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有制保留地谈起 吴逸夫 一、隔离疗法 近来读到《中国之春》一一七期上贺文先生同丁学良、马悲鸣两先生探讨“振荡 疗法”之“短痛”和“中医温补疗法”之“长痒”的“何以解忧，唯有振荡”一文 ，在觉得两种意见都有其道理的同时，又感到两种意见都有“非此既彼”的一元化 价值倾向的失误。 如果承认主张中医温补疗法和振荡疗法都有可取之处的话，那么接下去的问题就 是：能否做到两者兼顾？答案是可能的，那就是“隔离疗法”。简单地说，不妨把 能够和愿意承受振荡疗法的人和宁肯接受温补疗法的人作某种程度的隔离，然后求 仁得仁、求智得智、各取所需地分别施以不同的疗法。这恐怕也是强调人道主义和 现代医学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法。 二、特区精神的全方位延伸 所谓“特区”，也就是具有相对隔离性的地区，它能享受某些其他地区没有的特 殊政策。特区政策，其实已经包含了隔离疗法的因素。 从消极的角度来看，在特区设立之初，倡议者对改革是否正确和能否成功没有把 握，因此就先在小范围内作试验。从积极的角度来看，特区倡议者本来以深信那些 改革措施的正确，只是为了减少同反对派的激烈对抗和全面冲突，或使人们心理上 有个适应过程，而采取了小范围先作起来的缓冲措施。现实证明，特区政策是极为 成功的。在特区经济起飞的激励下，全国范围的市场导向经济改革也终于迈开了步 伐。 如今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问题，令人担心的是已经不是搞不搞的问题，而似乎已 经是其进程过热、过快的问题。且不谈这种过热、过快所会引起的经济失调、失控 后果，其实更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这种改革所造成的心理冲击和失调：一部分 迅速富起来的爆发户给多数人心理上造成的强烈刺激，改革所必须“一切向钱看” 的经济观成为一种价值标准后，在原价值体系成长起来的两、三代人内心深处造成 的“信仰破灭”的惶恐和失落。 经济失调毕竟还不难调整过来，所需要的只是时间和耐心而已；而心理和精神失 调却不是那么容易纠正的：如果我们不能短期内使大家都一样地富起来，或短期内 拿出令原价值观持有者接受并同社会现实相容的价值观，那么所有这些人的内心巨 大痛苦恐怕要一直持续到他们去见马克思的一天，这未免太残忍了。 “妒忌是人类最强烈的感情”，“人是需要信仰的动物”，这些格言可启示我们 充分理解到经济改革所引起的人们内心痛苦的程度。从来人类世界的主要痛苦来源 ，不是物质的亏乏，而是心灵的折磨。从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必须正视经济改 革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失调！ 减少经济改革中人们心理失调痛苦的方法之一就是将那些反对经济改革或适应不 了经济改革的人置于某种保守而相对隔离的环境中，这样这些人就可以因“眼不见 为净”而保持心境清静了。在措施上，这也就是建立所谓“左派经济特区”的构想 。 这种构想，海外民运刊物讨论多元化和联邦制中早有所建议，后来中共领导田纪 云也提及此种构想，并具体冠以“左派经济特区”的名称。不过正如马悲鸣先生在 “阳光·空气·左派经济特区”（《世界日报》一九九二年七月一日）一文中所指 出的，田纪云先生的话，恐怕只是“话一句耳”，难以当真。事实上田先生关于“ 左派经济特区”的讲话，是对“左派”人士的讽刺。这个讲话在大陆广为流传，为 改革开放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已经达到了讲话的目的，我们自不必苛求。和田先 生的出发点不同的是，我们这里提出“左派经济特区”，是基于人道主义和多元价 值观的严肃态度的：既然某些人对改革不能容忍或适应，我们这里提出“左派经济 特区”，我们就不必强人之所难，可将他们置于一个相对地隔离于改革的环境。人 的适应能力总是有限的么。而且，马克思派的社会主义既然风行一个多世纪，总还 有其符合人性的某些方面，不可全盘否定。给这种主义和生活方式一个生存空间也 是符合多元的价值观的。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中产生的弊病，也使人想到这种改革也许不是最佳 方案。