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文化”和“知识分子的软弱性” ·周 舵· “六·四”的发生，以及随后苏联东欧的巨变，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预示 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显然，我们正站在一个大变革时代的门槛上。 大变革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旧的理论、信仰、观念、原则、价值标准的全面失 效和崩溃。“崩溃”这个词容易使人产生一种误解，好象一座旧楼房崩塌之后，原 有的地基上只剩下一堆瓦砾。实际上，人的脑子在任何时候也不可能处于这样一种 一堆瓦砾的状况，因为人不能停止活动和思考，也就不可能没有据以活动、思考、 下判断所必不可少的思想基础，即一整套观念、方法、信仰和标准。人脑的任何一 个角落，只要新思想还没有进入，旧思想就一定盘踞在那里——哪怕是处于一团混 乱、自相矛盾的状况，旧思想也仍然在每时每刻发挥著作用。 我们从那些用共产党的方式去反对共产党的民运人士身上看到了一个好佐证。从 愿望上说，这些朋友确实对民主事业满腔热忱，然而他们的行事说话，却到处流露 出“党文化”无所不在的印记。而且，我想这不会是少数人独有的问题，每一个中 国人（包括港台和海外华人在内）说不定都是“党文化”的带菌者。我担心，不对 “党文化”作彻底的批判清理，所谓“民运”十之八九就会只不过是又一出改朝换 代的丑剧而已——甚至更坏，我们的民族可能长期陷于无成效、无建树的无谓争斗 而不能自拔。 本文想从一个差不多是全体中国人公认的命题“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谈起，对“ 党文化”的“革命崇拜”或“革命至上论”发一点异议，以就教于各方有识之士。 被共产党贴上的标签 “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是一个我们的祖上传下来的概念。凡读过历史的人都应 当知道，古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软弱。自古以来，中国专制王朝的每一页历史上 ，都洒满了那些不惜死谏的忠臣的鲜血和脑浆。说这话的是崇拜所谓“无产阶级的 彻底革命性”的共产党。理由是知识分子在“革命”中失去的一定不仅仅是锁链， 所以难免瞻前顾后。“越穷越革命”，“越不穷，就越软弱”。这是共产党正在为 夺取政权绞尽脑汁时说的话。 等到政权夺到手，话就开始倒过来说：“知识分子三天不打屁股就要翘尾巴”。 尾巴如果通体都“软弱”如面团，谁都知道那一定翘不起来。此时，共产党变成唯 恐知识分子不够软。所以，知识分子不仅尾巴要打断，脊梁要打断，浑身的每一块 骨头都要打断，务必使知识分子达到蚯蚓和蚕宝宝的软度。三十年下来，中国知识 分子便真的成了这样一种东西。毛称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那是因为当时毛 是在野的“匪首”。鲁迅若是活到一九五七年，不被毛枪毙掉，也得去北大荒种土 豆。 到了一九八九年，中国知识分子成千上万地造起反来，造到不顾死活的地步，应 当说是够“硬”的了，至少是硬到足以洗刷“软弱”恶名的程度了。可是不，所得 到的还是一个“软弱”的坏名声。理由呢？理由是没有出谭嗣同。那么，据以评价 的标准是什么呢？ “罪感”与“耻感” 关于“软弱”或“不软弱”的考虑还涉及一个中国传统道德伦理的反功利主义取 向问题。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伦理至上”的，这还不够确切，因为伦理可以有功 利主义的，以及非功利主义的。中国人的传统伦理是反功利主义的“群体本位和伦 理至上”。按照弗洛伊德和东西方其他一些心理学者的划分，人的内在情绪制裁大 致可分为“罪感”和“耻感”两类。西方社会的社会化过程主要体现为“罪感取向 ”。