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何处去 胡 平 一、我们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这次联合大会,出现了一系列令人不愉快的现象。会完之后,前来采访大会的《 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写下过这样一句话:“…看来,我们中国的民主事业很难在可 预见的时间内完成。路程还很远,前途还很艰难。”相信有此看法的人,当远远不 止海涛一位。现在,是我们每一个民运人士认真思考的时候了:我们到底出了什么 毛病?归咎于共产党文化的余毒吗?归罪于几千年的专制传统吗?指责一小批人的 阴谋诡计吗?也许都有道理。但反过来想想看,别的国家的人民在创建民主之初, 难道就没有同样的问题?美国的建立被公认为人类历史的一个奇迹。可是这个奇迹 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二、话说费城制宪会议 众所周知,在美国的建立过程中,一七八七年的制宪会议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来自北美十三州的五十几名代表,在费城举行了一次长达四个月(五月二十五至 九月二十七日)的关门会议,最后推出了一部宪法。然而,这次会议决不象乍一看 去的那么顺利平稳,其间充满了曲折和危机。略略考察一下费城会议,我们可以从 中获得不少有益的启发。 独立战争之后,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是直到一七八六年,北美十三州 依然是一盘散沙。各州以邻为壑,各自为政,彼此间充满猜忌。国内的问题很多, 矛盾重重,有的地方甚至还爆发了武装起义。与此同时,美国的敌人英国,却是斗 志旺盛、虎视眈眈。正是在这种危急的状况之下,国会才通过决议举行费城会议。 以便“使合众国得以维持下去”。可是,从一开始,就有不少地方、不少人抵制这 次会议。有的代表公开称会议是个阴谋而拒绝参加;还有些代表则忙于内务而无心介 入。那时候交通不便,长途跋涉相当辛苦,这也使得不少代表未能与会。在与会的 五十几名代表中,起码有三十个不同的政治派别,他们在本地既有支持者又有政敌 。再加上各地各人的不同的政治理念和特殊利益,费城会议免不了明争暗斗,免不 了权术、手腕、阴谋和交易。除了少数代表高瞻远瞩、胸有成竹外,大部份代表在 事先既没有共识,也没有成形的主张。在漫长的会议期间,有人经常缺席,有人忙 于写家信,有人去图书馆大量地借书而不归还,有人则对费城的稀奇古怪的事情表 现出远比对会议本身更大的兴趣。在会场上自然也少不了好出风头的人物。有一位 代表显然陶醉于自己动听的噪音,一讲起话来声震屋宇,滔滔不绝而又废话连篇。 一直坚持认真记录的麦迪逊对之无可奈何,只好一轮到这位老兄发言就干脆搁下笔 来一个字也不记。年迈的富兰克林则在此人讲话时闭目养神。当时正是夏天,没有 空调,四门紧闭,代表们在会议室里都呆得很不舒服。谁也没想到会议会拖那么久 ,在短暂的休会期间,连华盛顿都在家书中抱怨说“天知道这个会哪天才开得完! ”会议中一直争执不断,有的提议反复表决竟高达六十次之多。代表们并非都那么 有涵养,有的是人吵嚷对骂,甚至还有人拔刀相向,几乎动起武来。直到最后宪法 写成,仍有一些代表拒不认同。老富兰克林耍了个小花招。他以长者的身份劝说大 家:即使你对宪法有保留也不妨签个字,好歹算是个这次会议的见证人嘛。也许真 有几个代表是这样签字的。但到底还是有几个人一直没有签字。会议结束后,宪法 交付各州讨论批准,又是大大地争论了一番。为了说服各州接受宪法,麦迪逊和汉 密尔顿等人撰写了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后来汇集成著名的一大厚册《联邦党人 文集》。整整经过三年时间,十三州才分别批准了宪法。至此,制宪工作才算大功 告成。 早在制宪会议召开之前,来自德拉瓦州的约翰·狄金逊就警告过,在英国殖民统 治结束之后,整个北美,很可能会裂国分疆,犯罪、劫掠、嫉妒、仇杀、刀兵相见 ,祸延百年。