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改革方案呢？例如，民运人士普遍认为，经济改革的同时 ，政治改革应该跟上去。一九八二年底《中国之春》第二十七期上就发表过“何不 尝试办政治特区”社论。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建立一块政治特区，让鼓吹政治民主改 革的异议人士去经营，那么，这就能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使异议认识抨击中共政 府的精力转移到经营自己的特区。也许政治的民主改革并不象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也许那些个政治特区结果是弄得一团糟，那么，这正好为中共的四项原则提供了 最有力的事实证据。 中国的国土这么辽阔、广大，划出占百分之几的土地作各种经济实验、政治实验 的特区，又有什么关系呢！国人喜欢自夸“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优势。但其实 这两点能否成为优势取决于许多其他的条件。如鲁迅就曾指出如国家不强大，地大 物博就好比是猪的肥大，并非好事。中共后来也常强调养活、喂饱这么众多的人口 不容易，是“伟大的成就”，也就是承认人口众多并非好事。不过，地大物博、人 口众多总便于多建立点各种各样的特区，这恐怕是这两个基本国情的潜在的真正优 势。 “一国两制”的精神也是同特区精神一致的。但既然可以“两制”，为什么不能 “三制”、“四制”乃至“多制”呢？，再加上左派经济特区，台湾、香港的纯资 本主义，那就已经是“三制”了。不妨说，建立包括左派经济特区在内的“一国多 制”，也就是“一国两制”的深化。 三、保留地的积极意义 根据我们对“左派经济特区”的积极解释，不妨给他一个“公有经济保留区”或 “计划经济保留区”等等的名称。人们或许会联想到美国的“印第安保留地”。印 第安保留地的设立，基于多方面的原因：由于印第安的英勇抗争而达成的白人、印 第安人间的妥协，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怜悯，也包括了白人对印第安人自己方式生存 权利的承认，以及少数白人对保留印第安文化必要性的认识等等。但今天的多数白 人已不在持有恩赐观念，普遍承认这些保留地具有重大的文化价值。印第安文化需 要保留，在人类历史上风行了一个世纪并一度席卷三分之一土地的马克思主义，难 道就没有保留的必要了么？！ 贺文先生反对中医温补疗法的理由是“减少浪费和不失时机”，这是一种效率至 上的观点。从局部看，隔离保留区的发展是慢了，但从全局看，隔离疗法缓解了人 际冲突、社会矛盾，从而大大减少这些矛盾冲突所造成的全社会的内耗浪费。涌进 深圳特区的，多是抱着冒险创业思想准备而自愿去的。他们在那里如鱼得水。有些 人到了那准适应不了还可以回去。这就使特区居民的认同大方向基本一致，减少了 很多人际冲突。将来建立公有制保留地，自然应以自愿为原则，容许人们进出自由 。 另一方面，“物以稀为贵”，索性落后到底，倒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价值。达赖喇 嘛主张将西藏变成世界最大的生态保护区，也是一样的道理。全世界都工业化了， 这没有工业化的一块净土，自然身价百倍，据说现在“大寨人”也开始“向钱看” 了，那准的公社、生产队在全国一阵取消风中烟消云散。笔者对此深感可惜和不以 为然。其实大寨的准共产主义方式还是很有特色的。如果能够保留下来，不但能增 加中华文化的多元性，而且这地方将来必成为吸引全世界猎奇者的游览圣地，大寨 人那时光靠旅游收入就可舒舒服服过日子了。大寨的赶时髦改革，实为缺乏远见的 一个失误！ 这准还要考虑到规模效应的问题：在一定规模上合理、可行的东西，在过大、过 小的规模上可能及时不合理、不可行的了。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早期，共产主义者曾 试行过种种小规模的共产生活实验，包括圣西门在美洲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新村” 和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早期的“工读互助团”、“工读同志会”。