而东方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的社会化则主要体现为“耻感取向”。西方人的罪 感来源于虔诚的宗教信仰，是神权至上社会的人们将人神关系置于首位的表现。进 入近代以后，西方人的“罪感”的基础是源于个人判断主体行为的对错。若干人感 觉自己的行为不正确不该做，就会产生“罪感”。反之，“耻感”的基础是来源于 他人对主体行为的反应。若他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不佳，作为主题道德良心的“超 我”便会产生“耻感”。因此，所谓“耻感取向”，说到底，表明了人际关系思想 中体现群我关系的“群体意识”发达，反映了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群体本位”的特 征。也就是说，就总体倾向而言，中国人关心做人的好坏（而这好坏的判别是以众 人的看法为依归），不关心做事的成败。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有媚众动机，缺乏孤立 独行、蔑视流俗的勇气。 做人与做事，有时候是协调一致的，有时候却是矛盾冲突的。成功者往往是大奸 恶，道德圣贤者通常是失败者。一个理想社会似乎应该能把“成功”与“高尚”统 一在一起，然而，我们并不容易得到这样一种理想或比较理想的社会。或许从根本 上说，“成功”与“高尚”之间也存有某种类似“效率”和“公平”之间的替代效 应，某种“此消彼长”的关系？如是，则真令一切理想主义者败兴。 “群体本位”并不一定意味着利他主义。“特别注意他人反应”的心理动机可以 是极其自私的。经常有这样的事：为了一件有利他人、有利社会的事情做成功，一 个人不得不忍辱负重，承受社会的误解和众人的嘲讽，一时背负耻辱的恶名。“群 体本位”的人通常不会作这样的傻事。相反，他们只按照掌声和喝彩的指引去行动 。“英勇”的行为满可以出于自私的动机，例如为了赢得掌声；而看上去“软弱” 的行为，倒可能来自理性、审慎的社会责任感。有时候，反英雄主义的言行倒是真 正的英雄主义。 至此，我们谈到了断言知识分子“软弱”或知识分子自认为“软弱”时可能起作 用的两个因素：一是不计成败的浪漫主义纯审美标准；一是过分注重他人反应的“ 群体本位”文化传统。然而影响更大的，则是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共两党共同倡导的 革命至上、革命崇拜伦理价值观。 “革命至上”或“革命崇拜” 本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敌人意识”淹没一切的历 史。不仅外国人被全体中国人认为是鬼不是人，“不共戴天”，必欲置之死地而后 快，而且，永远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把另一部分中国人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是最神圣 的头等大事。爱憎务必判然分明，做事务求走极端，不留任何余地，思维必须简化 到非黑即白、没有中间色彩，“敌、我”之间一定不能有任何共同之处。为了支撑 这种幼稚、原始、野蛮的你死我活的血腥斗争，中国人动员了一切宣传工具，创造 出不计其数的浅薄、浮夸、低级拙劣的文艺作品，去虚构一个敌我、天使魔鬼、光 明黑暗、善恶截然对立的童话世界。这一整套智力惊人低下的童话故事，几十年来 由政权的强制力向全体国民强迫灌输，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谁敢不信，立即就 要宣布为“敌人”而罚下地狱。久而久之，这一套“党文化”逐渐成为渗透每个中 国人的血液、骨随、以至每个细胞的无法清除的毒素，在每个中国人的一切言行中 发挥着威力无穷的作用。 本来，“革命”这个东西并不是生活必需品，不应该被搞成家常便饭。