直到最后大家都筋疲力尽,由某一位幸运的征服者一统天下,重新建 立起奴役制度。在会议过程中,数度出现僵局。以致于富兰克林等人一直忧心忡忡 ,会完之后才松口大气。他说:我一直怀疑我们将要见到的究竟是新生还是死亡, 是朝阳还是落日。现在好了,这是一轮朝阳。 三、几点启示 不难看出,费城会议之所以取得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会期是足够的长。如 果费城会议不是长达几个月,而是只有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或四天,会议的结 果就可能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就很可能导致狄金逊所警告的分裂和内战。会期 长,各种意见的表达充分,人们获得的共识程度高。民主不仅仅是票决。民主的精 髓是充分的自由讨论。票决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自由讨论之上。代表投票,好比法官 判案,不管你多聪明、多公正,除非你充分听取了各方的根据和理由,否则你也很 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在复杂的政治问题面前,仅仅是凭着“一颗真诚的心”还是很 不够的。前一分钟,留场代表热烈鼓掌通过“请王若望出任名誉主席”;后一分钟, 同样一批代表,用同样热烈的掌声又否决了这个提议。在短短的两分钟内,代表们 的“真诚的心”是没有变化的,但他们的观点却截然相反。谁能说如果再有第三个 一分钟,再有一个人提出另一种有力的理由,代表们不会又作出第三种选择呢?港 刊《百姓》的记者说这反映了代表的情绪已经自我失控。”这也不全对。我宁可相 信此时的代表仍然是清醒的、理性的、至多是有些疲倦而已。前面讲过,在费城会 议上,有的提议反复表决达六十次之多。那并不表明美国的开国先贤们——现在人 们都称赞其英明督智——轻浮、热昏或没主见,那只说明由于政治问题的复杂,要 作出一个较为稳妥的判断着实不易。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主张一定要有尽可能充分 的自由讨论的原因。古人说:善未易察、理未易明、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如果你 追求民主但又讨厌辩论,总想在不同意见还没来得及充分展开之前就匆匆表决,那 么你正好就背离了民主政治的重要的认识论根据,亦即人的易错性,一个相对正确 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充分了解各种不同意见的基础之上,等等。 任何政治活动,其中都免不了有小动作,有流言蜚语,有阴谋诡计,有种种不负 责任的批评攻击。俗话说,要怕沾油烟,你就不要进厨房。当我谴责小动作、流言 蜚语时,有人批评我太幼稚,对政治太理想主义。这是误解。我的意思早在这次大 会之前写成的一篇短文《没有辩论就没有民主》中就说得很清楚。我不过是在呼吁 提供更广阔的自由辩论的舞台罢了。我强调的是,公开的自由辩论越充分,小动作 、流言蜚语的作用便越有限,人们就越是能认清真相、把握真实;公开的自由辩论越 不充分,小动作、流言蜚语的作用便越大,一般人就越是容易被误导。 费城会议成功之处在于,美国人没有作茧自缚,他们没有给自己硬性规定一个会 议结束时间。当其发现争执尖锐,他们宁可延长会期,以便更充分地交换意见。他 们深知他们要追求的是尽可能高的共识,而不是简单化的少数服从多数。如果美国 人也象我们一样,明明看到矛盾激烈,还要一味地赶进度,为此不惜拼命压缩公开 争论的时间和空间,别人因为得不到充分表达意见的机会而感到不平,对大会采取 了批评态度。在这种情势下,大家理当静下心来,停一停,把此前淤积的问题理一 理。好比进食太猛给噎住,你不妨放下筷子歇一歇。相反,不少朋友却抱定这样的 宗旨:千重要、万重要,都没有如期把会议结束更重要。