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改宪与中国民运


黄鹤升


  去年中共召开的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然与它自己的宪法规定的“
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相违背。尔后中共又把自己凌驾于自己
的宪法之上，由中共中央指示人大修改宪法。在这件事上，中共是最大的违宪者。
应该受到法律的审判和制裁。但很可惜，国内外很少有人对中共这一违法行为提出
过异议和谴责。我曾遇到过一些海外学人和民运人士，他们说，中共这一提法，是
符合民意的，并且市场经济对推动中国的民主事业是有好处的。故无谴责的必要。

  从这一事实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法的“程序、规则”是多么淡薄。中共治国
，脑袋里根本就没有一个“法”的观念。假如他们稍有点“法律”的常识，邓小平
们完全可以召开一个人大紧急会议，先修改其宪法，然后再为党御用。反正这个“
人大”也是由共党控制的，他完全指挥自如，就象八三年严厉打击犯罪活动一样，
召开了人大紧急会议，通过严打的决议就行了。这虽然有很多荒唐，但毕竟是按“
程序”来走。想不到没几年功夫，中共反而倒退了，连搞点遮丑布过过阳人眼都不
要了，竟撕下脸皮乱来。悲哉!
  由中共的改宪使我想到民运最近召开的联合大会，听说这次民联阵的联合大会，
在最后一场选举会中闹得不亦乐乎，有人退场，有人抗议。王若望、胡平等退出选
举，联合大会几乎闹得流产。这事谁是谁非，我们且不说，我想搞民运的人是否应
该检讨一下他们对“程序”的重视不够呢?假如大家把“规则”定死了，都按照这个
规则程序走下去，问题就不会出现那么多了。人们都说，政治是一条良性游戏规则
，什么是良性?就是有一条比较稳定的、大家都能遵守的“程序”。蒋介石与毛泽东
都搞独裁，但蒋介石比毛泽东好一点的是：他较讲“法则”，按规定的程序办事，
他曾两次下野，在与李宗仁政争时，李谴责他在后面操纵政府人员，搞小动作。但
至少在“程序”上，他是遵守了法则，下野去了。而毛泽东不同。他打倒刘少奇，
用的是文化大革命这种非法手段，把刘打下去了。又怕林彪夺权，干脆自己践踏自
己的国家法律，说国家不设国家主席了，一个国家是否“正常”，这与一个国家的
统治者是否带头执法是分不开的。我觉得台湾能从权威主义社会转型到民主社会的
局面，是与蒋氏父子较为守游戏规则有很大的关系的。假如民运团体能搞出一个较
为相对稳定的游戏规则，大家都能按这个“程序”上走，即使有内斗，也不会造成
巨大的伤害，使民运团体的形象一落千丈，公信力降低。目前民运团体的内斗，是
没有一个规则可循，突然杀出一个杀手锏，牵一丝而动百发，不仅造成个人名誉上
的损失，而且使整个民运团体大出血。我想这很大的关键，是因为没有一个“规则
”和“程序”来走。譬如这次民运联合大会，大家都知道人事问题是关键，搞了那
么多年的民运，早就应该搞出一套选举法定了下来，使大家能循着这个“规则”走
，假如哪点不合理，在大会上修改为下届作准备，或是提前，决不能临时更弦。没
有一个规律，当然人们也就无所适从，这样人们就靠应变，变来变去就乱了。
  我们中国人历来对“法律”的观念就不强，而对于守“法则”的观念更淡薄了，
中国人历来是靠儒家的“三纲无常”来维系家庭与社会的关次的，这就很容易产生
两个极端：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就是无“秩序”，中国人为什么总爱耍小聪明、钻空
子?我想这种习性并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而是统治阶级逼出来的。历来的统治者都
唯我独尊，平民百姓要发展自己，取得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削尖脑袋钻空子，这就
造成国民此种劣迹恶性循环。你钻我亦钻，大家都钻，造成了大家都不守法。上行
下效，假如我们的民族精英们，以及统治者们都认为政治就是那么肮脏，尚不认识
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自觉地起来带头守法，一味藉口“凡符合民意的、正确的
”就不顾“程序和法则”地乱搞一通，七斗八斗，最后还是把政治搞得一塌糊涂。
那中国的政治也就永无民主之日。我很佩服德国这个守纪忍让的民族，如该国基本
法有一条规定任何人都有权在该国申请政治庇护，致使成千上万的东欧难民涌入该
国，只要有人喊出：“我要政治庇护”，该国政府就得将该人收留下来审查，这是
宪法的规定，该国因此而付出严重的财政负担。该国政府领导人早就想把基本法这
一条文修改。但忌于“程序”，这条基本法条文一直还保留下来，因为要修改基本
法条文，不是某一个党或某一领导人说了算的，而是要经过全民投票多数人同意才
成的。要是中国共产党们，这条条文也许早就被废掉了。因为按照现在的德国执政
党来看，这一条文是不利国不利民的，甚至加重了国家的负担。中国共产党不是因
为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置宪法于不顾吗?看来不是德国人傻，中国人这样不讲
“法则”不讲“程序”地玩法，终有一天这个国家要玩完，毛泽东把这个国家已经
玩得差不多了，如果我们的民族精英们还不猛醒，继续玩下去，这个国家也许就完
了，再也没有希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