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解忧，唯有震荡 ·贺 文·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以来，国人从“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梦幻 中惊醒，转尔坠入忧国忧民的“玩深沉”。马悲鸣先生日前在《新闻自由导报》上 撰文，“短剧痛不如长缓痒”，指出中共“长痛不如短痛”之不智是一例。丁学良 先生日前在《世界日报》上也发表文章，谈俄国经济改革的震荡疗法不适宜中国则 又是一例。至于为什么短痛不如长痒，或为什么苏联经济改革不适宜中国，马丁二 公也并没有讲出什么道理以服人。只是说“我以为如此”而已。 其实这年头各个国家的路怎么个走法，已不是少数人说了话就能够算数的。其后 果如何也不会因为文人或者武人的以为不妥而有所改变。比如，虽然丁学良先生认 为俄国的震荡疗法不足为中国取，但俄国就如此震荡下去，五六年后出落成个比中 国还好的局面也未可知。笔者在这里和马丁两位先生唱一出对台戏。还望马丁二公 海涵。 中苏国情，大同小异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从苏联抄袭过来的。虽然也有不尽相同处，但在公有制 和计划经济的根本上并无多大区别。中苏两国的国情大同小异! 对于明眼人来说， 这是不辨自明的。 中国与苏联的不同之处虽然还有一些，但就经济来说，主要有三点差异。 第一个差异是中国有台湾和香港两个有钱的私生子。这两个私生子还多少对刻薄 寡恩的父母残存了点孝心。而俄国在海外的亲人虽然不见得少到踪迹全无，但起码 他们是一无聚居，二无聚财，三又离本土太过遥远，起不到，或者没有起到孝敬父 母之邦的作用。 第二个差异在于中苏实行公有制的时间长短不同。虽然同是共产主义体制，苏联 搞了七十年，而中国只搞了四十年。四十年的时间真是不算短，但尚未长到足以令 人忘怀什么是工作，什么是干活出活。再加上几位同父异母的兄弟在左近当个榜样 和提供技术，中国人干起活来也还说得过去。反之看看苏联，社会主义一搞七十年 ，正好是发达国家人口的平均寿命。在沙皇时代正经干过活的人都分头向上帝和马 克思报到去了，剩下的活人连该怎么干活都不知道了。即使七老八十，有经验的养 老金领取者也没见过什么叫真干活。再加上缺乏本钱，那就更干不成。 第三个差异是香港、台湾的商人在西方各国的销售网络早已疏通，润滑有年，门 槛精得很。大陆的商品制造业在几位后娘养的兄弟监督下，以国际标准生产，又按 既定渠道疏通，互利互补，两皆欢喜。反观俄国对于西方的销售市场还是两眼一抹 黑，既不知道西方市场的需求，也不会自己钻营，一下子便自然显得张皇失措。生 产没上去，物价却上去了。西方的好货都想买，而自己生产的东西却没人要，着急 了，就变卖石油矿产。真是捉襟见肘，狼狈不堪。 照此看来，这震荡疗法不灵光的结论仿佛是确认无疑了。其实不然。这不然之处 在于诸位仁兄只注意到中苏之小异，而没有注意到两国大同之处也。 中苏大同之处何在？计划经济不可救药也。细言之，则有国营企业之不可救药也 。全民之均为废料也。这两大弊端相辅相成：唯国营企业养废料，唯废料毁国营企 业。 不管是解体前的苏联还是十四大后的中国，这国民经济的一摊子烂账都是明摆着 的：大中型国营企业赔钱！不赔钱的国营企业也大多是靠物价补贴养活着。如果撤 除了原料产品上的补贴，这一堆仅仅是账面上不赔钱的国营企业也必然是赤字连篇 。如果将国营大中企业的垄断权取消，让国人自己办的私营企业来自由竞争，那么 百分之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营企业一定会破产倒闭。国营企业之不可救药不管在 中国还是苏联，或者任何其他国家都是通病，而不管这些国家是否曾经属于社会主 义阵营。这一点才真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在市场开放之后，市场决定其所需之材。