至于说这样仓促行事得到 的结果必然会带来一系列严重后遗症,好比人给噎住后再强行灌食、到头来只会呕 吐个一干二净,那反倒不在这些朋友的考虑之内。 三天的会期是够长,长到足以使一切矛盾表面化;三天的会期又是太短,短到没有 一个问题来得及搞清楚。我们有时间揭开伤口,却没有时间认真诊断治疗,然后又 不得不匆匆缝上几针重新包好。其结果必然是一切比原来还更糟。 流亡组织由于远离本土,缺乏普遍而切实的舆论,成员散居各地,彼此交流不便 ,因而很容易造成相互的隔膜、误解和猜忌。流亡组织要建立共识,本来就需要付 出格外耐心的努力。过去俄国流亡的革命党人开代表大会,与会者比我们要少得多 ,而会期则要比我们长得多。迄今为止海外民运的通病在于,我们的代表大会,往 往是过份重视声势规模,过份忽视意见的充分交流,一味追求票决的结果,一再牺 牲讨论的过程。因此,毫不奇怪,几乎每次大会下来,我们都没有获得更高的共识 ,没有整合内部的团结。相反,却是留下了对立的根苗,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四、开门与关门 费城会议是一场关起门来进行的秘密会议。这一点颇值得我们玩味推敲。按照当 事者的考虑,如果会议公开进行,代表们的立场就可能变得僵硬。任何探讨性的发 言都可能招致广泛的猜疑,任何改变观点的作法,都容易引起支持者的责难和反对 者的讥笑。更为严重的是,一旦某人公开表了态,再作让步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一时的失言也就没有了补救的机会。政治离不开妥协,过份的公开会使得妥协很难 进行。于是人们不得不坚持到底,明知是错,也只好硬着头皮以错为错,甚至于不 得不用不二个错误去掩盖第一个错误。打个比方,公开会议好比在大剧场里演戏, 演错了也没法改。秘密会议则好比摄影棚里拍电影,一次不满意可以再来一次,最 后还可以加工剪辑,直到你认为满意之后才端出去。根据以往民运历次大会的经验 ,每次会议下来,不少人都能反省出自己的表现有若干不妥之处,如果允许再来一 次,大家一定会做得更好更周全。但既然会议是公开进行的,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已 经众所周知,想改也改不了了。除非你公开认错,可是要人公开认错,真是谈何容 易。从小处讲,它涉及到你的面子或曰公众形象;从大处讲,它涉及到整个会议的严 肃性或曰权威性。其实,人人都乐意改正错误,但人人都只乐意悄悄地改正错误。 许多人在私下讨论时都能从善如流,但一到了公开场合却又变得固执如牛。这样看 来,关门开会还真有关门开会的优越性。 当然,开门会议也有开门会议的好处。众目睽睽之下,人会格外注意自己的一举 一动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因此他常常会表现得比平时更高贵些。可惜的是,海外民 运的会议很有点两头不沾边,不伦不类。它不是秘密的,所以它不具有秘密会议特 有的好处,它其实又不是真正公开的,因为并没有电视台现场直播或各家媒体的密 集报道。想想看,如果我们的大会都有电视台现场直播,全中国人民都一一看在眼 里,那些不光彩的小手段还敢登场么?公开的好处在于接受舆论的监督,在缺乏强 大有力的舆论的海外,公开的好处就免不了大打折扣。关于在海外缺乏强大舆论的 制约所引出的种种毛病,我还有不少分析,此处暂且讲到这里。 总而言之,在我看来,费城会议的成功,主要还不是因为那批美国佬都有更好的 人品或更高的素质,真正重要的是他们比我们更善于开会,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开会 的意义,更重视不同意见的充分交流,更有耐心处理彼此之间的分歧,更不在乎对 重大问题反复修正。西方传播学者有句名言:政治就是谈话。政治就是讨论。对于 有志从事民主政治的我们,这些话要远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正确得多。 五、海外民运有那些天然不足 我曾经指出:海外民运由于脱离本土,更容易腐化。对此,我打算作出进一步的 说明。 □海外民运难以产和对手中共直接交锋,故而难以残生团结对外的强烈感觉。这 就导致内部矛盾的突显和尖锐化。不少民运人士聚在一起,少的是谈形势,多的是 谈人事。到头来,这些人把民运的宗旨,目标置于腹后,而把如何对付内部的对手 当作了头等大事。照理说任何组织都少不了内斗。问题是对海外民运,由于缺少外 斗的有力平衡,内斗常常搞到反客为主的地步,而且很容易呈恶性发展。 □海外民运远离本土,那就不容易保持和本国民众的血肉关系,稍不注意便可能 失去这种联系,从而使海外民运本身失去方向感。这一点在选举问题上尤为突出。 在民主组织内部当然要实行民主选举。但这种内部的选举,归根结底是服务于外 部的选举。我们选举一些人出来,目的是让他们代表我们,去和别的组织选出的人 进行竞争,看谁的主张更正确,谁更能得到选民的认同。因此,我们就必须把大局 置于首位,把公是公非置于首位。我们就必须把票投给那些最能够表达我们的理念 ,在广大选民中最有影响、最受信赖的人物,即使这些人和我们私交淡淡,甚至于 还有个人之间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如果我们硬是从个人好恶出发、从人情 亲疏出发,从得到别人的一点小恩小惠出发,把那些并不长于表达我们的理念,并 不为广大民众所熟知和认同的人推上前台,我们必然会在对外竞选中失利,到头来 我们什么也得不到。换言之,为了赢得外部选举,我们在内部选举中必然会注意掌 握正确的标准。可惜的是,海外民运目前尚不具备对外选举的客观条件,我们只有 内选而无外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很容易把大局、把公是公非抛在一边而听凭 私是私非行事。这就象“文革”中共产党搞血统论,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因为出身“ 不好”,被并除在国家队之外,连全国大赛都不准参加,但一到了有国际比赛的时 候,共产党为了在国际比赛中取胜争光,才不得不把这些人调上赛场。可见有没有 外部竞争,那对于能否使内部竞争健康进行,实在是至关重要。没有外部竞争,内 部竞争就很可能搞成“负淘汰”——共产党就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不幸的是,正如 我在四年前就指出的那样,海外民运组织的处境实际上和共产党有类似之处,我们 都没有外部竞选。共产党是有此条件无此意愿,我们是有此意愿无此条件。两者的 原因正相反,但客观结果却相同。因此我们也很容易腐化,我们也很容易搞成“负 淘汰”。 □海外民运缺乏强有力的舆论制衡。由于竹幕相隔,我们的声音,国内人不大听 得见,同样的,国内人的声音我们也听不大清楚。这且不说,即便在海外自由世界 ,我们仍然缺乏强大的舆论。不错,在今日之海外,有为数众多的留学生、大陆新 移民和热心关切大陆民运的侨胞。这是海外民运的群众基础。然而,群众虽多,但 分布太散,构不成社会,因此也就形不成明晰可见的舆论。不是说他们没有自己的 看法,而是说他们的看法缺乏集中的表现途径。海外的媒体本不算少,但其中对民 运追踪关注的并不多。有的报刊怕扯入是非之地而对民运一概敬而远之。有的出于 一片好心而只作正面报道。纵然也有报刊舍得开辟版面发表民运内部的各种动态, 但难免不染上编辑个人的主观倾向,就算你有心公正,可是你也找不准公正的标准 ,因为你很难了解广大群众的意向,你只能写下你自己的感觉。而且,能够同时读 到各种不同报道的报刊、从而可以从中获得一个比较完整准确印象的人总是很少的 。到头来,大部份群众对民运内部的是是非非的了解都是模模糊糊的,而民运人士 对群众意见的了解也是朦朦胧胧的。这就会使得错误的行为得不到舆论的有力批评 ,正确的行为得不到舆论的有力支持。民运内部的任何争执都很容易显得是一场混 战,难以分出是非曲直。政治本来就是灰色地带。在这里,白的看起来不那么白, 黑的看起来不那么黑。流亡政治尤其如此。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但人心究竟 在哪里呢?在海外你偏偏看不太清楚。 