革命是大 规模的群众性暴力，是在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实在是除了暴力革命外再无出路时才 应该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也就是说，“革命”本是一种极不如意的事态，其中所 包含的血腥和丑恶，往往并不比革命所要取代的旧事物所包含的不合理来的少。“ 乃知兵者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只有当旧统治者既没有主动变革的愿望， 又缺乏主动变革的能力的时候，革命才有比较充足的理由。这点道理，连马克思这 样一位大愤世疾俗者也是承认的。他认为，在旧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没有 完全发挥出来之前，革命是不该发生的。 至于说到列宁，这位孙中山和毛泽东共同的老师，他是个嗅觉极其敏锐的现实主 义的政治策略大师，需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把马克思抛在一旁，同时编造出 一套名叫“辩证法”的诡辩术，把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发明硬说成是“真正的马克 思主义”。本世纪初的俄国人从不具备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学理意义上的“革命”的 前提，这是人人都看得十分清楚的。列宁确实是古往今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位奇才， 没有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十月革命”。然而这次“革命”究竟是什么东西，是 另一回事。夺权成功并不意味着就是革命。 不过，列宁的成功实在是眩目的。他向工农大众许诺的那个旷古未有的超级大乌 托邦的魅惑力实在让人心醉神迷，它对于象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幼稚浅薄的民族的魅 力就尤其强烈。幼稚的人往往非常善良，浅薄之徒可以极为勇敢。“革命崇拜”正 好需要这样一块沃土。 范文澜先生曾经说过，中国人不曾有过西方人那种无上信仰的宗教，是中国人讨 了一个大便宜。这真是一个无神论者的浅薄无比的大悲哀。不信神，才会信革命。 而“革命”却象上帝的地方少，象恶魔的地方多。革命通常不仅摧毁它的敌人，而 且反过来吞吃掉它的儿女。“文革”的十年浩劫把上亿中国人驱入暗无天日的活地 狱才不过是十数年前的事情，中国人就又把毛当作神来供奉了。这对于一个无宗教 的民族来说实在一点也不奇怪。不信上帝，就必定会去信各种各样廉价的替代品。 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共两党一直在构造一种唯“革命”是尚的邪教。结果是， 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暴力争斗和血腥杀戮成为唯一值得称许的生活方式，“非黑 即白”的大简化理论成为最流行的思维方法，轻视生命、狂热偏狭的蛮勇成为至高 无上的道德准则。国、共之争不过是一出同类相残的悲剧，并没有多少值得讴歌的 伦理价值在内，双方的宣传理论家却偏偏把它说成是一种宗教狂式的神圣事业，不 遗余力地把它推向道德至尊的极端。只有不信教的人群才做得出这一类蠢事。 共产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群 一个新生的政权，如果不建立起民主制度，就总会有一个从生机蓬勃、廉洁有效 走向道德崩坏、腐朽衰败的过程。共产党人在他们为夺取政权而艰苦奋斗的时候， 以及在他们夺得政权之初，不可否认，曾是一群真诚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追求的目 标不能不说是十足良好。可惜的是，“通往地狱的道路常由善良愿望铺成”。共产 党人的问题，不在于邪恶，而在于愚蠢。 