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回顾与反省 《中国之春》编辑部座谈会纪要 当代中国大陆的民主运动，至今已有了八年的历史。大家一致认为，这八年，可 划分为五个主要阶段：李一哲大字报为第一阶段（一九七四年）；天安门（四五） 运动为第二阶段（一九七六年）；西单民主墙及民办刊物为第三阶段（一九七八年 ）；大学生选举浪潮为第四阶段（一九八零年）；《中国之春》的筹备工作为第五 阶段（一九八二年）。 多数编辑认为，前四个阶段可总称为自发民主运动时期。毫无疑问，两年之隔的 这几个不同发展阶段，都有它们各自所处的历史背景，各自发生的主客观原因，各 自所表现的形式和含有的内容，以及各自所具有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今天，在中国 当代民主运动又开始走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我们称之为自觉民主运动时期， 有必要对过去工作作一番认真的回顾，更重要的，是进行一次冷静的反省。 第一阶段：李一哲大字报 董旭生（《中国之春》国内编辑） 一九七四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批林批孔阶段。“四人帮”已意识到毛泽东即将逝 世，拼命想在毛泽东的有生之年，巩固已经获得的权势。“四人帮”把矛头指向了 最难对付的政敌----周恩来。一九七四年，是文革发展的第八年。一方面，人民已 被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搞得精疲力竭，加上工业生产的危机及失业大军的出现，人 民怨声载道，忧国忧民。另一方面，文革的磨炼，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政治嗅觉。 批林批孔刚一开锣登场，群众就意识到了批周倒周的实质。当时，广大民众还把救 国救民、收拾残局的希望放在周恩来等党内务实派上。由于周恩来的务实作风及在 林彪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已成为人们心目中唯一能够对抗毛泽东及“四人 帮”的偶像。“四人帮”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野心的暴露，使人们更坚信了这一信念 ：保卫周总理，就是保卫中国的希望。 李一哲大字报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为题，出 现在广州街头。大字报鲜明地向毛泽东、“四人帮”提出质问：你们搞的批林批孔 ，“究竟想把火往哪里烧？”与李一哲大字报相配合的，是全国范围内出现的一股 潜在的保周运动。这是对批林批孔运动的直接对抗。 李一哲大字报的出现，还和作者的背景有直接关系。李一哲中主要成员王希哲， 是文革初期造“官僚主义”之反的红卫兵，文革的正面经验教导了这批红卫兵“造 反有理”，使他们尝到了“大民主”的滋味，并训练了这批青年人串联、编辑及写 作的才能。 李一哲大字报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引经据典，以表达作者的思想，以文革 最初级的斗争形式----大字报来喊出他们的心声。不同的是，以前的大字报都是批 毛泽东之所批，而李一哲的大字报，则批判了毛泽东所维护的利益。 李一哲大字报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文革初期亿万人民群众起来反对官僚主义的 文革合理内核的发展与继续。与文革初期不同，李一哲大字报是红卫兵对自己造反 行为的反省与总结，是与毛泽东、林彪、“四人帮”御用文革的公开决裂。如果说 ，文革初期的红卫兵运动给中国当代民主运动打了群众基础及造就了一批人才的话 ，李一哲大字报则可视为是老一代红卫兵开始觉醒的重要标志。 今天，当我们冷静回顾一九七四年李一哲大字报，以及伴随的保周运动时，我们 认识到，保周运动本身仍然带有对毛泽东的个人幻想，人们仍然在用毛泽东的圣旨 “反周必乱”做为精神安慰和保周的武器。至于李一哲大字报本身，仍然具有极大 的理论上的偏狭性，并且远远没有跳出马列主义的教条。它只是一种自发的民主思 潮的萌芽。当然，组织上的私交性及区域性，也限制了大字报的影响范围。 第二阶段：“四五”运动 武炜（中国留学生，《中国之春》编辑） 我是天安门“四五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下面我谈谈四五运动，主要是总结教训 。 