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牌不能再打 ----采访天安门学生领袖周勇军 本刊记者 亚 衣 我一直觉得,在当年天安门广场喧闹的人群里,不乏令人可爱的英俊少年。当我 见到刚刚来到美国的原中国政法大学学生、北京高校临时学联主席周勇军时,这种 想法又一次在我心中油然而生。 秋羊命苦 出生于穷山恶水之间 亚:虽然六四已经过去多年,但是每当天安门事件的风云人物走出国门来到海外时 ,这里的人们总会由衷地表示某种敬意和关切。我想请你向读者介绍一下自己。 军:好。一九六七年九月,我出生在四川省蓬溪县的一个山村里。我是属羊的,按 中国的传统说法,属羊的分春、夏、秋、冬,秋羊和冬羊命苦。我是秋羊,我的一 生也是坎坷连连(亚:如果夏天长一点,九月生的还算是夏羊吧。)。记得小时候家 里很穷,但在农村还算是好的,因为父亲还算是个干部,周围的农民更穷,有些人 家一年到头没有米吃。一家人五六口,只有二百斤谷子,日子怎么过?平时只能吃 些瓜果和野菜。最惨的是一九七六年、七七年,没有粮食,政府只好把做种子用的 玉米作为返销粮给农民吃。因为种子在保存期间为了防虫子而拌进了农药六六六粉 ,所以我们每次拿回家后就用水洗洗了以后再晒干,再磨成粉,搅成糊糊吃,里面 还是有六六六粉的味道。大家都吃,我也照样吃,吃了有半年多,现在想想真不可 思议。而且,那种玉米,有些人还没资格吃呢。邓小平上台搞包产到户,情况就好 多了。 亚:说来你还是邓小平的四川同乡呢。 军:是的,可那时有很多人从邓小平的家乡广安那里过来讨饭,那边更穷,没有绿 树,缺少田地,有的是山和石头。俗话说,穷山恶水出刁民,我们都是“刁民”了 。 周勇军在纽约的住处里 当然,我的童年生活在我的记忆中还是愉快的,因为我常常和同伴们一起放牛, 一起读书。我小时很顽皮,书念得并不很好。但是老师还表扬我,只因为我在五年 里没有缺过一堂课。每天爬山路,下雨天滚得浑身是泥,我还坚持上课。后来我就 考到县城去了。在县中读了六年,由于制度比较严格,书读得比较好。学生大多是 农民子弟,吃的东西都是自己带的,拿个罐头放点米和红薯,加点咸菜就是一顿饭 了。后来父亲调到县城,我家的生活就比较好了。 亚:可以说说你的父亲是当什么干部的吗? 军:父亲在共产党内当了几十年的干部,从公社、区的武装部长到县检察院的主任 。但是他比较傻,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好处,一家还都是农村户口。唯一的收获是 父亲年年得到“优秀共产党员”的奖状。我家的家教比较严格,造成了我的性格比 较拘谨。这也是我为什么考大学要考到北京的一个原因。我想跳出四川,离开这个 家远一点。一九八五年九月,我考进了中国政法大学政治系。 大学生涯 读马列越读越糊涂 亚:你决定考政法大学,是不是与你父亲当过政法干部有关? 军:也许是的。我到北京去,可以说是对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的崇拜,也想让自己提 高一点,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记得刚进入大学时,我还是一身土气,很长时间 脱不了,穿的衣服全是我母亲缝的,普通话也只会听不会说,自己很自卑。但是因 为我这个人比较老实,公益活动积极参加,所以大家也都比较喜欢我,团支部还推 荐我去争取入党。我很高兴,一直在接受党的考验,可是考验了三年还没有考验好 ,到第四年我就跟党组织说不要考验了,我不想入党了,我也不汇报思想了。 亚:你所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的党委系统,对学生、教师是不是管得比较紧? 军:可以说管得太紧了,他们认为政法大学在政治上一定不能出问题。记得一九八 零年所谓“自由化”的时候,还有一九八六、八七年北京一些高校学生搞游行的时 候,我们学校就把铁门一关,不准学生上街。校方跟学生讲,不能去,谁去了,回 来就受处分。另外他们马上组织团支部书记、党支部书记把思想工作做到每一个宿 舍,跟学生一个一个谈话,说想想你到北京读大学多么不容易,如果出问题,怎么 对得起家里人。 我们学校对教师上课也控制很严格,所有的教案都要经过审查,老师上课不能离 开教案。我们的系总支书记说过,政法大学就是要在政治上靠得住。政治上靠不住 ,还叫什么政法大学? 