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民主自由的科学史家----许良英 仲维光 一九九二年，许良英以一篇“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能成功”振动了海内外。海 外学人惊异，在如此专制的情况下，许良英竟然如此大胆。事实上许良英自七十年 代末期以来，一直以直言著称。 许良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近代物理史高级研究员。他从青年时代开 始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内战争时期，他积极的参 加了共产党的地下斗争。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他由于敢于直言，因此不 断遭到整肃。但是他并没有因此屈服。很长时间内，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作了大 量的翻译和介绍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工作，并且在八十年代和方励之一起成为坚持 独立思想，提倡科学启蒙，批评各种反民主思潮的知识分子著名人物之一。许良英 和东欧许多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一样，在人性和良知的驱使下，从一个共产党人 变成了反对极权专制、呼吁民主人权的独立知识分子。 真诚的共产主义者时期 一九二零年五月三日许良英出生于浙江临海县张家渡。一九三五年中学毕业后他 报考了国立浙江大学代办浙江省立杭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电机科。一九三八年许良 英以同等学历的身份考取了浙大物理系。那时大学是导师制。许良英选择了王淦昌 作为导师。许良英后来自己谈到，在大学期间他的世界观经历了急剧的变化。他在 课余时间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和有关中国革命的书籍。刚入学时，他的志愿 是作一个“当代物理学权威”，二年级时变成追求革命的真理，否定了科学救国的 理想，认为只有通过革命，彻底改变社会结构，才能发展科学。这时候他立志要作 一个“职业革命家”。到了四年级时他希望能作一个“真正的人”。一九四一年四 月他在浙大发起了“质与能自然科学社”探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开展革命活动。 在为进步学生的秘密刊物《笔谈》写的《试论感情与理智》一文中他指出，“感情 与理智在最根本、最崇高的领域中是统一的，这也意味着真正的革命家、严肃的科 学家和纯正的宗教家三者的灵魂在某些方面是统一的。”文中，他把感情与理智在 高级阶段的结合定义为理性。后来他一直认为，这使他始终能以极其严肃的态度对 待革命和科学事业，也能够对爱因斯坦和斯宾诺莎的理性论思想产生强烈的共鸣。 他曾经多次说过，在那段时间里他确立了持续至今的人生观。 一九四二年大学毕业后，他到桂林寻找共产党的关系。但是没有找到。一九四四 年桂林沦陷，许良英只身流浪到黔桂边界的山区的格江。一九四五年二月他连续步 行了二十多天回到设在湄潭的浙大物理系。到一九四九年共产党接管政权，许良英 一直在浙大物理系作助教。 抗战胜利后浙大开始迁回杭州。许良英取道重庆，沿着长江回到杭州。一九四六 年九月他在重庆加入了共产党。此后，他全力从事共产党地下工作。物理系助教只 是一个作掩护的公开身份。一九四七年担任地下党浙大支部书记。到一九四九年前 夕许良英又担任了中共杭州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并先后兼任中学区委书记和大专 区委书记，负责大中学学生运动。 从共产党高层干部到“右派分子” 共产党在杭州接管政权后，许良英调离浙江大学，担任杭州市青年委员会学生部 长。一九五二年许良英从浙江调到中国科学院担任《科学通报》室副主任，并兼任 编译局、计划局以及学术秘书处党支部书记，负责对外宣传。他的任务是审查科学 院出版物的政治观点、立场和保密问题。全院几十种学术刊物最后都必须经他签字 才能付印。一九五五年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许良英因为一个由他介绍入 党的人成了胡风分子而受到牵连，被批判、停职审查一年。他因此下决心不再做行 政工作。经他要求，于一九五六年调到哲学所自然辩证法组（当时于光远担任组长 ），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负责编辑《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成为共产党中 国第一个专职自然哲学高级研究人员。 一九五七年夏天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人民大鸣大放， 帮助共产党整风，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许良英感到欢欣鼓舞。这一 年五到八月间他 写了《科学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书。一九八二年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成为 了解中国科技政策思想变化的重要文献。书中许良英对双百方针作了比较系统的阐 述，指名批评了曾经受毛泽东宠爱的共产党正统派理论权威艾思奇所重复的李森科 的“科学是偶然性的敌人”的观点。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的苏联的“科学中的党性 原则”，他指出“自从历史上有了科学，科学研究中确实逐渐形成了一些原则。例 如：一切要以事实为根据，在真理面前任何人都一律平等，要求科学的概念和理论 在逻辑上的正确性，等等，这些原则对于任何真正要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人都是一 样要遵守的。”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自此大鸣大放运动变成了反 对右派的政治斗争。