缺乏市场经验的人们自然不知道市场需 要自己的什么技能。他们在市场开放之前毫无准备，当然也不可能有准备。因为市 场究竟需要什么人，需要什么产品，只有在市场全面运作中才能显现。于是市场一 开放，他们自然便手足无措了。这种局面对于绝大部分的中国城里人和俄国城里人 没什么两样。 中国和苏联一样，都与国际市场脱钩太久。国家经济和个人能力的脱节却又不是 一下能够挂得回去的。这种脱节现象在中国和俄国都是一样的普遍。所以我们说， 全民都是废料这一点，中国和俄国没什么两样。这既是中苏相同之处，也是所有前 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之处。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废料，也有技术脱节现象。技术不断发展，只掌握落伍技术的 人便是新废料。但资本主义国家每隔几年来一次萧条，逼着废料们回炉。但这些废 料因为经常有经济危机的清理，每次都是少数。不比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只知道 “每七八年再来一次”政治运动，而每三四年就该清理一次的废料，四五十年都没 有清理。于是一批批废料积累起来成为劳动人口中的大多数。 对于大部分人都是废料这样重大的共同问题，中俄两国目前却用着截然不同的方 式处理。俄国用震荡疗法，中国则用“短痛不如长痒”的马拉松疗法（丁文讲的是 “中医温补疗法”）。 现在我们就言归正传，讨论这两种疗法的利弊。 关键在于减少浪费和不失时机 俄国震荡疗法的近期弊端已经昭然于天下。但这震荡疗法的效益也不容忽视，那 便是这“短痛”的“短”字与“痛”字。俄国在光天化日之下，明目张胆地复辟资 本主义。彻底绝了废料们继续寄生的望。所有的俄国废料们为了谋生，都不再坐等 ，不再浪费时间而开始了痛苦与动荡的新生。最后这些废料一个萝卜一个坑，都会 找到他们在社会上应有的位置。他们对这个最后的地位并不见得欢欣。但只要他们 在市场上找到了一份工，他们便找到了所在，也就不再成为社会的累赘。这一段时 间大约五到七年。想当初周恩来总理还给中国的资本家七年的时间学到一门谋生的 手段，与这里讲的五到七年属异曲同工。 在这段时间里，找到工作不满意，辞职再找; 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学习能找到 工作的新手艺; 找到工作干不好又被解雇。人们从市场上的随机碰撞中得到来自四 面八方的反馈信息，从中学到在市场上求生存的经验，这便是所谓的震荡。 震荡的幅度一开始必然很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振幅会越来越小，最后保持在一 个尽可能低的水平上。这就是倍受攻击的西方周期性经济危机。一潭死水开始流动 的第一刹那，总是大幅度的震荡。这是上帝的振动力学使然，凡人无法改变。 俄国震荡的背后是不失时机，立刻调整，尽管短痛，但最后的结果是明摆着的， 一定是长治久安的反馈体制。这个长治久安之所以有可能，就便是因为那个“痛” 字。因为大部分人不痛到极点就是不肯动脑筋，不肯振奋起来自求生路。总想着社 会主义的天堂上会往自己碗里掉馅饼。只有痛到极处，让他绝了望，他才肯开动机 器。所以说治废料的首要条件是让他们绝望，而唯有震荡疗法才能让人彻底绝望。 一个人被震荡到痛极之处，开始发愤图强、自力更生了，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少 了一条寄生虫，对于自己来说少浪费时间，于国于己双双有利。 从劳动力角度来看，震荡之必要已明。从整体经济而言也是如此。计划经济的弊 端除了劳动者不能人尽其才以外，还不能物尽其用，特别是不能钱尽其用。原材料 的人为控制造成双轨制，金融的人为控制使得银行和股票市场起不到集资的作用。 双轨制和对银行的垄断势在必除。 马拉松长养寄生虫 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人员，不管是干部还是工人，因为根本不知道市场到底要什么 产品，要掌握什么技术的人才，所以他们便是废料，便是寄生虫。