共产党人是些爱走极端主义路线的高度理想主义者，他们心目中的偶像是那些不 食人间烟火的、无私无欲的圣徒。这类热爱激进主义理想的人，历来大有人在。这 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群。特别有研究价值的一点是：这类人的社会作用往往是大 善与大恶的极度矛盾的组合体。 从积极方面说，正是这种人为社会进步提供了最主要的动力。除去少数幸运的天 才之外，为人类社会各个方面的进步作出大贡献的往往都是这种类型的人——从科 学艺术迷狂，醉心于工艺技术的发明家，到奋不顾身的社会改革者、革命党人。这 是社会中的优秀的少数，正是他们把多数人从麻木沉睡中唤醒，把天火硬塞给平庸 跟进的大多数。 但是很不幸，这种类型的人又往往心胸偏狭，缺乏宽容精神甚至冷酷无情。他们 不能容忍反对意见，很容易把自己的信仰当作唯一的至高无上的、不容怀疑的真理 。他们急躁、狂热，主张为了他们心中所珍视的理想应该毫无犹豫地使用一切可能 的手段——包括最残忍的镇压和肉体消灭在内。因为他们自己是禁欲主义和纪律主 义的、权威主义和绝对献身的，所以他们轻视、厌恶甚至根本不能容忍自由主义和 放纵、逸乐和追求享受。他们的价值观是地地道道的斯巴达军人式的严酷服从和无 条件奉献。他们不珍视自己的生命——因为唯有理想才是值得珍视的——所以也把 他人的生命视同工具，为了实现那个至高无上的理想而随时可以毁掉的工具。当他 们与一定的社会基础结合时，例如和被剥夺、无权、痛苦不堪的被压迫阶级的暴力 反抗相结合时，可能变成一股只要复仇不计一切代价的情感主义的盲目破坏力量。 更糟糕的是，流血导致更多的流血，复仇引发更剧烈的复仇——直到整个社会被恶 性循环引到一个极限为止。此时，民族元气损伤殆尽，也许几个世代难以复员。目 前的阶级斗争、阶级仇恨，动辄“你死我活”，就是这种极端主义运动留下的民族 心态和社会文化遗产。（见拙着《狱中书》）。 民粹主义的煽动 一场革命越是缺乏根据，就越是需要更多地依靠 暴力，越是需要广泛地动员民众 。为了动员民众，共产党人几乎是本能地运用了民粹主义的宣传手法，恭维、迷惑 无知识的底层民众，把他们捧上天，从“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产业工人 最无私、最勇敢、斗争最坚决、最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到“卑贱者最聪明，高贵 者最愚蠢，知识分子其实是最无知识”，“工人阶级要领导一切”等等。这种蛊惑 性的宣传手法的另一面，就是贬低知识分子。从列宁到毛泽东，不知说了多少关于 知识分子的坏话。其中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所谓“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对 待革命的不彻底性”。 在一场理由并不充足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当然会既不坚决， 又不彻底。但这是坏事吗？是的，是坏事，如果你信仰那个革命至上论的话。 韦伯认为，近代西方的工业化过程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所谓“合理化 ”。合理化，就是指“用尽可能小的代价，来获取尽可能大的效益。”这种建立在 客观、冷静的理性思维和精确的计量手段基础上的科学、理性的态度，是现代社会 区别于传统社会的一个重大特征。很自然地，科学家、企业家、商人和知识分子， 正是引入这种变化的带头人。这种态度、这种气质，恰恰是鼓动民众造反的人不希 望民众具备的。虽则成功的革命家自己一定是那种算计极精的大谋略家。他满心巴 望的是天下只有他一人精明，而其他人则次第不等地愚蠢于他。当然了，在这个精 明到愚笨等级的最下层，他需要的正是那种不计后果的无理性的蛮勇。说得好听一 点，这种蛮勇可以叫作“浪漫的革命英雄主义”或“革命的浪漫英雄主义”。在这 种主义的辞典里，“妥协”=“投降”，“谈判、交易”=“懦弱”，“暂时撤退” =“逃跑”，“让步”=“背叛”。 