从李一哲大字报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这二年期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更为 深刻的演变。毛泽东终于看清了周恩来提拔起来的邓小平之真实面目。他发动的批 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终于把邓小平再次逐出政治舞台。毛泽东以“四人帮” 护驾，准备传位于他的亲侄毛远新，并做了一系列的具体准备。周恩来的病重、逝 世，邓小平的失势，使人民寄希望于党内务实派的幻想彻底破灭了。经济上，周恩 来一九七五年一月再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计划，遭到“四人帮”的全面批判，冠之 以“唯生产力论”。邓小平短短上台而稍有转机的生产秩序又重新陷于一片混乱。 人民对毛泽东、“四人帮”法西斯式的专政，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人民甚至 没有了生存的出路。多数人民已经完全绝望了。但是，以经历过急风般的文革锻炼 和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的一批“精英分子”，他们思路广阔和勇于探索。他们此时 虽然也心急如焚地忧国忧民，但同时他们也积极地和不懈地去进行思考和探索方面 的努力。 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怎样？中国的最高掌权者们究竟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去？这 不仅是全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而且对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也是最急需回答和 解决的根本问题。 果然，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四月份，北京人民的怒潮终于以官方 压制人民清明节悼念周恩来为导火索而爆发了。 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流，自动地汇集在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以花圈、 挽联、诗词及临时搭起的讲台为武器，与封建法西斯专制展开了一场以死人压活人 、惊天地、泣鬼神的殊死搏斗。 在无数的诗词中，最具代表性的词句是：“秦始皇式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人民已不是愚不可及”，“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在大海般的怒潮中，人民特别要求惩办祸国殃民的慈禧太后般的“四人帮”。 在强烈的求生要求中，最注目的是要求邓小平重新当政并实现四个现代化。 类似“四五”运动的事件在上海、南京、郑州及全国各地均有发生。 “四五”运动是中国，恐怕也是世界有史以来参加人数最多的，一场自发的群众 对执政党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示威运动，是对毛泽东发动的，以打倒异己、保住皇位 为目的的御用文革内含的彻底否定（注：武炜认为，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初期，文革运动是一个政治混合体，由三部份组成：一是破旧立新、继续革 命的华丽外壳；二是毛泽东个人野心的内含；三是人民群众反对官僚主义的合理内 核。有关此问题，以后再予以研讨）。“四五”运动也是一次公开的民意测验，是 载水之舟可以覆舟的一次实践。人民用挽联、诗词投了毛泽东、“四人帮”的反对 票，投了周恩来、邓小平的信任票。“四五”运动是后来促成华国锋宫廷政变的重 要政治背景和强大的社会的支持力量。 后来，作为亲身参与者，和我很多老战友们多次反省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 百万人的示威运动，竟然被“四人帮”一举击溃了呢？我们从中可以吸取什么教训 呢？我们认为下述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一、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仍属于自发性的感情性的反抗。