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这些试验都失败了。共产党人认为这些失败皆由规模过小，于是走上了武 装夺取政权再实行全社会大规模试验的道路。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共产主义革命必 须在西殴工业先进国家先发动，然后马上席卷世界而成为世界革命，他认为只有世 界范围的共产主义才能长久存在下去。斯大林坚持在俄国一国范围内搞共产主义建 设，已属“创造性的发展”。共产党人的这一执着思路，最终导致了中国毛泽东“ 大跃进”时代“公社化”这样荒谬的结果。但我们今天也不必根据大规模共产试验 的失败就断言新的历史条件下较小规模的共产主义也绝无可行的可能。 根据新的历史条件，有许多方面，这准仅列举一点：现代社会信息交流方便和交 通发达，那么，各地分散的共产主义者，很容易相互沟通建立联系，通过现代信讯 设备“嘤其鸣矣，以求其声”，互相呼应，互相聚合，不至于规模太小而被淹没于 非共产主义的汪洋大海。好比同性恋者，分散开来是人口中“一小撮”，倍受社会 歧视。但在美国，他们互相串联、聚合、甚至建立自己的社区，力量就不可忽视。 四、动态的多元共存 今日世界中，英语正在日益成为国际交际语，从教师、学生、课时等数量看，英 语教育皆可称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学科教育。虽然本人对此深不以为然，认为这实 在是世人太过实际而缺乏远见的结果，但这却是个可悲的现实。考虑到语言是人类 最重要的工具和人类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也许我们不得不承认英语文化正在成为人 类社会的主流文化。英人不过相当于中国一省大小的岛丸之地，何以能获得如此成 功？ 原因当然很多，但英帝国殖民政策的成功，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英国的殖民政策，最重要的特点有三个。 一曰“以夷制夷”：只要殖民地臣服英国，承认英国的经济利益，当地原有的土 人、土司等领袖名份及社会形态、统治方式皆可以基本保留。 二曰“分而治之”：殖民地间内部冲突如果危及英国统治和利益，就采取“分而 治之”的中间立场，避免做出偏向一方的裁决。今日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 就是在宗教冲突的基础上英国加以“分而治之”的结果。尽管人们对“分而治之” 颇多批判，称之为帝国主义的阴谋深算云云，但我们平心而论，今日与巴基斯坦分 开的印度，尚且为内部种族和宗教冲突弄得焦头烂额，如果在加进巴基斯坦作为内 部领土，那内斗的程度恐怕只会激增而不会减少。大体上说，“分而治之”还是有 积极作用的。 三曰“自治”：英国的殖民地比起其他殖民帝国，如法国，西班牙等的殖民地， 享有较多的自治权，这不仅在殖民初期，有力地刺激了探险家、冒险家开拓新疆域 的积极性，而且在后来也一直有力的推动了殖民地的发展。虽然殖民地的自治和发 展，一个个脱离母国或宗主国而独立出去。但这与其说是英帝国的不幸还不如说是 英语文化获得更大自由空间去丰富发展的大幸。 不难看出，上述三点殖民政策，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相对隔离以保留”的保留 地政策的精神。人类历史证明，“分而保留”是解决人群冲突的较好办法。这种办 法，不是你死我活的激烈冲突，而是大家分开来去过活。让是非在长期共存中，通 过自然淘汰去慢慢解决。况且许多也无所谓是非，仅是价值观的不同而已。 这也就是我国在外交方面，长期来宣扬的和平共处原则。或者说，一度严厉批判 过的修正主义。“和平共存、和平竞争、和平过渡”“三和”理论。历史证明，“ 三和”理论倡冷战结束之先声，在世界当代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和平共处 ”和“三和”理论并不是完美的。其不足之处，主要是没有突破国界线的限制。只 讲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而忽视了一国之内持有不同政见人们之间的和平共处，忽视 了各国人民之间的自由交往和自由迁徙，这种共存缺乏流动性。