其实就算你努力看清楚了,这里的人心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因为这里的人心并 不等同于选票。就拿留学生的情况来说吧。海外有十几万留学生,其中相当一部份 留学生都对民运很关心,也很有自己的分析判断。但是由于他们并不参加民运组织 的内部讨论和内部选举,所以他们的态度很难对民运组织产生多大的影响。本来, 任何政治组织最重要的工作都是群众工作,也就是争取组织外民众的理解和认同。 可是在海外民运组织中,许多人却根本不重视这种工作——因为组织外民众手里并 无选票;他们只注意在组织内笼络人心——因为唯有组织内的人才有选票。结果便是 ,有些人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但在民运圈子内却可能受嫉妒;有的人在圈子内拥有 一批铁杆,但在圈子外却只有很少的影响力。“党意”常常和“民意”脱节。既然 一个人在组织内的地位只取决于“党意”而与“民意”无关——这又有些象共产党 了,所以这就很容易导致组织本身的不正常发展。 □我在这次退选演说中讲过,由于海外民运组织的人数少,每次大会的代表不过 百十人,因此,无原则的派系纠纷便会起到极严重的消极作用。这一点有必要再多 说两句。 目前民运组织内部确实存在着派别。但是这里的派别基本上不是政派而是帮派。 因为它们不是以政治理念为基础。有一位X派的朋友坚称他们是一个政派。我问他, 你们X派和Y派、Z派在重大政见上有何区别?他回答不出。我进一步问道:在有关国 际和国内政局的判断上,在有关中共上层的矛盾的分析上、在民运的战略策略上、 在海外民运的主要活动上,X曾经带头主张过什么?反对过什么?他们也回答不出。 可见,所谓X派并不是一个政派。一些人被归为X派。主要是因为他们试图用互相提 携的办法来提高各自在组织中的地位。其结合的基础不外乎私交、人情,或者干脆 是互相帮衬的暂时利益联盟。道理很简单,大家加入这个组织,本来就是出于对一 系列重大政治理念的认识相同。虽然细说起来彼此的认识也有若干区别,不过这种 区别在眼下追求实现最低纲领的斗争过程中还不会突现出来。再加上缺乏深入的辩 论,大家对各自在认识上的细致差异往往连自己都不大清楚。不错,目前民运内部 的不同派别也确实在某些内部问题上观点有明显的区别。然而,这种区别与其说是 形成派别的原因,不如说是派别形成之后的结果。不少人并非因为支持某一主张从 而支持某一个人,他们往往是因为支持某一个人才去支持某一主张。当然,纵然是 在以政见为基础的派系中,人事关系也常常占有一定成分——纯粹的政派是很少的 。不过在我们现在的派别中,人事因素未免比重过大,以致于很难叫它政派而只好 称之为帮派。此其一。 第二,海外民运内部的派别斗争还有一个麻烦。相对于已有的派别成员的数量, 非派别或超派别的成员的数量已经低于、至少是接近低于其底线。这就使得派别斗 争很难取得积极的效果。正常的派别斗争,应该是不同的派别各显神通去争夺中间 派或曰超派别人士,是铁票争夺游离票。因此它要求中间派、游离票的数目一定要 足够多。各派铁票一旦超过某一数值,就会使一个组织、更确切地说是一场大会, 达到了饱和点。到这时,派别之争就没有意义了。伏尔泰在讲到英国两党制时打过 一个比方,说那好比是两个醋气熏天的情夫在争献殷勤地取悦于同一个女人。我对 这话加了个脚注:这个女人必须具有朝三暮四、见异思迁、水性扬花的美德才行。 倘若这个女人忠贞不二、从一而终,情夫甲何必再献殷勤?情夫乙何苦还献殷勤? 那就是,在海外,民运组织的成员很有限,会议代表的数目更有限。因此铁票达到 饱和点就更容易。这就和本土政治不能相比。在本土,绝大部份选民总是无党派的 ,是见异思迁的。所以,海外民运的派别斗争就更容易变得庸俗化。不错,要竞选 就要拉票。可是,我实在怀疑目前在海外民运中流行的拉票手段,到日后回国搞竞 选会有多大的用处。因为在小圈子里奏效的办法一用到了大场合,很可能完全失灵 。众所周知,在台湾,主要的拉票手段是举办公开政见会,而我们一些朋友最拿手 的拉票手段都是私下里套近乎、拉人情。