当时，还没有产生 一个有威望的，由领导人物构成的核心，以及由这一核心所指导的分层领导系统， 因而，运动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和计划。后来出现的《首都悼念周总理统一行动 委员会》，组织过于仓促和松散，缺乏权威性。 二、当时，群众虽然学会了打着红旗反红旗，即以悼念周恩来为名，打倒“四人 帮”为实的斗争方式，但仍然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内的某个人身上，如寄托在邓小 平一类受害者的身上。而望不到或不相信人民群众自身所能产生出来的那种强大到 足以推动整个历史前进的力量。大多数人仍然相信这样一种推导：邓小平是毛泽东 、“四人帮”的对立派，毛泽东、“四人帮”是坏的，所以邓小平应该是好的。很 少人对产生毛泽东、“四人帮”的制度本身产生怀疑，所以打出“拥护真正马列主 义”的旗号。再退一步讲，如果当时群众有一个广大人民群众信任和支持的组织严 密的领导集团，而且与邓小平取得配合的话，顶好的情况会像伊朗一样，把国王（ 毛、“四人帮”）赶走，把霍梅尼（邓小平）捧上台去。结果必然是换汤不换药。 所以，今天，当我们回顾当时的革命风潮时，虽然人人都激情满怀，但都表示，如 果知道了邓小平今日之所作所为，就不会为他的复出而不惜生命了。 三、导致第二种教训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专制制度、官僚特权阶级的产生及形成 ，进行深入的理论上的分析。也就是说，没有寻求或探讨一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所 能接受和相信的理论来指导这场运动，其结果当然是跳不出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 的教条主义老框框，因而就必然使多数人不能冲破现代迷信的禁区以及寄希望于执 政党内的所谓“开明的能人”了。如当时，诗词万千，竟没有一份像样的理论性大 字报出现。这不能不视为是一种比较隐晦、也是比较原始的斗争方式。要知道，愤 怒可以产生冲动，而冲动并不等于革命。这是“四五”运动给我们留下的重要教训 。 四、对毛泽东个人评价，在当时还有极大的局限性，据我所知，大部分人主张“ 三七”开，即并不愿意摧毁这尊神像。这种心理仍是几千年来封建传统对中国国民 性影响的反映，也是如前所讲是缺乏一种正确的理论去指导这场运动的后果。 第三阶段：西单民主墙及民办刊物 李林（中国留学生，《中国之春》主编） 一九七九年初，我在北京和许多民办刊物的编辑有过接触，我来浅评一下这一运 动。一九七八年底，在北京西单出现的民主墙和随后出版的民办刊物，统称为《北 京之春》。《北京之春》是较早出现的一份民刊。由“四五”运动的英雄韩志雄（ 后选为共青团中央委员）、王军涛（后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北大学生选举风 潮积极参与者）等创办的。记得，在他们张贴《北京之春》时，我还详细地向他们 询问了有关彭真从陕西回到北京的情况。其实，《北京之春》只出了几期，在中央 向他们打了招呼之后，就自动停刊了。他们的编辑，都没有被捕。但是，《北京之 春》响亮的名字和深刻的寓意，却代表着新的一代的觉醒和人民的心声，并闪烁着 “四五”一代思想的火花。因而被用以概括那一时期的民主运动。 对于《北京之春》运动的海外评论，至今仍在继续。我同意下述的看法，即民主 墙出现的直接触发因素是天安门事件的平反，“四五”运动的英雄们要求平反更为 彻底，并且惩办除“四人帮”之外大大小小的罪犯。当时，北京还有一个特殊的历 史现象，就是北京集聚了大批上访的文革中受迫害的群众。他们要求为一切冤案平 反。他们缺衣少食，在京无依无靠，强烈地要求有一个做人的基本权利，这与后来 民主墙提出人权问题有关。上访运动与要求惩办镇压“四五”罪犯的运动自然交织 在一起。在党得知他们的要求必须向社会公开表达的时候，大字报就成了最合法、 最有力的工具了。 我们也基本同意这样一种分析，即西单民主墙的出现与发展，与当时党内刚刚复 出的邓小平，扩张其势力和打倒其强大的反对派（凡是派）势力的需要，直接相关 。邓小平、彭真等极需权力膨胀的人物，是毛泽东领导的文革的受害者，本身就是 极大的冤案。因而，“同病相怜”，他们不害怕其他受害者起来控诉，相反，他们 必须利用人民的控诉向那些文革的受益者施加压力，夺取权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一 九七八年底，邓小平在接见外国记者时，表示支持民主墙大字报的原因。 西单民主墙早期的形式是沿用文革的大字报。