实际上没有自由交 往自由迁徙，也就没有彻底公正的和平竞争。真正能有效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 的是容许各地区人民自由交往、选择、迁移，并且给调整地区分布和创立新区提供 方便的“动态的多元共存。” 五、人类幸福与社会发展速度 话说回来，即使隔离疗法对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效率不如单一的振荡疗法高，只要 能大大减少人民在改革中心理失调的痛苦，也还是值得的。效率并不是最高和唯一 的价值标准。唯效率观念是一种完美主义。其实，所求完美是一种“阳春白雪”的 高标准，并不适用于世上大多数的芸芸众生。要求人人、要求一辈子都“尽其所能 ”追求最高效率，那让人活得太累了。 人类追求变化、进步，但又需要相对稳定，没有变化会令人厌倦、压抑，变化过 快也会导致难以调整适应和由此引起的无所依从的失落感。这从当前中国大陆所引 起的普遍的心理失调和惊恐可以看出。现代社会以加速度发展，这正是现代人类最 大的悲剧之一。我们虽然在物质上比我们的祖先富有得多，但我们并不比我们的祖 先更幸福！ 人在年青时大多有些理想，如果能够在经过若干年的奋斗后达成这个理想和目标 ，而后生活在自己争取来的理想境界上，那是最好不过的。但是在一个变动、进步 过速的社会，你刚刚达到了自己的理想，这个理想却很快被更新的一代人否定掉了 。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由此观之，在那些为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而奋斗过的共 产党人中，死于五十年代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也享受到了他们为之而 奋斗过大半辈子(也许是前一半时间奋斗，后一半时间享受)的理想开始被否定。然 而他们毕竟还享受过若干年。最可悲的是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自从中共建国后， 他们一直受到“政治挂帅”(也就是“一切向权看”)的压制而地位鄙下。只是七十 年代末，他们的地位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肯定。然而好景不长，这几年市场经济的 开放，在“一切向钱看”的观念挑战下，重又使他们的地位一落千丈。奋斗半辈子 得来的教授、研究员头衔居然比不过从事简单劳动的小贩肩上的茶叶蛋挑，或理发 员手中的剃头刀，实在是很悲哀的！ 即使在一个价值观念变化不大的社会，仅仅因为发展过快，也足以带来痛苦。试 想如果你辛辛苦苦创办了一个企业，但很快有新起的更成功的企业排挤下来，或者 你学习多年的掌握了某种知识、技能，或皓首穷经半辈子，创立了一个学术理论， 但这些知识、技能和理论很快被更新的所取代，这不仅使得人人没有一点老本可吃 ，而且极大程度上剥夺了人类极为珍视的成就感、贡献感。 中国大陆目前人们对改革的不满，这虽有改革失误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纯粹是 改革过快引起的心理不平衡和恐慌的一面。由于毛泽东时代的近三十年中，大陆一 直停滞不前，现在一下子要补三十年缺的课，老百性所要付出的代价当然很大，这 准面就包含了对社会变化过快的心理上的巨大不适应。 总之，人类追求变化、进步，但又畏惧过快的变化、进步，这也许是基本人性之 一，如果不是民族竞争、强食弱肉，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必要发展得象今天这么快。 理想的社会，应该是变化速度不快不慢的社会。但何谓不快不慢的理想速度，各种 人的标准大不相同。所以，除了需要将持有不同价值观念、理想目标的人作相对隔 离外，即使基本价值观念相似的人，也需要根据对适应变化和接受新事物不同的程 度，作适当的“分而居之，分而治之”。 在具体的操作上，当然有许多细节要讨论，如新区的建立、扩大和某些地区的收 缩和自然淘汰的程序，对不愿留在新区的原住民的有偿外迁等等。但深刻认识并尊 重人的不同，以人们自由选择的最大幸福为目标 ，承认保留多元价值的必要，是解 决具体细节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