亚:那么,怎样来保证学生在政治上靠得住呢? 军:当时大学里很时髦的是读马列的书。我也看了不少。我觉得马克思的思想活跃 ,有一种大家的风范。但我喜欢看恩格斯的文章,它的文章文思流畅,也比较现实 。比如它的《自然辩证法》,《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得都比较好 。《反杜林论》就不好,有那种共产主义独霸一方的味道。到后来看列宁的《共产 主义的左派幼稚病》、《国家与革命》越看越觉得批判的味道太重,我不喜欢。对 斯大林的东西我就更没有一点兴趣了。列宁,斯大林是一种霸王的味道,一谈就是 镇压,就是战争,就是杀人。到后来我看到马克思主义分成两派,一派是列宁、斯 大林主张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另一派是第二国际的,有伯恩斯坦,考茨基, 罗森堡,我读了他们的一些小册子。他们主张走议会道路,认为通过议会道路可以 和平夺权获得成功,而暴力革命只会给社会带来坏的结果。我觉得这些文章比列宁 、斯大林的要好。他们的思想我反而觉得更能够接受一些。总之,学马列最后学糊 涂了。 亚: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是“一代不如一代”。 军:是的,不过《毛泽东选集》我倒是喜欢看。前后看了有五六遍。直到八九年我 进监狱,我的“左派”辅导老师还送了一套“毛选”给我。而另一个青年“右派” 老师,则送了《西方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思想史》给我看。 亚:有意思。不过,你所说的“左派”老师和“右派”老师又是怎么区分的呢? 军:我们平常开讨论会时,老师之间,学生之间观点常常有冲突,有不同的派别, 当然大家都标榜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个大前提,没有人敢说自己是反对马 克思主义的。我们所谓的“右派”老师比较强调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他们主 要在“发展”上去引申;而“左派”老师就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说发展也不 能离谱。“左派”老师常常把马列的话挂在嘴上,而“右派”老师则比较注意国外 新观念,西方的政治思想。一般说来,不少“右派”老师在学术上比较强,对我们 的影响很大。 亚:请具体说一说。 军:他们的思想比较开阔。有的是中西结合,对中国的儒家研究得很透,对西方政 治思想也很熟悉,而重点放在中国的研究。有的年轻老师对中央上层的一些问题看 得比较透,经常有批评,但是也很相信马列,认为现在共产党上层的一套,跟马列 主义、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两码事,宣传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前面已经说过 ,我们学校对教师管得很严,要审查教案。这些“右派”教师也不敢违反这些规定 ,只是在正式的课讲完以后,常常留下几分钟和学生聊天谈心,发发牢骚。这个时 候,老师叫我们不要做笔记,他们的真实思想就得到了很好的发挥。我们之所以在 八九民运时出来参加运动,受这些老师的影响很大。 亚:这些“右派”老师在八九民运以后有没有受到什么牵连? 军:大部分没有,因为他们主要是在思想上支持你们,叫他们上街去喊去叫,他们 一般是不去的。有一位老师名叫刘苏里,则在八九民运中受到了牵连。 亚:除了读马列书以外,你在大学里还有什么个人爱好? 军:我喜欢看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克劳维茨的《战争论》,还有《战略论 》、《司马法》、《李成功问对》都读过。在战术上,我研究了巷战和越南战争史 。后来我又读了一些思想史方面的书,包括西方哲学史和中国思想史。我也比较欣 赏古希腊苏格拉底和亚里斯多德的政治思想。    亚:大学生活期间你参加了哪些学生社团活动? 军:在军事学术研究方面,我们搞了一个“国防研究会”,是学生自己搞的。还组 织了一些演讲,几乎每一个礼拜六,都要开一些关于政治思想史的辩论会讨论会。 