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价学生” 西 园 十一位农民财神的创举 一九八五年，十一位腰缠万贯的农民走进了温州中学，他们向校长提出要求，希 望把自己的子女送进这所浙江省著名的重点中学就读。作为条件，他们愿意为每个 孩子交一千元的学费。 十一个学生，每人一千元总共就是一万一千元，而当时温州中学全校学生一年的 学杂费才两万五千元。这十一位小财神只要一进校，一下子就可以缓解学校的财政 拮据。当时温州中学共有一千六百人，一百七十位教职员工，当年国家拨的经费共 四十八万元，扣除工资、退休金及各种补助四十一万元，余下七万元再加上学杂费 不足十万元，而当年实际开支却是十二万元。社会上的物价涨得快，教育经费的增 长远远赶不上物价的增长。例如，做实验用的碘化钾、碘化钠过去一公斤三十六元 ，现在涨到一百八十元；硝酸银过去一百克十八元，现在涨到一百三十元。由于买 不起实验剂，学校很多实验课不得不推迟。近四年中，这所中学连续换了四任校长 ，实在不是他们无能，而是他们没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伸手不打财神，现在有 人送钱上门，岂有不收之理？校长同意了。 可是事情还没有完，此事在学校内部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农民子弟上城里的中学 ，这按规定是不允许的，有人把这事告到了市政府，一时间，整个舆论都轰动了。 于是，这十一位农民又走进了教育局，当着一位副局长的面，每人又向正在筹办的 温州大学捐了一万元。在银弹的猛烈攻势下，城乡之间的各种“规定”全线崩溃。 他们的孩子最终还是成了温州中学的学生。 这十一个农民的孩子就是全中国第一批“议价生”。 万言不值一文，一字能抵万金 此例一开，各学校纷纷效法。永嘉县一个个体户想把一对儿女送进温州八中读初 中，声称出多少钱再所不惜。可是温州八中当时还不敢收钱。于是这位个体户问： “既然不收钱，那么告诉我你们学校缺什么吧？”校长沉吟道：“这么大一个中学 ，上音乐课连架钢琴都没有……。”于是不久，这个学校就有一台崭新的钢琴。接 着又增加了乒乓球台、木马双杠、实验设备……。 不断有各类关于“议价生”的请示和状子递到市政府。于是，温州市政府教育局 、物价局、财政局在年底联合发出红头文件，正式表态支持这一新生事物，并向各 校推广“议价生”的经验。文件明确表态：既然国家教育经费不足，同时富起来的 群众有自愿出钱受教育的强烈愿望，“议价”招收学生的办法不妨一试。 这一试，各个学校试出了甜头。温州各中学每年都拨出一定比例的名额留给“议 价生”，而且比例逐年提高。至今该校已经招收了四百余人，收入八十万元以上。 而一九九一年温州全市三十多所中学共招收“议价生”一千五百余人，创收近三百 万元。 一九八七年，温州中学想在教学楼顶上加一层，扩大办公面积。工程预计一万元 左右。于是校长去找教委，教委领导也没有办法，只好去找市长，五个正副市长都 找遍了，写的报告长达万言，可是没有钱还是没有钱。校长没有办法，只好动员学 生家长捐款。一个个体户闻讯赶来，对校长说：“只要你说个行字，让我儿子入学 ，一万元我一个人捐了。”校长点头说了一个“行”，新楼果然很快盖起来了。建 成那天，有人在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向上磕头，万言不值一文；向下伸手，一字能 抵万金。 关于议价生现象的大辩论 一九八八年，是教育危机的问题最引人注目的一年，当局无力解决教育经费的拮 据，号召学校开展增产创收活动，自立更生。当年四月六日，有十个北京大学的研 究生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摆擦鞋摊，挂出“生产自救”的招牌，戏剧性地把教育的窘 境展现在舆论界面前。 于是，“议价生”作为一种创收的方法，势不可挡地从温州向各地蔓延。可是， 这个新生事物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当地舆论界引起激烈的辩论。 一九八八年春夏，杭州市两家报纸就“议价生”的现象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在辩论中，一方坚持认为教育不能商品化，文凭和分数不是商品，应当绝对制止 学校企业化的倾向。 可是另一方认为，招收“议价生”可以填补国家经费不足。既然国家无力包揽教 育，而群众又乐于出钱读书，何乐而不为？ 一方认为，招收“议价生”模糊了教育的根本目的，背离了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 。 而另一方认为。“议价生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目的。