他们自己生产出 来的产品卖不出去，实现不了价值。而他们的工资还要从国库中照发不误。这种人 不是寄生虫又是什么? 倘若果真如马丁二公鼓吹的那样长痒着，其结果必然是继续豢养这批寄生虫。资 源和时间听凭他们继续浪费，机会和资本听凭继续流失，人口听凭继续难以遏止地 增长，除了推迟震荡外，于世局丝毫无补。而震荡的一天早晚要来，这才真正是大 气候，小气候决定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非来不可的。 说句公道话，这些废料不见得自己本意就想要成为废料。但既然已经成了废料该 怎么办呢? 从人的好逸恶劳本性出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得过且 过，便会坐等，守株待兔。他们第一个会想到“法不责众”： 我又不是一个人，你 国家总得为我们大家想法子吧。总不能把这么大一批无产阶级革命中坚的产业工人 大军丢下不管吧! 这种拥众自重的心态普遍地在曾经，或者还在实行社会主义制度 的国家中存在。美国吃救济的人们也具有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其实是由顽固的一厢 情愿与赤裸裸的无赖相结合而成的，因此我们不可能期望这批寄生虫自动地改变他 们的寄生本性。当社会终于不让他们继续寄生之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人便会铤而 走险，出来呼吁恢复已经死去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将其无赖本性发挥到极致。另一 部分可以理喻的人则被迫开始重新做人，不过是晚了几年，付出的代价更大而已。 根据高新先生的文章，“同是读书人，相煎何太急”介绍，当初那些六四的反共 知识分子后来看到苏联解体后，竟然一面倒地转而支持中共，声言：“共产党好歹 还能给我工资，地位和住房。如果象苏联那样（搞震荡疗法），我只有失业一条路 。” 这是真实心态的写照。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不如他们的个人利益重要。子孙后 代的利益也没有他们自己的寄生利益重要。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无产阶级专政下，工 人阶级的反动本性。工人阶级的反动在于他们对新技术本能的反感。每一项新技术 的采用都势必造成工人阶级内部的竞争和不团结。只有一小部分没有失去进取心的 工人能够掌握新技术而成为工人贵族。因为新技术的主要功能是节省劳动力，其结 果是大部分工人因而丧失工作机会。 共产主义教育告诉知识分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所有的肌肉都有病， 全瘫痪了，只剩嚼肌还有工作能力。而我确实需要山珍海味以果腹。共产主义就是 尽我的咀嚼能力，取我所需的珍馐。” 如果对国营企业一如既往地采用保的政策，那么这些一向坐等国家救济的废料决 不会自动改变行为方式。因为这就是他们以为的“社会主义阵地”，其实是寄生虫 阵地。 中国人的毛病既不比其他国家的人多，也不比人家少。具有上述这些想法的人是 太多了，所以才会有马丁二公出来说项。他们的文章表现出对于这种寄生本质的脆 弱性缺乏了解，因而畏惧这批有组织寄生虫反弹的破坏力，所以才以妥协态度提倡 这种误国误民的绥靖政策。 何以解忧，唯有震荡 震荡疗法可以震醒所有仍然昏睡着的人，震荡可以震动所有醒来的人去行动。反 之“长痒”法听起来比震荡法更温柔体贴，更容易让人们接受，而其实是姑息养奸 ，只能拖延时间，坐失良机。 长痒之术只能给眼下这批废料提供一线希望： 但愿震荡晚一点来，以便我们能在 震荡到来之前寿终正寝。敬请整个中国社会的父老乡亲们行行好，再多白养咱们哥 们几天混碗饭吃。 