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苛求陈子明


扬 子


  自从《中国之春》发表陈子明的《十年改革的回顾》以后，招来很多读者的非议
。作为陈子明的老插友，想为他说几句话。
  陈子明的这篇文章即使在我的眼睛里看着也觉得有点不合时宜。但我感觉这也很
正常。在拙作《我的“插友”陈子明》一文里已经提到，七三年时他就和我探讨过
相当严重的国家政治问题。那时连我都不敢正面回答他。而如今陈子明发表的文章
远不如我回忆他的文章更激烈。原因何在?环境不同，所获信息不同。
  记得刚出国时见到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的报纸“恶毒咒骂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
人”是“毛匪泽东，周匪恩来，邓匪小平”时，也是满肚子的不高兴：想想我们伟
大的祖国到底也是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了。怎么能用这种村夫语言来骂街呢?！但
随着在国外日久，把国外报刊的文章和国共两党的报刊对比着看，才越看越能看得
出里面真假成分的比例。眼光是练出来的。
  如今陈子明住在监狱里，他的每一个言行都受到监视。他夫人探监时互相说的每
一句话都有记录。而且除了数理化教科书外，他得到的所有外界信息都是被狱方过
滤以后的。我们怎么能设想到他可以在狱中饱读《中国之春》呢?！一个人的判断来
自旧日积累的经验和新鲜的信息。当陈子明不可能得到他被捕之后的国外信息时，
怎么可能指望他在狱中写作时使用海外这样激烈的言辞呢?！即使他的文章能用上现
在海外时髦的民运术语，又怎能通过警方的逐字检查而流传到海外来呢?！这些都是
不言自明的常识，但海外有些人就是不肯动脑筋去想。
  我还有一对留学生朋友，其中一人是公费生，年龄比陈子明还大三四岁。可以看
得出来，他们过去一直是好学生。六四以前的每年国庆和春节，他们夫妻都要上台
表演文艺节目，大唱“夫妻双双把家还”，而且和领馆关系密切，对留学生中的“
不良倾向”，包括他人的离婚，都持带头抵制的态度，一身正气。不料六四开枪，
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最激烈的民运人士，并一直坚持到现在。其激烈程度令我这个
老不满分子都感到吃惊。当然他们现在的观点要比陈子明激进得多。可是回想起二
十年前，那时的陈子明和这对夫妻同样都是知识青年，但双方的观点却是判若云泥
，只不过方向正好相反罢了。这种霄壤之别持续了十六年之久，忽然在六四之夜颠
倒了过来。你让我在陈子明和这对夫妻之间做一个可信度的选择，我当然要选陈子
明了。因为我知道二十年前陈子明的观点，和他今日的观点有着前后一致的因果渊
源。他的思想变化是“线性”的。变化率是个常数。他的行为对于我来说是“可测
”的。我和他交朋友，没有当场翻脸的恐惧感。而这对夫妻的观点则一夜之间，判
若两人。他们的思想行为变化率是反复无常的，不可信。即使他们现在已经走到了
我和陈子明的前头，但安知下一次哪个地方的鞭炮声又使他们的态度再来一次一百
八十度的翻转呢?！最近回国，卖友求荣的诗人徐刚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这种人的
行为不可测，一言不合，便会当场翻脸，谁和他们交往都提心吊胆。
  陈子明是那种脑袋里面考虑国家怎么个治理的人，不是脑袋外边缠布条的街头示
威之辈。如果不是因为狱中的读书写作环境太过恶劣，他轻易不会绝食。以陈子明
的气质论，我看他写出来的东西恰如其分。要么他忍着十三年一言不发，要么就只
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才能经过监狱门房和海关两道关口带出国外。我想即使他出狱之
后，也不会写什么狱中回忆一类的诉苦文章。因为他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这些。这
就是陈子明的不同流俗之处，也正是他人的不可理解处。
  非议他的人有两种倾向。第一是由于传媒的宣染，对陈子明寄与了过分的期望。
一旦他在狱中的言论与自己在海外常听见的不同，便大失所望。另一种就是那些转
弯子特别快的头脑，反过来耻笑深思熟虑的头脑。
  社会上的时髦人物如果能反思自己二十年前的观点，和那时的陈子明比一比，如
果不自惭形秽，便也有点恬不知耻了。“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只
不过环境不同罢了。这些人如果生在台湾，则是忠实的国民党员;生在大陆，则是忠
实的共产党员;出得国来，则又是忠实的民运人士。这些人干什么事都是主力，都是
大多数。当然也就不用指望他们有多少超人的见解了。
  本文无反唇相讥之意，只是想说：如果能以平常心看平常事，对待平常人，就不
会不理解陈子明的处境而苛求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