当选票动辙数以万计的时候,后一种手段 能起到多大效果,那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我还要谈一谈利益问题,你想要别人支持你,你就需要满足别人的利益。这话 一般而言并不错。只是在不同的情况下,“利益”本身的内容可以是很不相同的。 在台湾,一直有人用请客吃饭、送红包等办法拉票。但事实证明这种办法并不那 么有效。据说在上次立法委员选举中,采用这种所谓合法的买票手段,平均买十张 才能得一张。照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为什么绝大部份选民会不买帐呢 ?道理也极简单。假如我是个渔民,假如某甲请我吃了饭,给我送了红色,我本来 是很想投他一票作为报答的。但是假如某甲的政策主张对渔民甚是不利,他一旦当 选,我这个渔民要吃更大的亏,那可比一顿饭、一个红包的利益更重要。反过来, 某乙也许既没有请吃饭也没有送红包,但他的政策主张对渔民非常有利。所以我当 然会舍甲而求乙。在这里,拉票用的小恩小惠抵不住政策带来的大恩大惠。流亡政 治则不同。在我们的竞选中,不同的政见纲领,一般只涉及到如何推进民运,基本 上不涉及到我们的具体利益(只有游说当地政府办居留一类才与这种具体利益挂钩 )。因此,从具体利益的角度出发,我很难认为不同的政纲政见对我有多大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能给我小恩小惠,我恐怕就很容易跟他走了。我们常常发现 ,有些人利用职务之便,帮助别人当代表、让别人有机会以开会之名公费旅游,几 乎就笃定地赢得了这个人的支持,那就不足为奇了。为什么总是有人在代表名额、 代表人选上下工夫乃至做手脚,理由便在于此。这里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合法不合法 的问题。请吃饭有什么不合法?在台湾,有人请上千席,那对于他们的选举的消极 作用也许还是有限的;但倘若在海外民运中,也有人大办酒席请客买票,难道你还 能指望会有一个相对公正的选举吗?一桶污水泼进一条河里,河水还不致于失去其 洁净;要是泼进一口井里或一口缸里,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古人说“谋利当谋天下 利”。我当然知道,象共产党那样,把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对立起来,把长远利益 和眼前利益对立起来、坚称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破私立公”,那是错误的。但我们 也切切不可以为,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在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之间就一点 也不存在着矛盾。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把那种受小恩小惠的利诱的行为合理化。 否则,海外民运必将失去它的灵魂。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严肃的问题:即,民运需不需要坚持它的道义理想?这在 本土基本上不成其为严重问题。因为在本土搞民运要冒很大的风险。它要求参与者 必须具有相当的缝线精神和牺牲精神。海外则不同。在海外搞民运,无风险有风头 ,所以我们就更容易放松对自己的道义要求。现在某些海外民运人士一听到别人讲 道义理想就嗤之以鼻,他们说搞民运只要遵守民主规则程序就够了,谁讲道义理想 就是在搞乌托邦。这种观点我很难苟同。 首先,民主制度本身就是建立在一套道义理想之上。其次,在民主制度建立之后 ,人们仍然不能放弃道义理想。政治学者早就指出:如果一个民主国家不想把自己 变成一个不同教派、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之间内战的战场的话,一种基本的正义原 则就是必不可少的。离开了正义原则,民主就会变成多数人的暴政。 