有时也辩论一些关于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我们也组织过一些沙龙,请一些老师, 还有外校的人来讨论一些问题。 八九民运 受命于新华门前 亚:请讲一讲一九八九年春天你们学校的情况。 军:八九年二月新学期开学,校园内人很少,新生都到昌平县的新校舍去了。我觉 得整个气氛不对劲。过去“左派”老师都是跳得很欢的,在讨论会上,课堂上,讲 座上都是满口讲马列。而在八九年春天那个时候,“左派”老师好象全都不说话了 。而其他老师讲课,言必称希腊,张口骂政府。有些老师一上课,先在黑板上让大 家抄几个提纲,然后就开始聊天,大讲党内斗争和上层的腐败。“右派”老师讲政 治经济学,就歌颂赵紫阳的经济改革如何的好,还说假如赵紫阳要请我当顾问的话 ,我将会怎么作。 这个时候学生无心上课,很茫然,我还是一如既往,准备我的毕业论文。记得四 月十五号那天,我刚刚把论文的提纲草稿打好,就去参加一个舞会。跳舞回来听到 收音机里播送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整个校园就炸开锅了。学生自然而然讨论起这个 问题,很多研究生包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抓到的通缉犯张志清跑到我寝室里来,讨 论胡耀邦问题。还有一些老师,大家都认为胡耀邦是共产党领导人中最清正廉洁的 一个,觉得要纪念纪念他,于是就开始写大字报。后来问题越提越多,学生的活动 范围也从校内到了校外。 亚:是否可以谈谈你在校外的活动情况? 军:四月十七日我们学校组织了第一次悼念胡耀邦的游行,自那天以后,我几乎天 天上天安门广场和新华门。在天安门广场,我被学生们推上去演讲,我讲结社、集 会、示威游行的自由都是现有的宪法所赋予的权利;我又指出现在的宪法是根据共 产党的理论原则产生的而不是根据人民的意愿产生的,这是一个大问题。后来我们 又到新华门前去静坐请愿,前后延续了好几天。当我看到有些人把花圈和鞋往里面 扔时,我跟清华大学的张铭说这样做不大得体。他同意我的看法,建议我跟在场的 人讲一讲。我就讲了我们在请愿时应该保持哪些行为规则,大家说我讲得很及时。 四月二十日清晨,当局出动了数千名警察强硬驱散了外围的请愿者,发生了流血 事件,我们学校也有一名学生被打伤。但在新华门前,在里面部分,警察没有打人 。一位穿便衣的警察头头要我们立即撤退,在场的学生发生了不同的意见。我当时 的意思是不要和警察对抗,否则他们会把你关起来,而民主运动才刚刚开始,你就 被抓起来了,以后的一系列斗争你就谈不上了;我跟大家说,我们既然是搞和平请 愿,就不是耍无赖,撤走了还可以再来。可惜到最后,在场的二十多个人中只有三 个人同意我的观点,包括清华大学的张铭。后来警察就两个架一个地把学生送上汽 车,车子开到北大,把我们都轰了下来。 亚:听说你是最早的一届北京高校学生自治组织的主席,能不能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 军:四月二十二号召开胡耀邦追悼会时,由张铭、吾尔开希、我以及另外几位同学 主持,大家做得就比较好。在我和郭海丰、张志勇去人民大会堂递交请愿书时,群 情激愤,但后来都撤回来了。这个时候一些朋友开始筹建一个自治的学生组织,名 叫“北京高校临时学生联合会”,简称“临时学联”,四月二十三日,“临时学联 ”正式成立,经刘刚提名,我被选为主席,吾尔开希被选为副主席,总部设在我们 学校。四月二十六号《人民日报》社论发表以后,大家对要不要游行发生了争论。 当时传来消息说可能会发生流血事件,有人坚持在第二天游行,也有人主张取消游 行。我考虑再三,决定取消游行。第二天晚上开会大家相互发难,我也承认了错误 。后来“临时学联”改选,吾尔开希当选为主席,我就当了常委,同时“临时学联 ”也就改称为“北京高等学校学生自治联合委员会”(简称“高自联”、“北高联” )。 亚:在“高自联”里,你主要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 军:虽然我没当主席,但是在“高自联”中我还是属于多数派,“激进派”始终占 少数,一批理工学校都比较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更实在。