于是，它的行为规则就必定是只能进不能退，只能硬不能软，“战斗到最后一个 人”，流尽最后一滴血”。这不能不令人联想起晚清的义和拳及共产党中的王明。 由谁来组成道德法庭？ “八九民运”以后，海外舆论和国内民众很快组成了一个有形无形的道德法庭， 对民运人士进行严酷无情的审判。这种审判十分有趣，值得社会科学家仔细研究。 可以说，它正是中国人民族性的一面镜子。遗憾的是，它反映出的，却是一种嗜血 、残忍、不近人情的民族性，一种原始、野蛮、落后的民族性，一种被仇恨、报复 、敌人意识支配的民族性。一言以蔽之，中国人的标准是：谁不上断头台，谁就不 是英雄。经过数十年“党文化”的熏陶，中国人从骨子里带有一种嗜血的冲动，时 刻盼望着把什么人推上血腥的祭坛，好让民众痛哭流涕、咬牙切齿地崇拜。 奇怪的是，似乎很少有中国人认真地想过，这个“道德法院”是否也应该有某种 起码的组成准则。 首先，至少应该认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你自己喜欢上断头台吗？不喜 欢。那么，凭什么要别人上断头台呢？ 其次，总得自己做得好，才有资格批评别人吧。总得有点起码的“资格意识”。 “道德”这个东西，是有普适性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要遵守，而不是仅仅用来规范 、约束少数人的。自己要尽可能地站在一个十分安全的角落，却指责甘愿冒风险的 人不够勇敢，这的确不能说是一种够道德的品质。 在我看来，天底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天赋人权”，一切权利都是奋斗出来的，都 得经过或多或少的努力，取得某种资格之后才配享有。不信神的中国人，却谈什么 “天赋人权”完全是驴唇不对马嘴。西方人心中有上帝，才有真正的“天”和别的 神圣不可动摇的东西。“上帝死了，一切都成为可能”（尼采）。没有上帝，谁来 认可你那个不容怀疑、不可剥夺的什么“天赋”！当今世界，连生存权都谈不上“ 天赋”了，还论其他！所谓“计划生育”，不就是剥夺某些人的生存权吗？要想坚 持“天赋人权”，就必须取消计划生育，天主教徒恰好就是这种主张。曾经贫穷受 苦，当然也并不能构成今天配享有任何权利的理由。仅仅因为曾经一无所有，今天 就应该享有一切，这是种廉价的痞子哲学。权利必须和资格相关联，与努力及贡献 的大小相关联。 “六四”前后，曾有不少人主张“非流血不足以唤民众”。然而，大流血的实际 效果，非但不是唤起民众，反倒是空前的万马齐喑。几百万人参与的一场波澜壮阔 的爱国民主运动，最终却没有几个人有勇气承认自己所做过的事情、公开坚持自己 曾采取过的立场观点。不仅不承认、不坚持，而且为自己的轻易过关沾沾自喜、自 我欣赏；不仅沾沾自喜、自我欣赏，还反过来对王丹、刘晓波等人的所谓“软弱” 大张挞伐。这几百万人当中，有知识分子，更多的则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似乎从来 不曾想到过，既然他们矢口否认，必定就意味着把一切责任包括他们自己理应承担 的那一份责任在内，全都推到了王军涛、陈子明、王丹、刘晓波……等等那逃不脱 或不想逃脱的少数人身上，必定意味着默认当局对这些人的迫害。事件过去三年了 ，仍然没有几个人敢于出来承认自己曾参与过的活动，敢于出来坚持自己当初的立 场观点，敢于公开抗议、批评政府迄今仍在延续的对民运人士的不公正处罚。与此 同时，对被迫害的民运人士的批判、苛责、疏远、冷漠以及种种乱七八糟不负责任 的议论却越来越不受阻止。这样一种对自己的平庸懦弱的极度宽容，与对少数“精 英”身上某些平庸软弱部分的极度苛责之强烈对比，也许正是当今中国人的一大特 征。 其实，这正是一个习惯于企盼救世主、企盼完美无缺的英雄半神来拯救自己的民 族必定会具有的特征。自身越是软弱、无能为力、不愿承担责任、就越是要求一个 救世主具备十全十美的道德与能力，去为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似乎自身的凡人的匮 乏恰应当由他人的神明的完美来补足。 给刘晓波的一封信 晓波的意外获释，使我喜忧参半。