众所周知,早在这次联合大会之前,工作委员会就提出并通过了一套所谓混合选 举的办法。这个办法既不是取自我们自己的经验,更不是效仿西方民主的成果。它 不能不使人怀疑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自己在选举中获利的因人设制。我曾在《中 国之春》杂志上发表文章就事论事地批评了这套选举办法。直到大会开幕,编辑部 没有收到任何为混合选举法作辩护的文章。尽管如此,大会在某些人的影响下,在 多数代表来不及深思熟虑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含有混合选举法的那套章程草案作 为新组织章程的蓝本。在逐条讨论章程时,我不得不再次提出修正案。在我发言之 后,大会执行主席专门留出机会请赞成原案的人上台陈述理由,连请三次无一人登 台。照说这就该算是“无异议通过”了。然而到了举手表决时,仍然有几乎接近半 数的人硬是不举手。会完后,我问一位持反对意见的朋友为什么在大会上要那么做 。他半点理由也答不出,却只是声称“那是我的权利”! 有句俏皮话说:当一个小孩子发现他有权做错事(have right to do wrong)时 ,他就算长大了。处于童贞状态的人们常常能做出正确的事,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必 须遵从外在的权威。这是他律,不是自律。等人长大成熟后就发现,原来在这个世 界上并没有一个你非遵从不可的权威,在个人权利范围之内,你完全可以做任何你 想做的事情,包括你明知不对的事情。这就需要一个人有自律了。所谓自律,就是 要求一个人主动地、在没有外来强制的情况下尊从真理。(在《民主中国》创刊号 上,严家其写文章谈到在八九年他为什么不顾个人安危投入民运,他说他是在遵循 良知而行动。他还指出,“在中国大陆,人的行为缺少两种准则,一是有效的法律 ,二是良知。”“良知指导人们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有时候 ,你误把谬误认作真理。那不要紧。民主社会讲究充分的辩论,辩论的目的在于找 出真理。这就假定了大多数人在知道了什么更正确以后,会站在正确的一方。如果 在一个会议上或一个团体中,多数人打定了主意不遵从真理,辩论就成了毫无意义 ,而民主也就成了多数的暴政。历史经验表明,在由专制到民主的转型期间,一个 社会可能出现动乱。原因之一就是,在这个阶段,不少人摆脱了他律而又没有建立 起自律。他们不讲道理,不讲正义,只是一味地任性和放纵。那怎么能不出乱子呢 ?海外民运不是说要为未来民主中国草拟宪法、要建成联邦制吗?请大家想一想, 如果由这些一句道理讲不出但仍要坚持的人去制定宪法,他们能制定出象样的东西 吗?如果让他们来处理诸如地区冲突、民族矛盾一类问题,他们难道不会自恃人多 票多、硬是置对方的合理主张于不顾、强行通过一系列不公正的决定吗?到了那时 ,别人当然不肯接受,别人当然会闹独立。你们再去责备别人“输不起”讲得通吗 ?民主本身就包含了自我摧毁的因素(这并非我的创见,前人早有论证)。读《联 邦党人文集》一类著作,你就会发现,现代民主政治的开创者们,从一开始就对少 数享有绝对权力者的专制和多数人假民主之名的暴政同样地深怀戒惧。我们岂可置 若罔闻? 如前所说,在海外搞民运,有风头无风险,因而在客观上有可能降低其道德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从主观上强调道德理想,后果就会十分严重。在自由 社会中既然没有外力强制你去做正确的事,舆论的作用就变得更重要。换句话,我 们就必须更加注意对各种合法但不合道义的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所谓“权利先于 是非”,决不等于只问权利不问是非。象吹牛撒谎、背信弃义等行为,大概一般还 算不上非法——俗话说“吹牛皮不犯死罪”——但显然是不合基本道义的。当然, 我们在批评别人的某些行为不合乎道义时,一定要谨慎,要认真弄清事实。不过目 前更值得担忧的是一些人不再讲道义,做了错事并不反省。