如果学校连正常的开 支都不能保证，何谈更好更多地培养人才。 有人认为，“议价生”现象是金钱挂帅，是分数文凭与金钱的交易，是“铜臭对 神圣殿堂”的玷污。 有人则不以为然：用金钱换取学习的机会无可非议，怕铜臭污染是君子言义不言 利的旧观念。有人质问：既然有自费留学生，为什么不能有自费的中学生？ 有人担心，“议价生”现象会造成整个教育制度基础的混乱，形成两种不同待遇 完全不平等的学生。 而另一些人则担心，如果把以教养教的所有生财之路全部堵死，教育面临的也许 会是死路一条。 一九八八年暑假期间，杭州市郊区一中一个初中毕业的女生向父亲索要一笔“议 价高中”费遭到斥责，愤然自杀。这件事如同一滴水滴进了油锅，再一次使舆论哗 然。在此自杀事件发生之前，支持“议价生”的声音占了压倒的优势，可是自从该 事件发生后，舆论的风向忽然逆转，见诸报端又都变成了对“议价生”现象的一片 讨伐之声。 讨伐者最终杀到了京城，连《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报刊也卷入了其中 。最后国家教委发了一纸文件，决定以浙江温州地区为招收“议价生”试点地区， 此模式暂不扩散。 “议价生”背后的批发黑市 在中国，什么地方一成为官方的试点，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改革者的日子就不 好过了，他们必须如履薄冰，生怕搞砸了成为失败的典型。 温州市政府在诸多舆论压力下也下发了一个文件，一方面对招收“议价生”的做 法再次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对具体招收办法设立了种种限制。文件规定，在完成 国家招生计划的前提下，每个高中班最多可以招收四名“议价生”，但每班人数不 得超过五十六人。同时，市重点中学的“议价生”考试分数必须达到普通中学的录 取线，“议价生”由市教委统一发学号，没有学号的不发给文凭。另外，文件还对 “议价生”的收费规定了上限。 为此，温州市教委成立了一个“议价生”办公室，专门负责对“议价生”的招收 实行统一领导。结果这一“统一领导”不要紧，市教委成了“银弹”重点进攻的对 象。过去学校是“议价生”的主要收益者，可是现在变成教委衙门了。 自从由市教委统一发放“议价生”学号以来，教委这个过去的清水衙门就开始热 闹起来了，每天络绎不绝的求情者令人应接不暇。为了子女上学来申请学号的个体 户和农民几乎踏破了教委的门槛。还有跑来为本学校争取名额的学校领导们，纷纷 表示愿意和教委商定利润分成办法。现在，用“门庭若市”这个词来形容温州市教 委毫不夸张，教委办公室严然变成了“议价生”的批发市场，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 耳。 人们很快发现，在前门进攻奏效甚微，常常受到官样文章的阻击。毕竟，作为政 府的官员，在办公室里谈生意还是要有所顾忌的。于是，“银弹”进攻转移了战场 ，从后门抄进了教委领导人家里的客厅。“黑市”形成了。 “议价”本身就是市价，而自从“议价”有了上限，也就成了半官价。有“官价 ”必然就会出现真正的“黑市价”。于是各学校与教委之间形成了内部商定的“分 成比例”。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倒霉的还是那些花钱送子女读书的家长，最终 的结果是“议价生”的市价年年见涨。一个奇怪的现象是，过去校长们跑教委，都 是伸手要钱的。现在校长们跑教委，变成了恭手送钱的。每逢过节，教委领导家里 都堆满了各学校送来的红包，甚至教委工作人员的“奖金”也分摊到了各学校发放 。 同时，每一个学号也有了通行的市价，具体多少钱没人说得清，总之那些负责审 批学号的教委官员家里都置齐了家用电器，都堆满了各地的土特产。教委，这个过 去政府机关中最穷酸的部门一举成了最富的部门，成了市政府大楼的摇钱树。 一九九零年，紧跟着一年前那场民运风暴而来的肃清“官倒”运动，终于揭开了 温州市教委的盖子。教委管理“议价生”办公室的一个处长徐某被送上了法庭，判 决书写着，他违法出售学号，受贿达十二万元。 无论哪一个社会，有官价就会有黑市；而在中国，有黑市就有会有官倒。 从“贱民”变成“贵族” “议价生”刚刚诞生时，他们在学校里的地位是很低的。他们常常受到一般同学 的歧视，老师们也把他们看成等外品。“议价生”通常会出现两极分化的情况，他 们中间一部分人非常刻苦，而且出类拔翠，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学习机会来之不易 ，为了这一机会，自己的家庭比别人付出了高得多的代价，所以他们希望用自己的 努力来报答家长的栽培，同时赢得老师同学的尊敬；而另一部分人则自暴自弃，他 们自认本来就不是读书的材料，是被家长硬逼着到学校来的，一受到歧视，他们就 自愿以等外品自居，毫无兴趣与一般的同学看齐，他们也知道自己的资格反正是用 钱买来的，校方也奈他们不何，终会让他们毕业，所以就能得过且得过，作一天和 尚撞一天钟。 