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红旗一样红


徐彬小姐：
  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我曾有幸参加和组织了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一九八九年
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亲眼目睹了血腥的“六四惨案”，后被捕入狱，与王丹、
刘刚、熊焱、陈卫等民运人士一起关押在秦城监狱中。一九九零年秋，我获释回到
北京，被校方开除，并遣送回原籍，不久，我被大学校（我大学毕业后，自愿报名
支援贫困落后的大西北。）“开除公职，留校察看一年”并发配到校总务处“劳改
”，每月不足一百元人民币的生活费。我不服，据理力争。可天下红旗一样红，世
上乌鸦一般黑。我的努力失败。这期间，有关当局对我动则“审查”、污辱和迫害
，严重侵犯了我的公民权。一九九一年冬天，祸从天降，我不幸身患“急性风湿性
关节炎”，四处奔走，求医治病，在家中卧床一年有余，差一点双膝伤残，妻子和
孩子苦不堪言，可当局并没有放松对我的“监视”，变本加厉地对我进行压制、恐
吓，并威胁我说：“如不老实改造，让保卫处把你抓起来。”这种无视法律，侵犯
公民权益，践踏人权的野蛮行径，在这里屡见不鲜。
  往事依稀如梦，如今，我在养病治病，且多方奔走，自谋职业，挣点辛苦钱，以
维持生计。我曾在狱中的不少难友已再次身陷囹圄，被捕入狱，我也可能随时再次
失去宝贵的人身自由。说句心里话，看着身边这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听到他夜
里多次哭喊叫爸爸，我实在痛心不已，真舍不得再次离开他（一九八八年后，我考
取研究生时，他不足一岁；一九八九年春，我被捕入狱时，孩子同他母亲一道熬过
了凄惨难忍的一年，差一点被师大当局驱赶流落街头；一九九零年秋，我出狱后，
打击、迫害又随之而来，孩子幼小的心灵蒙上痛苦的阴影，生活的贫困使孩子失去
了同龄人所有的欢乐；一九九一年冬，我因患“急性风湿性关节炎”，住院治疗，
孩子被母亲拖着，风里来，雪里去，寒冷伴随着他长大了一岁，……风风雨雨这么
多年，作为父亲的我没有在孩子身边稳定、舒适、幸福、快乐地呆过半年）看到年
轻、漂亮的妻子，因为我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受怕而日渐消瘦，并为生活所迫，四
处奔波操劳，我的心都快碎了，有时，我真想多抽出点时间，也象别人家的丈夫那
样去挣点钱，给年幼的孩子买几样漂亮的玩具，给心爱的妻子买几件时髦的上衣，
在这个一万元为贫困户、十万元为脱贫户、百万元为富裕户的金钱时代，我唯一能
给妻儿留下的是眼泪，伤心和别离，怎么办呢？谁要我是一个“死不悔改”的异教
徒呢？在这个公民的权利无理受到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言论、集会、结社、出
版自由受到侵犯的国家里，怎么能谈得上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个人的安乐与幸福，
家庭的和睦与安宁呢？为了结束中国大陆无视宪法、践踏民主、侵犯人权的时代，
为了“五七年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惨案”的悲剧不复重演，为了千千
万万个家庭不再象我们这样，我也只能忍辱负重、暂时搁置儿女情长，夫妻恩爱，
并一次又一次暗中对妻儿说声对不起，多保重、再见。
  是呵，在这个阴谋和狂热搅乱了的世界里，总有那么多的不幸与悲哀，真可谓“
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也许是我们夫妻、父子今日相别、不知何
日再相逢的缘故，我此时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徐小姐，如果说，我需要什么帮助的话，我可以坦率地告诉您：不管我今后的命
运如何，不管我发生什么意外，请您和您的朋友多多关心，帮助我的妻子和儿子，
当我在千里之外或铁窗之下得知有您和朋友们的关怀时，我的心也就踏实了。
  吴云飞
(本文为作者在收到国外的春节慰问信以后的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