或者是明明看到有人做 了不合道义之事,只因为与自己利益相符,不但不去批评,反而要为之一味辩护。 海外民运在国人心目中的道义形象确实在下降,除去共产党的诬蔑外,我们自己是 不是也有责任呢? □也许,我在上节的批评过于尖锐。很可能,我们那些在制定民运组织章程时不 肯依良知行事的朋友,一旦到了真的为国家制定宪法的时候反倒会出以公心。对不 少人而言,肩上的责任越大,心中的责任感才越强(还会有很强的荣誉感)。无怪 乎有人要说,权力会使人腐败,无权也会使人腐败。因为在无权的情况下,人们的 责任感有可能降低。海外民运由于远离本土,所以其活动,尤其是组织自身的活动 ,免不了会有演习排练的性质。因此有些人就不那么严肃、不那么认真、不那么坚 持原则。这就必然会影响整体的活动质量。 □最后,海外民运还有一个角色定位的困难。在本土搞政治,有客观的参照系, 定位比较容易。你这个组织提出的政纲政见对广大选民有没有吸引力,组织本身的 形象、风气好不好,选出的候选人能不能得到人们的认同,这些都是当下便可验证 的。出了问题,你必须及时地自我调整,否则会被淘汰。在海外就没有明确的参照 系统。我们既可能没根据的膨胀,又可能没必要的沮丧。我们既可能在不当用力处 竭尽全力。又可能在最须用力处掉以轻心。海外民运最常见的一个毛病是,不少人 对做实事没什么兴趣,但对争名位却极为热衷。照说搞政治本来就容易犯浮华不实 的毛病,但是在海外民运中,这种毛病尤为突出。其间原因并不复杂。海外民运迟 早是要回归本土的。因此,许多怀有政治抱负的人都会自然地考虑到如何把自己在 海外民运的经历在日后能转化为在本土从政的某种资本。由于海外与本土存在着巨 大的时空之差,这种转化很难不发生扭曲变形,那就为买空卖空提供了方便。你在 海外踏踏实实地做了许多事,国内的人不可能都了解,所以你回去后未必会受到应 有的重视;但倘若你能向他们亮出几顶响亮的头衔,那恐怕更容易让人刮目相看。 至于说你的头衔是靠关系还是靠本事、是靠小动作还是实至名归,别人反正都弄不 大清楚。这就刺激了投机取巧,使得组织要保持良好端正的风气变得更为困难。 六、海外民运向何处走 上述八点,也许并不都那么准确。但它们不少能给人们一个强烈的印象,那就是 ,海外民运确实存在着一些天然的弱点,因而它比本土民运更容易出问题,且更难 改进。对于本文开头引用的海涛先生的忧虑来说,这倒是个好消息。因为它证明了 ,我们在海外搞民运出了这么多麻烦,不等于将来回本土后也会出这么多麻烦。现 有的许多毛病,好象水土不服,是可以随着回归本土而自然缓解的。因而我们不必 对整个中国民运的前途悲观。但另一方面,它也告诉我们,在海外搞民运真是要格 外小心。某些并不算太恶劣的作法,在本土顶多引起伤风感冒,在海外却可能酿成 癌变。如果我们不是自觉地避免那些天然弱点;如果有些人甚至反过来有意识地利 用那些弱点而自鸣得意;如果再有一些人错误地以为民主政治就是这付模样、搞政 治就是这么个搞法,从而对那些不足为训的小权术表示欣赏与附合,那么,海外民 运必须将导入歧途。 海外民运的确是处于严峻时刻。何去何从?麻烦虽不是自今日始,但事到如今,我 们也只有从眼下开始严肃地正视和努力改进。分家当然是可以的。联合的好处在于 节省成本,如果为了维持联合的外貌而必须付出更高的成本,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不过分家也有分家的弊病,因为那会使得到很多人更少转圜的余地更难以自我调整 。还是要多沟通、多对话。很多是非问题,纵然一时间争不清楚,从长远看,总是 可以见出些眉目的。海外民运组织的内部运作既然具有演习排练的性质,我们就该 注意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现在已经有不少人提出一些解决方案,虽然未必会被各方 采纳实行,但那种良好的意愿仍应得到尊重和鼓励。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采取这种 认真冷静的态度积极想办法,海外民运还是可以逐步改进提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