我后来提出吸收王超华、 郑绪光进入常委会,项小吉当对话代表团团长。我的兴趣主要在对话上。“四·二 七”游行以后,有一次跟袁木的对话,我和吾尔开希、项小吉都去了。但是由于袁 木不承认高自联,所以我们没有说话的机会。到后来,我还是站起来指着袁木的鼻 子骂了一通,我说了三点,第一,正因为有了政治风波,才产生了今天的“高自联 ”。你是来解决问题的,就必须跟“高自联”对话。如果你要跟原来的学生会对话 ,早就可以做了,也不要等到今天。第二,你说我们违法,而我们组织“高自联” ,恰恰正是根据宪法所规定的结社自由来做的。甚至在我们的口号里还有拥护共产 党的内容(袁木说我们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第三、你说新华门前许多人喊打 倒共产党,我现在可以证明你的说法不正确;另外我也可以证明,新华门前没有流 血,但在其他地方流了血,包括我们学校有一个学生被打。当时中央电视台的记者 也把我驳斥袁木的场面录了相,但是没有公开播放。 主张对话 与党内改革派呼应唱和 亚:从你所介绍的内容来看,你似乎在整个运动中都比较倾向于采取同当权的开明 力量对话、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军:是的。赵紫阳从朝鲜访问回来以后的表示,一直到他对世界银行会议的谈话, 我们学政治学的人很敏锐地感到其中内容与原来《人民日报》社论不一样。我和我 的同学们坚持一种观点,即假设我们能够和党内改革派形成一种呼应、唱和的方式 ,那么大家都能得到好处,改革派可以仍然在台上推行它的改革,我们则能够保住 公民应有的权利,“高自联”也仍然可以存在下去,我们大家也不会受到“秋后算 帐”。所以,我就在高自联会议上主张组织对话代表团,主张我们后退一点,留出 一块空地,让党内改革派有机会施展一下他们的政治主张,给他们一个活动的余地 。我主张在五月四日搞一次纪念性的游行,纪念五四,然后学生回校复课。会上三 十多票通过我的提议。五月四号宣布复课后,有百分之七十的学校的学生复课。所 有的报纸全部报导了这方面的内容。 亚:这就是说你的主张是与大多数学生的愿望一致的。 军:是相投的,也是跟中共改革派赵紫阳他们的意愿相投的。这个时候许多记者到 学校,向我表示祝贺,给我戴高帽子。我也觉得大家很理解,当时需要这么做。也 就在这个时候,有些人开始调查我的背景,到我们学校调查我是不是中共的特务, 我们学校的伙伴们没有理他们。后来,我的主要精力放在做好对话工作上。五月七 日以后,戈尔巴乔夫要来访的消息传开了,当时也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利用 这个机会向中共政府施加压力,另一种意见是利用这次来访把对话工作搞好。直到 五月十三号,由北师大柴玲等十一个人签名发起绝食,高自联王丹、吾尔开希也先 后表示同意,在对话团里,有人提出要配合高自联,于是大家就把对话搁在一边。 当时我认为绝食可能导致民众对学生的支持达到最顶峰,同时也会造成政府与学 生的对立尖锐化,其后果是很难设想的。学生绝食,等于把党内改革派的生存空间 给堵住了,他们就没有退路了,在我们学生和保守派之间没有任何伸缩的余地。他 要么倒向保守派一边,要么倒向学生一边。所以,阎明复,胡启立,赵紫阳这些人 就急疯了。他们当天晚上就与我们学生对话,阎明复和我们对话,我去了,吾尔开 希、王丹也去了。阎明复希望我们撤,但又没有作出明确分析。后来大家又回到了 广场,绝食坚持了几天,阎明复也到广场来劝说。原来主张绝食的人,这个时候开 始后悔了。又想对话,但是因为绝食,没有给党内改革派一种回旋的空间。所以, 后来的对话只可能面对李鹏,而不是赵紫阳。 转移阵地 投身于工人运动 亚:你是否也参加了绝食? 军:我反对绝食,但是我又参加了绝食。因为朋友们建议,只有参加进去,才有发 言权,才能在其中做工作,防止情势恶化。另外,我要讲义气,在朋友面前要够“ 哥们”。我的观点是要绝食就不要轻易撤退,要撤退当时就不要搞绝食。不要把绝 食当儿戏,去戏弄别人。 我在绝食四天里,进了四天医院。到后来我看这个局面维持不下去了。我们面对 的是李鹏这些人。七天以后,我宣布不绝食了。我悄悄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对 我同校的伙伴们说,这几天我良心上对得起你们,我没有背着你们吃过一次饭。 亚:你所说的另一条道路指的是什么? 