的孤独绝望感，使我不敢轻 生，不敢懈怠，而敢于咽下痛苦，嚼碎委屈，抗拒一切诱惑，坚持自己的信念。虽 然，眼前仍是烟雾迷茫，脚下仍是飘泊之途，但我拥有邵阳市人民留给我的永远的 珍宝----在暗夜中闪闪发光的记忆。 最后陈述 ----法庭辩护词 莫莉花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各位旁听观众、朋友们： 在这由法律赋予的被告人最后陈述的时刻，请允许我说几句心里话。 四十年来，在我们共和国的法庭上，上演过无数的制造“反革命”冤假错案的悲 剧。据可靠材料，到一九八零年底，全国复查纠正的“反革命”案件达几十万余件 。他们中有被判处死刑的张志新、李九莲、遇罗克，有被迫害致死的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刘少奇、陶铸、贺龙，还有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四五”英雄们。 让我们在这些英灵面前低下我们沉重的头颅，致以我们最崇高的敬意。这样一个 混和着血和泪的惨痛的历史，毕竟，是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在内的。每一个正直的共 和国公民都应该问问自己：我们该怎样反思这段历史？我对这样的悲剧历史负有什 么样的责任？我为健全中国的民主和法制做过什么？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教师，无法和上述先烈相比。但是，我和他们的相同点是：我 也被指控为“反革命”。而在我的胸腔里，同样跳动着一颗热爱祖国、忠于人民的 赤子之心。 如果不能确证我具有反革命目的，就主观臆断违背法律给我定罪，那么，参加游 行示威的千百万人，同情支持学生运动的亿万人民，包括今天在座的一部份人，给 你们加上同样的罪名还有什么不行吗？如果你们和我一样没有罪恶的目的，你们会 心甘情愿地认罪吗？ 如果我----一个出于爱国热情而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要遭到法律的严惩，那么，今 后谁还敢关心这个国家？谁还敢思考和探索祖国的命运？ 如果我----一个出于真诚无私的同情心，出于人道主义而卷入学潮的人要遭到法 律的严惩，那么，我们将来还能不能看见真诚、看见同情、看见爱心？我们这个社 会有没有走向虚伪、走向麻木、走向冷酷的可能？ 如果我----一个追求民主理想，只不过犯了急躁性、幼稚性错误的人要遭到法律 的严惩，那么，《邓小平文选》第二百九十二页中所说的：“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 建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这样的现状怎么进一步改变？中国人民还能不 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获得更多的民主权利？ 大千世界的芸芸众生，谁不犯错误？连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也犯。只有死人和末 出世的人才不犯错误。如果对一个出于爱国，出于真诚，出于人道主义而犯错误的 人要用上纲上线，用强力施以严刑，这能不叫人寒心吗？ 在监狱里，我挨了打。那些真正的罪犯----杀人犯、抢劫犯、打了我还说：“反 革命就是该打！”尊敬的审判长，你们想过没有，当你们把一个爱国的公民推向罪 犯的处境，他要忍受多么大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折磨？ 个人在整个国家命运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我可以背上“反革命”黑 锅，我可以承受由此带来的一切苦难，但是，我们大家怎么能够容忍历史的又一悲 剧在中华大地上上演？我们怎么能容忍历史的悲剧就在这里上演？我们怎么能亲眼 看到中国司法史上又抹下一笔新的耻辱？！ 法律该怎么保护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法律该怎么维护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怎 样才能使宪法不成为一纸空文？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头顶国徽的人们深深 地思索。 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案子事先就确定有罪，法庭审判只不过是走走过场而已。所以 ，我曾经打算放弃辩护权。如果这些话是真的，那么，这是否违反了世界公认的“ 无罪推定”原则？是否违反了我国刑诉法的原则搞先判后审？这种流于形式的审判 怎么叫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这怎么能保障法律在人民心中的崇高威望？不公正的 判决将在人民心中毁掉什么？ 多少年来，我国人民一直盼望有包公那样的法官来维护人民的权利；多少年来， 人们盼望包公能从舞台上和银幕上走到现实中来。 尊敬的审判长，国征在你们头上闪耀，祖国在你们心中！ 尊敬的人民陪审员，你们来自人民，人民注视着你们！人民期待着你们！ 千秋功罪，自有人民评说。至于我个人，我想起了陶铸同志的一句诗：“心底无 私天地宽”。不管今天的法庭怎样判我，我将永远热爱祖国，终于人民。如果为此 必须付出自由作代价，必须承受历史赐予的苦难，我也别无选择！ 最后，让我在此向为我分担苦难的亲人们致以深深的歉意！向关心我的朋友们-- --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附 录】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判决书 （1989）刑一初字第150号 公诉人：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陆奎泉、代理检察员汪建君。 被告人：莫莉花，笔名莫莉，女，三十五岁，邵东县人，汉族，原系邵阳师专教 育科教师。住邵阳师专教工宿舍六栋一单元一号。因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于一九 八九年六月十四日被收审，同年九月三十日被逮捕。现押邵阳市公安局看守所。 辩护人：陈丘民。邵阳市第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湖南省邵阳市人民检察院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1989）刑起字第108号起诉 书，对被告人莫莉花以反革命宣传煽动一案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 ，由公诉人出庭支持公诉。依法进行了公开审理。现查明： 被告人莫莉花与邵阳师专学生黄某某、周某某于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六日离邵到 北京了解动乱的动向，并收集了一些动乱的资料。返邵后，莫于六月三日晚在邵阳 师专培训部教室向八十余人发表了所谓《关于北京学生运动的认识》十大问题的演 说。蓄意渲染政治动乱并攻击、诬蔑“李鹏制造动乱，以军队要挟人民，只要没有 李鹏，天下立即太平”。鼓吹要在中国建设民主政治、议会制、政治设计等。六月 六日晚，莫又在邵阳师专广播室利用广播设备向全校师生职工进行演说，再次散布 了上述反动言论。 六月三日晚至四日凌晨，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乱后，被告人莫莉花于六月四日晚和 五日上午，在邵阳师专和黎某某等极少数人为一小撮暴徒召开的“追悼会”上和邵 阳市人民广场发表演说，恶毒攻击和诬蔑我们的党和政府平息北京反革命暴乱是“ 法西斯政府对人民的血腥镇压”。狂妄叫嚣要为一小撮反革命暴徒“修一座更加高 大、更加壮丽的民主女神”。要以推翻中央人民政府去祭奠暴徒的“英灵”等等。 上述事实，有证人证言、书证、坚定结论在卷佐证，被告人亦供认在卷。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足以认定。 本院认为，被告人莫莉花在我们党和国家赢得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定性胜利 的时刻，公然发表演说，为北京的反革命暴徒鸣冤叫屈，歌功颂德。攻击党和国家 领导人，恶毒攻击党中央、国务院制止动乱、平息暴乱的决策和措施，煽动群众进 行对抗，妄图以此来达其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行为 已构成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零二条、第五十二 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莫莉花犯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 刑期从判决执行之日起计算，先行羁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 如不服本判决，可于接到判决书之次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及副本三份， 上诉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一庭 审判员　 周厚辉 代审判员　许中义 代审判员　徐　虹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书记员　 申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