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文扫地罪在何人？ ·高 新· 最近几个月里，北京流传着一首顺口溜曰：“教书匠，穷酸相；搞科研，没有钱 ；文盲富得流油，教师穷得发愁；要想发家致富，就得不学无术。” 听到这则顺口溜，使笔者自然想起自己所见、所闻及在报刊上所读到的大陆脑体 倒挂现象的种种实例。记录于此，只是想就此向中共当权者质问一句：大陆教师斯 文扫地罪在何人？ 文盲富得流油 因为参与“六四”，我在中共监狱里小住了一段。出狱后，因为不服气共产党给 我定的罪名是“参与动乱”，自然要千方百计寻找证明学潮不是动乱的依据。在同 一位小学教师交谈过程中，她对我说：“六四”刚刚过去的那些日子里，你们在监 狱里受苦，我们在外面的人日子也不好过。上面要求我们组织小学生慰问戒严部队 ，并且还要动员每个小学生捐款给戒严部队买礼物。我们知道孩子们的家长都不愿 意，所以只好挨家上门，流着眼泪请求家长们理解我们的难处。 这位教师还向我介绍了她二十多年前曾教过的两个学生的不同生活境遇。 学生甲肖某出身“无产阶级家庭”，其父在中共建政前是拉洋车的，中共建政后 加入了合作社，此后一直在一家煤厂蹬三轮车送煤球和蜂窝煤。 肖某小学没有毕业就休学了。走上社会后曾因为聚众打群架被公安局判了三年劳 教，自己也因此伤了眼睛。劳教结束后，他接了父亲的班，蹬上了送煤的三轮车。 肖某一家五口人，多少年都是挤在北京东单一带临街而建的一间低矮灰暗的小平 房里。改革开放后，北京的临街房陡然增值，肖某看准了机会，将全家搬到亲戚家 借住，把自己家和临街房改建成饭馆，专营涮羊肉。两年过后，肖某给自己和父母 各买了一套商品楼房，并购置了一辆大发牌面包车和一辆长安牌面包车。肖某发家 较早，所以当时购房购车都比现在便宜得多，但两套房加两辆车总共也要二十万元 人民币。 时到如今，肖某到底有多少钱没有人清楚。他自己对他的小学老师说：我小的时 候不争气，没有好好学习，我的孩子我要让他有出息。他介绍说，他专门为六岁的 独生儿花七千多元人民币买了一台“130星海牌”钢琴（大陆生产的立式钢琴最大的 一种），请了一位钢琴教师。另外还请了一位外语院校的大学生和一位师范院校的 大学生分别给他的孩子教授外语及文化课。 肖某说：仅请“家教”的花销一月要二百块钱左右；孩子爱喝“喜乐”（大陆风 糜的一种儿童营养饮料），仅此项一月也要一百多块钱。加上其他开销，光为这个 孩子，一个月怎么也得五百以上。 教师穷得发愁 小学教师二十多年前教过的另一个学生童某出身在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从小 学到初中都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尖子。“文革”开始后内蒙插队一去八年，七七年返 城即考上北京大学。 现在，童某在北京大学搞“超导”实验研究，妻子也是一名理科的助理研究员。 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幼儿园不收，但又请不起家庭保姆，所以两口子同时有实验任 务时只好用布带子把孩子拴在床上，然后将一把糖块洒在床四周。 这个不幸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的可怜孩子，每当父母双双去为“高科技”事 业奋斗时，就要象只被拴着的小狗觅食一样，满床爬着找糖吃。糖吃完了再哭一会 ，爸爸妈妈也就该下班了。 童某两口子一月全部收入是四百多元钱，虽然不需要赡养老人，但一家三口的花 销还不够文盲肖某一个孩子的花销。这种从事“高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和文盲之 间的生活对比，可能只有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才能看到。 教书匠，穷酸相 来美国之前，笔者曾在北京海淀区北太平庄农贸市场亲眼看到一位大学里的女性 中年教师为一毛钱同卖油菜的小贩讨价还价。“看您这个样子是个大学老师吧?”小 贩无可奈何地看着面露菜色，戴着一付老式黄框眼镜的顾客说：“您也真够不容易 的，这堆菜我不要钱了，白送！” 面对小贩并不恶意的施舍，这位教师愤然瞪起了眼睛，扔下那堆菜，昂首阔步地 慨然而去。周围的人肃然起敬地看着这位教师，可能是联想起了早年拒领美国面粉 的闻一多和更早年里不吃“嗟来之食”的伯夷。 不久，八九学运暴发，这位在大学讲台上教授了二十多年中共党史的女教师打着 呼吁“增加教育经费”的标语勇敢地走上了街头。 这都是发生在近四年以前的故事，当时，中共实行的是所谓的“有计划的商品经 济”政策。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如果说没有给大陆老百姓带来经济实惠，的确不 符合事实，但“造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穷教授，酸博士”；知识分子，尤其 是“灵魂工程师”十之八九是囊中羞涩同样也是事实。 