可是，随着社会对金钱看法的变化，“议价生”在学校中的地位也逐渐发生了变 化。他们的地位在某些学校甚至从“贱民”变成“贵族”，开始享有某些特权。每 到逢年过节，老师家里常常会收到“议价生”家长送来的红包。受人恩惠，也就不 能负人重托，所以这些老师不得不对自己的“议价学生”另眼相看，例如给他们“ 开小灶”补习功课，考试评分时降低标准，平时对他们违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等等。 一九九零年，温州八中就发生过这样一起事件：一个老师因为作业问题批评一个 “议价生”，谁知这个学生拍案而起，指着老师的鼻子大声呵斥道：你有什么资格 训我，你的奖金就是我们家捐的钱发的。老师听罢大怒，将作业本摔到该学生脸上 ，愤然而去。学生回家向家长哭诉，该家长是学校的一个主要的施主，校方知道之 后不敢怠慢，不但扣掉该教师的奖金，同时还命他向该学生家长道歉。此事后来被 一位记者捅到了报纸上，写了一篇报导，题目是：师道尊严今何在？ 大部分“议价生”至少在刚入校时学习成绩都是在平均线之下的，而他们唯一的 优势就是有钱，这使很多“议价生”不失时机地炫耀自己的财富，以取得心理上的 平衡。温州十二中一个“议价生”的家庭是当地有名的百万富翁，每到开学，他的 父亲就会送给他的全班同学每人一个书包、一套文具或一个计算器。这使这个学生 自然而然成为该班的“头领”，他甚至专门出钱雇佣本班同学帮他做笔记，做作业 ，整理考试复习提纲，而老师对这些事根本不过问，因为她也没少收他家里的钱。 一九九一年，温州中学周围几家大国营企业为该校捐款建了一栋“议价生”的宿 舍楼，其规格和质量甚至超过教师宿舍，“议价生”名符其实成了学校里的贵族阶 层。 一旦人们普遍承认了“钱”的权威，钱的规则就会确立它的统治地位，不以人们 的意志为转移。 国营企业也开始出钱 “议价生”现象并没有理睬国家教委关于暂不推广的禁令，而是迅速地在各个城 市普及推广开来。可是它一出了它的故乡温州，就变了形。在温州，“议价生”的 主要来源是农民和个体户家庭，可是到了其它城市，“议价生”的主要来源变成了 国营企业的职工。农民和个体户反而退居二线，成了次角。 自从一胎化政策在中国普及之后，独生子女就变成了所有家长的掌上明珠。人们 说，现在中国的双职工，上班看领导眼色，下班看孩子脸色。一些单位的领导明白 ，为了让职工安心工作，必须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解决他们 子女的问题。 于是，很多国营企业单位由公家出面去和学校谈判“议价生”的名额，为了能够 让更多本单位职工的子女能够上重点学校，他们可以以企业的名义向学校捐款，为 学校盖楼房，建操场，修马路，送汽车……，少则几万，多则数十万。国营企业自 然是农民和个体户所不能比的，出手阔绰，令后者相形见拙，望尘末及。 杭州丝绸厂的工人蓝某，望子成龙心切，可是谁知儿子不争气，只考上一个很差 的初中。他下决心酬一笔钱供儿子上重点高中，于是辞职当了个体户。三年后，他 倒卖丝绸制品发了财，儿子也初中毕业该上高中了。可是当他到杭州一中去捐钱买 为儿子买个“议价生”名额时，发现他原来的工厂向该校捐了五万元，把所有的剩 余“议价生”名额都包下了。他若还是丝绸厂的职工，也就自然有了一份，可惜的 是他出去了，绕了一个大圈子，反而无门可入了。 广州市五中是座落在河南工业区的重点中学，周围的国营工厂如果想多争取几个 学生的名额，就必须在他们的宿舍楼中分出几套房子给五中的老师。于是，五中一 下从房子的困难户变成了房子的富裕户。有了房子，就可以招来更好的老师，有了 好老师，就会有更多的“议价生”，也就等于有了更多的钱。从此，学校越办越红 火。 国营企业的卷入为学校大开财路，但同时也使学校产生了两极分化。重点中学的 学生名额人们争着抢，捐款就多，财源滚滚，越办越好；而质量差的学校学生名额 没人愿要，也就很难得到捐款，越穷质量就越差。这种区别越来越明显，尤其在那 些“议价生”比较普及的城市，温州、广州、杭州等地，人们会看到所谓“贵族学 校”和“贫民学校”明显的分野。 自从国营企业大规模提供“议价生”之后，社会上关于“议价生”的争论就烟消 云散了。钱反正都是国家的，只不过是从一个口袋转到另一个口袋而已。过去是国 家办学，现在这叫“社区办学”。管它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管它财政 拨款还是企业捐款，反正钱能变成教育经费，就是功德。在人家外国，公立学校、 社区学校、私立学校可以和平共处，并行不悖，在中国为什么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