军:到工人那里去。四通公司下面的一个公司给我提供了帮助,他们给了我一万多 元钱,加上香港记者给我的逃命钱,我买了发电机,组装广播车,带到工人组织里 面去,这是五月二十一日。我当时建议,把工人联合会改名为工人自治联合会。我 跟韩东方、赵品璐等人一起把“工自联”的架子搭了起来。因为有了宣传工具,所 以工自联才在很多组织中脱颖而出,号召工人起来。我在工自联里呆了十几天,形 势变得很快,工作起来比较艰难,我觉得在中共党内已经没有支持我们的声音了。 这个时候我的想法是号召中国的底层民众起来,号召工人起来,这样才能避免秋后 算帐。我希望下层的人们真正起来,把局面顶住。其实这种想法也是很幼稚的。但 不可否认,我已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 绝食学生在天安门广场 亚:为什么你要离开学生队伍到工人中去? 军:我认为改革以来,工人承受了这种变迁带来的困难和压力,而没有得到改革的 好处。我觉得中国工人应该通过一系列程序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保护合理的劳工权 利。另外,如果工人能够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就会把整个中国的民主运动推入 一个新的阶段。 后来情况越来越紧张,终于发生了六四屠杀。当时我把逃命钱和文件给了吕京花 ,让她逃了出来。自己身上一点钱没有,六月四日到六月九日之间,我一直在北京 市内转,回到学校饭也没有吃。六月十一日,公安局从学校里把我抓走了。 深圳打工 苦挣扎自谋生路 亚:请谈一谈你后来没有被判刑的原因。 军:我被关了一年半,但是没有判刑。本来我的罪行是很严重的,在临时学联、高 自联当过头头,应该是重点打击对象。但是我的学校背景好,属于政法系统,我的 案子一到检察部门就搁了下来,据说政法系统中有人认为,对政法系统里出的案子 应该特别谨慎。此外,有一件事情也帮了我。就是在天安门有人烧装甲车时,我看 到有三个军人被打,其中一个受了伤,我看他很可怜,就让工人护送他出去,把他 弄到一个工人家里,让他吃了药,把伤口包扎好,救了他的命,我又让工人把他安 顿好。后来我被放出来时,学校有人对我说,你当时救的一个军人是装甲营营长, 团级干部。这个人是湖南人,很感激你,他自己表示一定要为你作证,证明你不是 暴徒。后来当局就决定对我“免于起诉”。至于在监狱里受到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 折磨,那就不谈了。 亚:学校后来对你又怎么处理呢? 军:学校里要我在检讨书上签字,说可以帮助我找工作。我不干。我在家乡通过我 父亲给自己改了名字,另外办了一个临时身份证,成了农民。一九九一年四月,我 自己到深圳打工,从零开始,自谋生路。后来混到一个公司里作商务代表,法律代 表,一个月能挣几千块钱。同时从北京、天津、厦门、海口到珠海,我跟六四哥们 的联系也很多。象我们这样的人,现在在社会上苦苦挣扎,对很多问题深有同感。 我们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在为自己的生计而奔忙,但是我们的良心和热情并没有因 此而泯灭掉,将来我们总是还要走到一起来的。 几个月后熊焱出狱到深圳来找我,要我帮他介绍工作,我对这个大名鼎鼎的通缉 犯也帮不上忙。熊焱批评我,说你这里离香港那么近,你应该和那边的朋友保持紧 密的联系。我苦笑说,时过境迁,不要自作多情。后来我把在天安门事件时一位香 港的朋友给我的名片交给熊焱,熊焱很快就到了香港。不久,有香港朋友来找我, 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出去为中国民运说话。我觉得这也是我的责任,就到了香港。 在香港我呆了七个月,打工,学电脑,学广东话,后来在一个写字楼里找了一份文 员的工作,有位兄弟赞扬我是“逃亡路上不忘记学本事”。二月四日,我到了美国 ,熊焱自己生活困难,还送了我二百美元,真是自家兄弟。 亚:能不能说说你到美国的打算? 军:第一、我要念书。一定要拿个文凭,否则无脸见江东父老。第二,我也不可能 一头扎进书堆里不过问民运。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有利中国的民主事业,我就要无 条件地去做。 