喜从何来不必多说；忧的是，人们必定会对他 产生极大的误解。不久前，他写了一部书，题为《一个末日幸存者的自白》。其中 的第一部分，是他对自己所作的残酷无情的、同时又多少有些自相矛盾的剖析。他 把这部分的重点内容念给我听后，我的心情十分沉重。第二天，我给他写了如下这 封信： 听了你的“幸运者独白”，叫我寝食难安。当时，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此刻，我 仍然理不清头绪。我只知道必须写几句话给你。 无需多说，你的诚实、坦白和勇气，你作自我剖析时的极端严格和残酷无情，令 我钦佩无已。同时，我又难过、压抑、不平。我难过，因为你无情地伤害了自己； 压抑，因为我们全身心投入的事业（主要是投入其中的以及拥护同情它的这些人） 如此令人失望；不平，因为人们（包括你自己在内）对你不公正。我相信。世上没 有几个人有资格用类似你自己这样严格的标准来评判你。指责你的那些人，他们自 己太平庸，太渺小。你所做的哪怕是最令你自己不满意的事情，也比他们所做的要 高出太多太多。 我反复问自己：你所坚持的这样一种宗教狂式的自我要求，到底是否有道理，到 底是否合乎人情或人性？我们会不会陷于反人道主义、宗教狂、“党文化”而不自 知？尤其是，就算世间确有少数人能够接近这种半神式的境界，他们是否能将这种 境界贯彻始终而不至于自相矛盾、半途而废？ 这个眼前的世界太庸俗、太大众化、平民化、太商业化、太实利主义、太缺乏宗 教感。人们用各种各样轻松、舒适的廉价理由为自己的平庸俗气开脱。在这个意义 上，必须有神；必须有一种向至真、至美、至善的痛苦努力；必须有一种对于虽不 可企及、总还可以接近的神明的信仰，必须把少数优秀分子，出类拔萃之辈树为人 生楷模，而不是胡说什么“彼此彼此，人人都一样”。 另一个方面，不作半神而作一名庸众是允许的，那算不得罪过。可痛恨的不是平 庸，而是自甘平庸、缺乏向善之心；可谴责的仅仅是那种仇视优秀的、自鸣得意的 平庸。你没有理由要求大多数人成神。那种“共产主义新人”式的多数成神的乐观 主义乃是最无根据的乌托邦、纯属梦呓。 因此，你要成神，我唯有敬而远之；我自忖付不起那么巨大的代价。成神也许是 世间最高尚、最高贵的事业、却也是最昂贵的事业，没有几个人支付得起。本人六 根不净，深知不配作此种妄想。同时，我也希望你不要以神的严格来责骂他人，既 然他们并不曾自诩要成神。对于大多数人，不管你内心对他们是否看得起，你都要 足够宽容体恤、心怀善意。，当一个人说这一类尼采式的狂言时，它不可能心怀善 意；群众不过是垃圾和原料，世上的好东西不是为他们准备的。在这个人口国都繁 殖的粗制滥造的世界上，就算这种话有充足的理由，无论如何，恶狠狠的诅咒不会 是出自诚挚的善意。 我得承认，我过去（“六·四”之前）对你实在并不了解。尤其是不了解你竟有 如此超乎寻常地严格的自我要求。不管这和“六·四”炼狱是否有关，我都得说： 现在，不仅在才智和识见上，而且在道德人格上，你都是我最珍视的朋友。你真的 很棒，完全没有理由自怨自艾、自我贬损到现在这种灰心丧气的地步，决无理由如 此！至少，我要永远为你辩护，不管你需要不需要。 这就是我对刘晓波说的话。最后附带说一句：不管西方人的基督教义里面包含多 少反科学的谬说，至少它有一条至关重要的道理要比中国的儒教伦理深刻得无可比 拟，那就是它的那种从骨子里的谦卑。在基督徒眼里，神人之间的巨大鸿沟是绝对 无法逾越的，人妄想成神是最疯狂的不敬和亵渎。而儒家学说却一直在假造“圣贤 ”，即没有神的名号的神。“人皆可为圣贤”固然是一派胡言，“人非圣贤，孰能 无过”之类说法明明包含着“至少有几个人可能成为圣贤”的疯狂妄想（或虚伪造 作）在内。这恰是一种从骨子里的狂妄。无论毛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多少渊源关系 ，在这一点上，两者之间却有着重大区别。马克思再不高明，“狠斗私字一闪念” 之类的“文革”把戏也会被他看作一种太低级的胡闹。但这已是下一篇“党文化” 批判的题目了：“狂妄者必糟天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