四年后的今天，中共又实行了所谓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政策。而这一政策 给大学校园带来的最直接的变化是：教书匠们依然囊中羞涩，只是彻底丢掉了一九 八九年以前还多少保持着一点的斯文相。 前文提到的那位中共党史课女教师如今在干什么笔者没有了解到，但至少是与她 同专业的，北京师范学院（现已与其他几所院校合并改名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的 一位系副主任已经开始了卖馄饨和馅饼的“第二职业”。 搞科研，没有钱 中共十四大后，精简机构的宣传一时弄得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惶惶不可终日。但 一位刚刚来美国来的朋友说：国家机关的机构精简虽说喊得好凶，起码至今还是“ 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响应号召极快，一些研究所已经 通知所里的三分之一的助理研究员和副研究员自谋生路，条件是一年内发给基本工 资，一年后国家将再不管其死活。 要想发家致富，就得不学无术 香港报刊披露一则中共官方的调查材料显示：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南京、 西安、重庆、武汉、成都、沈阳等大城市中，有百分之五十五的大学教员、研究员 ，以及百分之六十的高级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进行“第二种副业”，其中百分之 八十的人从事与自己专业完全不相干的商业活动。 这则调查材料还披露说：到九二年六月底，上述大城市已经有一千七百多名教授 、讲师提出辞职，“改行”或要求提前退休，不约而同地走上了经商的道路。 但是，真正能够辞职“下海”经商的大学教师，无论其事业是否成功，至少其中 有一部分人可能是真的富起来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教书匠，穷酸相；搞科研 ，没有钱”。所以，“要想发家致富，就得不学无术”。最令人心酸，同时更令人 愤怒的是，许多没有经商门路的大学教师，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从事 体力劳动赚点贴补家用的小钱。 上文说的调查材料中说：北京、上海有名牌大学教师到酒吧当收银员；天津大学 十多名讲师利用晚上和节假日集体承包来往津京的公路运输工作，老板、调度、司 机、壮工一脚踢。重庆大学更是有教师在医院门口设摊经营鲜花、水果，同时代写 慰问卡。 脑体倒挂，罪在何人？ 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毕业的一位海外学人九二年在其母校做了一个“北师大各级 教师的工资调查”。他在调查结果中对比说：“一九五六年国务院规定的大学各级 教师的工资如下：助教工资五十六元至七十八元；讲师八十九元五角至一百四十元 ；副教授一百四十元至一百八十元；教授一百八十元至三百六十元。改革开放之后 新规定的大学各级教师的工资是：助教七十二元；讲师一百一十元；副教授一百三 十元；教授一百八十元。” 公正地说：大陆上现在的各级大学教师每月收入比上面所列还是要高出一些，因 为改革开放以前，大陆拿工资的各行各业，包括大学教师在内都只拿基本工资，而 现在每个拿工资的人除基本工资以外，每月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补贴、奖金及“工龄 工资”等。但无论如何，在不兼做第二职业的前提下，大陆大学教师现在的每月总 收入虽然绝对数字比改革开放前稍高一些，但如果把物价上涨因素考虑在内的话， 他们的实际收入绝对是呈下降趋势的。而且，级别越高的大学教师，经过了改革开 放后的生活水平越是下降得严重。 中共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工资改革规定，如果原工资超过改革后的新工资最高档的 话，保留不动。还以北师大教师为例：该校有一个著名的民间文学专家钟敬文教授 ，是大陆“文革”前评定出的一级教授中仍还活在世上的屈指可数者之一。他过去 的工资是三百六十元，如今还是三百六十元。但今天的三百六十元人民币的币值同 五、六十年代的同样数目的币值怎么可能相比？ 笔者曾就此向一个新近从北京来的留学生家长讨教，按这位老人的回忆对比，如 果拿鸡蛋或猪肉的价格为例，那么今天的三百六十元只顶得上五、六十年代的五分 之一。 好在钟敬文教授毕竟早年就当上了一级教授，而更多的新提升的教授，即使他们 的学术水平和对社会的实际贡献不亚于甚至远远超过了当年的一级教授，他们如今 的每月总收入也达不到三百六十元。 有了以上实例的对比，大陆如今脑体倒佳现象，教师穷得发愁的原因是什么，罪 在何人就已经有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