无疑，这一代寄生虫早晚要寿终正寝，但寄生事业不会因此就自然寿终正寝在他 们这一代。只要国营企业还在运转，寄生虫就还会繁殖接班人。早晚有一代寄生虫 倒霉，遭遇到震荡。 长痒法虽然可以使现在这一代寄生虫暂逃了厄运，但仍无法使寄生事业永逃厄运 ，反而耽误了整个民族自救的时间。所以说长痒法实是养痈贻患，是败家子的馊招 。 东方的睡狮早晚要醒过来，躺在社会主义温床上的废料们，除了震荡之前幸运地 躲上了天国的以外，早晚要重新做人，这个命运是逃脱不掉的。躲得了初一，躲不 了十五。躲得了和尚，躲不了庙。即使中国的国营企业熬到了苏联老大哥的古稀大 寿，也还是逃不了震荡这一关。赔钱总有赔光的一天。等赔光的一天到来时，昨天 和今天屈服于强权而用自己血汗喂养寄生虫的劳动者，不会永远听命于强权。 反用马悲鸣的话：长痒不如短痛。非痛极不足以激励这批废料成为有用之财，非 极痛不足以缩短痛的时间。震荡疗法不但适用于俄国，更为今日中国所必需，所适 宜。 从以上的分析诸君应该能明白地看出来： 何以解忧? 唯有震荡! 不震荡等于白干 我们知道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起飞的国家，然后是亚洲四小龙： 南韩、台湾、香港 和新加坡。在日本已经起飞，而四小龙刚开始起飞时，日本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民 用制造业逐渐由四小龙继承替代。 十年前，我们在美国市场上大量看到的是写着“台湾制造”字样的日用品。如今 我们大量看到的同类产品则写着“中国制造”。也就是说，正在起飞的中国大陆继 承已经起飞了的四小龙日用品制造业的机会。 设使中共至今还没有开放，仍然象文化革命那样闭关锁国，则这个继承机会就会 由东南亚其他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等同样劳动力低廉的国家 继承了去。一旦这些国家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饱和，即使中共看明白了再开放，也 没有这个原始资本积累的机会了。还得等下一轮，再有一批落后国家起飞之后，才 能轮到中国捡这个机会。那得等到猴年马月去了。 如今国际游资还愿意向中国投入，是因为中国政治在中共的专制下还相对比较稳 定。风险不是特别大。而且有利可图。这些都比正处在震荡疗法第一个疗程的俄国 东欧相对要好一些。可是一旦俄国东欧的震荡疗法奏效，这是无可否认的，则几乎 和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一模一样的俄国东欧的投资环境必将大大地优越于中国大陆。 到那时他们会大量地吸引走国际游资，而使中国得到的份额相对减少，并成为中国 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等中国看明白了再开震荡疗法时，又会面临今日俄国东欧的 局面，国际游资抽走都来不及，谁还肯往里下大赌注呢?! 现在干的都算白干，中国 的机会可能永远地失掉。 如今捷克和斯洛伐克解体，和平地分解为两个国家的原因就是两个国家震荡速度 不同。捷克震荡得快，大量吸引游资。斯洛伐克由于国营企业比重太大，跟不上捷 克震荡的步伐，所以才分道扬镳。其结果是捷克比斯洛伐克更容易吸引外资，也因 此更容易摆脱困境。 苏联东欧从赫鲁晓夫起，到开始震荡疗法之前的三十多年“修正主义”就都算是 白干了。“普隆恰托夫经理”之辈的所有精明尽付东流。这是明摆着的教训。 波兰只震荡了两年，通胀率就回降了。俄国充其量也不过就是六七年的事。届时 俄国东欧是“好一片姹紫嫣红开遍”。中国则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那时的全 部努力，“似这般都付与断壁残垣”，还得从头震荡。到那时，“良辰美景奈何天 ，赏心悦事谁家院”，才叫“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