回忆起当时的情况，许良英说，“我思想不通，认为这会使共 产党失信于人民，很可能是有人反对毛主席路线，于是以捍卫毛主席路线的忠诚共 产党员和志士仁人自居，公开反对这一运动。当我得知反右运动是毛主席自己事先 布置的，鸣放为的是引蛇出洞，我才发现自己错了。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七三年我 对毛主席都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了。”在反右斗争中许良英成为科学院的第一个被 批判对象，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他被定为右派，并被开除党籍，回到浙江原籍。受 到这一打击，他妻子怀孕十个月的胎儿夭折于腹中。后来他们离了婚。 在浙江乡下，他和普通农民一样下地劳动，挣工分养活自己和老母亲。他和母亲 都成了专政对象。三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二年）大饥饿时，他像许多农民一样 因吃糠而患浮肿，严重时连走路都喘。 艰难的农村生活与思想转变 许良英曾谈到他一生中三个转折点。第一个是在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一年，他确 立了献身社会、献身革命的人生观。这一次是二个转折点。尽管被遭打击欺骗，他 在思想上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变化主要是在社会和生活环境。在这一期间他认 为有三方面收获：第一，知道了中国大多数人民怎样生活，第二，通读了三十卷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大部分列宁全集，使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发言权，第三，编 辑翻译了《爱因斯坦文集》。这些为他的第三次转变，思想信念的转变准备了基础 。 一九六四年许良英译出爱因斯坦文集五十多万字，但是由于“四清运动”和其他 的政治原因，出版被耽搁了下来。期间他又完成了一篇九万字的编译后记，一九六 五年由此扩充成十七万字的《爱因斯坦的世界观》一书。与此同时他又完成了两万 五千字的《试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一文。六二到六五年间在农村的艰苦生活中 ，许良英常常每天工作十四小时，没有节假日。他后来回忆道，“这工作本身是我 最大的精神享受，我常常为他（指爱因斯坦）发声振聩的言词感动得流泪。” 一九六六年中国大陆发生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所谓文化大革命。许良英又被迫 恢复了全天劳动，不久又被审查、批斗和监禁。六八年六月到六九年九月涉及到浙 江大学地下党问题他被审查批斗，并曾被隔离（实际上是关进私牢）达六个月之久 。六九年在全地区万人批斗大会前，他不甘受辱，喝“敌敌畏”（一种农药），自 杀未遂。 一九七一年商务印书馆恢复业务，许良英去信询问是否可以出版《爱因斯坦文集 》。商务印书馆请他将书稿寄去。他写信到上海联系，才得知译稿以及《爱因斯坦 的世界观》一书手稿已经在一九六九年被上海写作组强行借走。译稿拒不归还，而 书稿则宣称丢失了。他又致信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并声言如不归还将诉诸法律。直到 次年三月他才得到被涂改的翻译稿。商务印书馆同意出版《爱因斯坦文集》，许良 英决定补充和修改原稿。为加速编辑工作，商务印书馆雇佣许良英作为临时工，每 月五十元人民币生活费（七七年该书出版时又从稿费中扣除）。一九七四年政治形 势恶化，许良英又被遣返原籍并且停发生活费。直到七五年政治风向稍有转变，商 务印书馆才又请他回来工作，并且恢复了他的生活费用。文集第二卷于该年九月交 稿。 一九七四年以后的时期许良英开始了他的第三个转折。一九七四年他看到了“批 林批孔”运动的真相，觉醒到整个文化大革命是一个骗局。一九七六年四月他在北 京又经历了四五天安门事件。七六年底许良英因多年积劳成疾，生病入院。一九七 七年春天，他在商务印书馆结识了方励之，并邀请方励之参加他组织的一个小型“ 爱因斯坦读书报告会”。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最后阶段他还结识了刘宾雁（刘当时 也在商务印书馆作临时工）。这两人后来都和许良英成了好朋友。 平反后：为中国的民主自由不懈的奋斗 一九七七年许良英写报告给科学院党委希望回到科学院工作，一九七八年三月经 当时科学院院长方毅批转给国务院政工组批准才得到解决。两个月后他结束了二十 年颠沛流离的生活，来到自然科学研究所工作。一九七九年，许良英的右派问题得 到平反。许多人对此万分感激，但是，许良英却拒绝这样做，他在不同场合公开明 确表示，“没有什么可以感谢的，作错了就要改。” 一九七八年他的生活有了很大变化，工作恢复了，又和离婚的妻子复了婚。这一 年他开始了新的工作、和同事一起编写《二十世纪科学技术简史》。 一九七九年是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日，他倡议召开纪念大会，并为大会主 讲人周培原起草了报告。报告经《人民日报》摘要发表，其中论及社会主义和民主 的关系的一段话引起强烈反醒。当时活跃于西单民主墙《四五论坛》的一些青年对 西方民主理论所知并不多，对此马上引用，并就此发表了长文。这段话是：“他（ 指爱因斯坦）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的结尾提出了这样 的问题：‘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 役。