和平演变 六四牌不能再打 六·四:人民不会忘记,人民也不愿提起 亚:你能不能谈谈对国内政治的看法? 军:现在国内各种各样的地下组织确实很多。但是,我没有把中国民主政治的希望 寄托在这些地下组织上,因为这些地下组织各式各样的都有,如果把希望寄托在地 下组织上,那么相应的就是要在中国搞武装斗争。但是中国老百姓不认为要搞武装 斗争。 国内还有学术团体,知识分子的组织,它们压抑不住,正在抬头。知识分子的文 章使人民看到了希望,我们要重视。还有地方下层的共产党员,有新思想的人,要 依靠这些人,改变这个党,使共产党自己从内部改变。知识分子从外围来演变社会 的文化结构,加上市场经济的大环境,重新树立新的政治道德、政治信仰和政治生 活方式,这样和平演变就成功了。 现在的中国正处在破的阶段,不信马列,不信领袖,只信金钱,但是中国不会成 为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历史上中国的老百姓从来没有离开过政治生活,如果现在有 新思想出来,老百姓马上会予以关注。中国的反对派从八九年才开始深入人心。从 这个时候开始,老百姓对谁是反革命已经无所谓。这与八九年以前大不一样,朦胧 的人权意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我从监狱里出来以后,深深感受到这一点。 亚:你对当前的海外民运有什么看法? 军:海外民运的情况现在还不太理想,但是并不象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水浅王八 多”。我认为海外民运工作要踏实,方向要调整,纪律要完善,事情是完全可以作 得好的。还有我认为在海外民运中不同的观点可以保留,但是不能因为有不同的观 点就要分道扬镳,就要上火。这我不赞成。如果你是一个反对派的反对派,那就太 可悲了。对于人民来说,丝毫没有价值。我们要坚持用一种合理的程序,合理的方 式来解决问题。 我认为海外民运在政治上不要模棱两可,你究竟是要搞武装斗争还是和平演变? 在八九民运时,我就说要提和平就和平方式,要提暴力就采取暴力方式。不要自己 号召别人向前冲,而自己则暗渡陈仓到国外去,到了国外又大讲什么和平。如果要 讲暴力,那么要冲大家一块冲,要死死在一块。到了海外,仍然坚持暴力革命,买 军火搞武装,然后打回去,学当年的孙中山。如果这样,在中国的死难者还想得开 ,坐在监狱里面的人还可以盼望你把他们解放出来。切记海外民运不能失信于民。 现在民运的主角还在海外唱,问题在于怎样从海外唱到国内去。 亚:你认为现在海外民运将来能够到国内去唱主角吗? 军:三年来,有些人一直抱着六四的牌不放,只吃八九年的民运饭。吃老本,许多 人都说天安门的时候你在那里。如果老是这样,别人就觉得你没有前途。六四牌只 是很多很多牌当中的一张。六四时共产党杀人,老百姓恨共产党。但是六四的发生 ,是不是同时又是激进派推波助澜的结果?老百姓要民主,要理智。在中国再打六 四的牌,打六四的旗帜,老百姓是不会支持的。如果你要搞暴力革命,就可以把六 四牌打出来,你可以说我们死了千千万万的同胞,还有兄弟在坐牢,我们要报仇雪 恨。那行。 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打六四牌与我们当前主张的和平演变方式是相冲突的。 军:没错。如果你打六四牌,共产党就会用另一种方式来处理问题。对于六四,改 革派不会平反,保守派不会平反。只要共产党当政,就不会为六四平反。六四的事 件,六四的行为方式,六四的形象,凡是能让中国老百姓记起六四的东西,都不能 再用了。 亚:可是人们常说中国人不会忘记六四,我们在海外也经常相互提醒不能忘记六四 。 军:对,人民不会忘记,但人民也不愿提起。所以现在在中国谁都不提六四,这是 一个揭开来太使人难受的伤疤。 同样道理,海外民运也要从六四的包袱上解放出来,要提出新的政治观点。新的 政治主张。邓小平这三年来尚且在大陆作了许多新动作,我们为什么不能作些新动 作呢?我希望,国内的朋友也希望海外民运能提出新的思想,新的观点,新的路线 和新的作法。 亚:谢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和提出了那么多精彩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