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 徐文立妻女来信 小牛先生：你们好！ 收到了你们寄来的圣诞卡及新春问候。感谢朋友们的关怀、爱护。 文立在狱中整整渡过十二年了，目前身体很虚弱，但他精神很好。相信一切会好 起来。我和女儿每饿月去看望他一次，把朋友们的问候已转告了他。他非常感激， 并问候大家，来信说：“遥拜了，祝大家新春好！” 人在逆境中，特别珍惜友人的情谊，再次谢谢大家，顺致敬意。 徐文立妻子 贺信彤 徐文立女儿 徐 瑾 坚持把《中国之春》办好 胡平兄： 回国前夕，给你写这封信。 读了这几年你们办的杂志，印象很深，比起我上次出国访问时读到的《中国之春 》相比，进步十分显著。八七年冬在哈佛那次相见，我劝你不要去搞《中国之春》 ，现在看来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听说你们组织内部又出了些麻烦，希望不要影响到 杂志的正常发行。海外民运做了不少事，我看还是这本《中国之春》的作用最大， 在国外、在国内、在现在、在将来。 请代我向编辑部同仁致意。 中国社科院 余仁 公开道歉 笔者在《中国之春》第一一八期，九三年三月号发表的《民主并非仅仅是票决》 一文有个常识性大错。该文说美国总统大选是在闰年十一月三日，而实际上应该是 闰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二。只是一九九二年十一月的第一个星期二恰巧是三号。 特此更正。 临笔不周，公开道歉。 马悲鸣 论点根据值得商榷 《中国之春》： 贵刊第117期贺文大作《何以解忧、唯有震荡》中的论述：“如果将国营大中企业 的垄断权取消，让国人自己办的私营企业来自由竞争，那么百分之百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营企业一定会破产倒闭。国营企业之不可救药不管在中国还是苏联，或者任 何其他国家都是通病，而不管这些国家是否曾经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点才真正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此论点似乎与我们目前常见的一些事实相悖。 众所周知，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也有一些国营企业，它们同样与私营企业激烈 地自由竞争，并生存和发展。而无破产或倒闭。有的其福利待遇更优人私营企业。 我认为国营企业固然有其通病，但并不会垄断权取消后百分之百破产倒闭。贺先生 断定中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取消垄断权后，国营企业一定会百分之百的破产倒闭 ，不知其根据从何而来？ 澳洲 林锵锵 权力对良知的审判 当我读完了中国作家张士敏在贵刊发表的《“荣誉的十字架”审判内幕》一文后 ，禁不住为张士敏所受的文字狱迫害感到深深的悲哀和愤慨。 在中共执政四十几年来，人性遭到扭曲，人们到了不能讲真话，甚至不讲真话的 地步。作为《十字架》一案当事人的一方被告，张士敏无非就是以小说形势揭露了 中国大陆社会某些劳模以虚假的手法沽名钓誉的劣行，这种揭露的本身就是一种社 会良知的表现，但却遭到诉讼官司的迫害。 作为《十字架》一案的原告方杨怀远，他是体现着中共政治需要的劳模，他有着 深远和强大的政治背景。法庭在上级权力部门的干预下，并不照法律条文和事实办 案，尽管经过开庭、闭庭等法律程序，煞是热闹了一番。但最终还是根据当权者的 需要，对作家张士敏予以判罪。这是一种在中国大陆九十年代权力对良知的审判。 在司法实践上，它又毫无公正和正义可言。以法律形式对人的迫害，它足以摧毁一 大批人们的社会良知。面对使人屈辱和不公正的打击，所幸的是张士敏未有倒下， 经过此事似乎他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的文中似有一番脱胎换骨之感。但我想他 的心还是在继续滴着血的。人们心灵所受的创伤并不是那么容易愈合的。 当然，末了，我也坚信历史是公正的，它将宣判张士敏无罪。 陈晓鲁 黑暗中的光明 此次民联、民阵合并大会，爆发不少令仇者快、亲者痛的矛盾，许多人因此对民 运的前途和价值产生或加深了一层怀疑、动摇。笔者认为此种怀疑、动摇，颇有片 面之处。 首先，这种动摇来自原本对民运的过高期望的失望。而这种过高期望，可能同长 期受共产党的“革命传统教育”有关，以为“老一辈革命家”真是如革命回忆录所 描写的那样高尚、伟大，彻底无私，以那种传奇形象来看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民运 份子，就觉得今日的民运简直一团糟了。其实早年的海外反清组织和中国共产主义 海外组织，内部派别纷争、争权夺利，决不比今日海外民运组织好。这只要稍微几 本比较翔实的非官方“正史”性质的回忆录，或者独立思考地读几本“党内路线斗 争史”，就可以知道了，那里面不也充满了“早年投机革命者”吗？ 