社会主义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的高度集 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使个人的权力得 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经历了林彪四人帮 的残酷摧残之后，我们痛切地感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一九八零年在胡耀邦的倡导下，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领导成员请科学家给他 们开设“科学技术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的讲稿主要是由许良英 起草的，文章中他着重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 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一九八一年二月许良英发表了《试论科学和民主的社 会功能》一文，文中对上述命题作了更充分的论述，并在大陆第一个批评共产党的 民主集中制，认为它还是要做民的主，而民主制是人民做主。 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五年中，许良英通过文章和公议公开宣扬民主，批评 专制，对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在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 运动中，被列入重点整肃对象。只是由于这一运动的早夭，他才得以过关。尽管如 此，其后的一系列重要会议上，他仍不避风险不断地指名批评这次政治运动和它的 发起人胡乔木和邓力群。在以后的几年中他和方励之一起成为科学院最重要的持不 同政见的知识分子。 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间许良英和他的学生在大陆发起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 法的讨论。一九八八年他着文《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思考》，直接批评当局的科技 政策。期间他多次公开批评马列主义，批评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和“四个现代化 ”等口号。 一九八六年许良英与方励之和刘宾雁联合发起“反右运动历史学术讨论会”。这 是第一次由私人发起主办、涉及大量知名人士的非官方的自由讨论会。许良英显示 了他的勇气，会议的联系地址就在他家。当年著名右派钱伟长得到邀请后立即告发 到中共中央，会议因此流产。在其后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许良英虽然未 被开除出党，但被迫退休。由于深感民主理论和思想启蒙的重要，退休后，许良英 和妻子合作准备撰写一本关于民主理论和历史的书。 一九八九年初许良英起草并发起了科学教育界致中共中央公开信，要求进行政治 体制改革，言论自由，呼吁释放政治犯。在他的努力下公开信征集了四十二名知名 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签名，其中半数以上是共产党员，有许多科学院部委员，全国人 大代表（七人）和政协（八人）委员。这封公开信在海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成 为后来八九民运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与此同时，许良英又撰写了几篇文章纪念五 四运动七十周年，其中《五四和中国的民主启蒙》曾在五月的天安门广场上反复广 播。“六四”后该文被中宣部理论局定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民主自由人权方面 的代表作。许良英本人被指为是仅次于方励之的八九民运的黑手。六四以后，他虽 未被逮捕，但至今未被准许进行党员登记，第二次被开除出党已势所难免。 许良英翻译介绍了很多当代西方科学，科学思想和哲学著作，对当代中国知识分 子和青年学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可以从许多大陆社会科学学术论文参考文献索 引中看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卷《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这些译着严肃认真 ，为中国人打开了认识西方学术思想的窗户。 许良英专业从事科学史和科学思想研究。在广泛掌握当代科学历史研究资料的基 础上，他对爱因斯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这一研究在大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产生 了极大的影响，在国际上也引起了注意。与此同时，许良英还发表了许多对学术界 有积极影响的研究科学史理论和科学哲学的文章。但是我们也要指出在他的这种理 论研究上，还显示出不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造成的局限性。 许良英一生真诚的追求自由，民主的理想。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他公开发表了 许多观点鲜明措辞尖锐的文章，推崇自由民主思想，针砭时政，例如对“社会主义 民主”。对“新权威主义”的批评。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许良英代表了大陆具有独 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观点。 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许良英先生治学严谨。他早年从老师王淦昌先生，学习并 继承了独立思想和严肃认真的学风，并且以此训练和要求他的学生和年轻人。在大 陆学术研究意识形态化和粗制滥造的风气下，对严肃的学术研究许良英是个很好的 范例。 许良英早年加入共产党，并且担任过一定的领导职务。然而他和那些以接近共产 党领导人为荣的所谓改革派知识分子却截然不同。由于敢于直言，他不断遭受打击 ，尽管如此他却一直保持着不屈的批评精神。他始终如一的道德追求给人们带来了 很大的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