其次，这次会议全过程是完全公开的，会议邀请了多家报社的记者，包括新华社 在内(但新华社没有公开接受邀请)。这种公开性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本身就是一种 意义深远的进步。至于会议上的公开矛盾，只要我们想一想中共历史上以刷齐的手 臂一致通过“永远开除刘少奇出党”或一致通过把“林彪统治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 人”这一条写进党章，以及后来又“一致通过为刘少奇同志恢复名誉”，两者的优 、劣、不也是很明白的吗！ 现在许多人每每对民主政治过程中的政争、无效率表示失望。但是，比起专制政 权用坦克去镇压人民，或象文化大革命中那样的“伟大领袖”号召下的全面的群众 斗群众，会议上的纷争甚至拳打脚踢就好得多了。一个议会中发生拳打脚踢的国家 ，是绝对没有权威去命令坦克去碾压人民的，也绝对没有力量去发动全面的群众斗 群众的。 此次民联、民阵合并会议，虽然中共的新闻媒介没有公开派人采访，但有若干名 记者显然是中共方面派来的，与会者几乎都心照不宣。如果说这次民运的重要历史 性会议暴露了许多民运的黑暗面的话，那么，比起那些站在黑暗中的中共记者，相 形之下，我们仍然觉得海外民运有极其光明正大的一面。 莫敏之 更 正 中国之春： 九三年四月号上刊登的“被捕人员名单”一文中有一些印刷错误。更正如下： “陈卫”应为“陈莱”； “汪纪”应为“纽征”； 李盛平：是中国社科院马列所的助理研究员； “熊文利”应为“熊文钊”； 陈明远一栏中“十日”应为“十月”； “王己云”应为“王正云”； “诚永利”应为“藏永利”； “任斌”应为“但斌”； “陈明霞”应为“陆明霞”； “朱姓”应为“朱士生”。 涉及这一类资料性的东西，编辑部应该注意其真实性和准确性。所以在发这类稿 子时，应该让作者审核一下校样，然后再登出。 薛建安 周舵来信 《中国之春》编委会： 看了贵刊近几期，有几句话想说一说。 第一一九期刊载周勇军的采访记，题目是：“周勇军：六四牌不能再打。”贵编 委会又特地在“卷头语”中点明，此文和第一一七期对周舵的采访题目“完全针锋 相对”，即与“周舵：六四牌非打不打”针锋相对。真让我哭笑不得。 还没看到这117期时，就有几位友人或当面或打电话问我，奇怪我怎会发如此怪论 ，全不象我平日所说。我再三会议，确实想不起我曾讲过这类蠢话，不由心中暗暗 叫苦：编辑大人害我！ 找来一读，不错，我从未讲过本人要打、或本人赞成打“六·四”牌的任何话， 我讲的是，邓之后几乎注定了中共上层会有人要打这张牌。这是对未来事态的一种 预测，与我本人的观点，主张毫不相干。怎会变成“周舵：六四牌非打不可”，而 且和周勇军的“六四牌不能再打”针锋相对？中共方面看到这种“反革命宣传煽动 ”，还能让我回国吗？ 我向来主张，无论自己的情感立场如何--无论对“六四”血腥镇压怀有多么强烈 的义愤，或自己曾遭受过多少不公正的待遇，鉴于“六四”，如果猝然翻案，很可 能引发一连串的社会动荡，使民族陷于新一轮复仇--暴行--复仇--恶性循环，因此 ，为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着想，基于民族大义，无论如何应当及早向人们讲清这 些道理，以理性、冷静、负责任的态度，尽力促成社会和解，而不是去作那些鼓吹 暴力和复仇的煽情式宣传。我怎么可能去煽动任何人打“六·四”牌？！ 这还不算，“坏事成双”，过了好久，当我出于被耍弄过的作者的警惕心理，去 细读了同一期(117期)上面所发表的我那篇“‘党文化”的‘知识份子的软弱性”” 之后，再一次吃了一惊--此文竟又被编委会诸公动了手脚，删去整整一段(“审美标 准与功利标准”)。删去还罢了，后文却又保留了提及这一段的文字，使读者如坠五 里雾中，或以为鄙人高烧三天，逻辑混乱，前言不对后语也！ 诸位真的太过份了。 恕我直言：从这里反映出两个不应忽视的问题--责任心，和职业道德。也许还有 一个管理水平的问题。 多说无益，我只想从作者的角度，讲讲刊物编辑应有的职业道德。 有鉴于海内外中文刊物惯有的、编辑乱改作者文章的霸道作风，我专门询问过一 般严肃的、高品味的西文和日文刊物的做法。他们告诉我：编辑部修改作者文章， 一定要作者过目、同意之后才能发表，否则，将引起严重的争执甚至法律诉讼。道 理很简单：你改过的文章，未经作者同意，文责该由作者专负，还是你来负？ 这里包含着一个最起码的、对人的尊重的问题。未经同意，删改作者的文章经自 发表，这是一种对作者极端不尊重、甚至可以说是十分藐视的态度，无异于是在说 ：老子发你的文章，让你出名，赐你饭票子，你还敢说三道四么？！ 篇幅有限、时间仓促、人手不够，经费不足……等等，这些都是小道理，要由“ 尊重人”等大道理管着，没有素养，侈谈什么“自由、民主、人权”？《中国之春 》作为一份在海内外有广泛影响的严肃刊物，应能自省从而不断改进，应不负重望 ！ 周 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