后来，民刊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突 破性进展。它的产生说明：一、人们不但要求言论自由，而且也开始要求新闻自由 、出版自由、集会、结社自由、罢工和示威游行自由等；二、人们要求把信息传播 给广大的群众，教育群众和组织群众的愿望；三、刊物本身就代表一个固定的组织 形式；四、人们也意识到保存历史资料的重要性，刊物更容易做为历史资料保存下 来，供以后借鉴，来总结反省以往的经验教训；五、刊物的创办者已注意到刊物流 传到海外的重要性。刊物传到海外，可造成国际影响及国际支持。所以，西单民主 墙及民办刊物在斗争形式上较“四五”运动有了显著的发展。做为斗争的辅助形式 ，民刊的创办者们还在西单民主墙下举行过辩论会及非正式的记者招待会。这些， 都是斗争艺术的提高。 在组织上，《北京之春》运动通过民办刊物形成了多个以主编为中心，编委为骨 干的中间集团。 在思想上，民刊发表了一些较有水平的，从理论上探讨中国前途的文章。我们可 以看到，西单民主墙及民办刊物想出了下列几个重要的理论性问题：一、民主政治 与四个现代化的关系，实际上是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二、提及官僚特权阶级的 概念，把邓小平等新旧官僚放在一起进行分析；三、对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剖析， 提出了中国实际上为封建社会主义及农业社会主义的看法；四、首次提出了天赋人 权的要求，指出了人权问题在中国的严重性；五、民刊敢讲执政党之所不敢讲的真 话，敢写一般人不敢写的心里事，旗帜鲜明地去无情揭露以往三十年来在中国大地 上所发生的一系列大大小小的冤、假、错案，仗义执言，不畏权贵地担当了为民伸 冤，为民请命的喉舌的角色。可以说中国当今存在的主要社会问题，民刊都有多多 少少的涉及。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骤。所以，民主墙及民办刊物正式打响 改造中国当代社会及现存社会制度的第一炮。 我和我的很多朋友，是当年民主墙及民刊运动的积极拥护者及参与者。出国之前 ，我们就意识到有深刻检讨《北京之春》运动之必要。我们认为，虽然《北京之春 》运动已经提高到一个理论探讨的尽头，但当时，这些理论问题的探讨大多还停留 在直接感性认识的阶段。对于某些重大理论性问题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还缺乏分 析。对中国国民性的分析，尚属刚刚开始。当然，我们无权责怪当时的民运先锋们 ，他们太忙了，很少有时间坐下来冷静地思考问题。他们参考资料太贫乏了，参阅 不到外界人文学科的新的学术思想和观点。同时，由于环境所迫和斗争的需要，他 们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处境来说话办事，以便既积极地斗争，又不能太触怒当权者们 ，同时还得保全自己。 在理论分析上，很多文章仍然以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的词句为依据，用马列的一 些只言片语，去打倒毛泽东及邓小平的一些思想，显得幼稚及软弱。在政治上，虽 然后来成立了民刊协会，但组织似嫌过晚和过于松散。就领导人而言，有轮流坐庄 的思想。民刊运动还有一个极为惨痛的教训，是警觉性不高，保密观念不强。这个 警觉性包括对某些外国新闻记者的警觉性。由于保密观念不强，很多会议及行动都 被公安局事先掌握情报，造成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最后，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民 主墙及民办刊物运动的先锋份子，大部份是曾经插队、下放，后来进城的青年工人 ，与社会基层有广泛的联系。然而，这一运动并没有从社会及时导向学校，而学校 是学生聚集而最具爆炸性的地方。而且，高等学府也是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即 产生高级智囊之处。可惜，很多民刊的先锋份子未来得及与他们联合就被捕了。这 或许就是《北京之春》运动采用比较初级的斗争形式及理论上相对肤浅的原因之一 。 第四阶段：大学生选举风潮 赵小青（《中国之春》国内编辑） 民主墙的封闭及魏京生等人的被捕，并不意味着民主运动的结束。终于，运动从 轰轰烈烈的街头移向骚动的校园。一批年轻有为新入校的大学生，或本来就是民主 墙及民刊运动的参与者与同情者，或受了民主墙思潮的影响，正准备投身到社会改 革的实际中去。客观上，国内经济改革政策遭受挫折，邓小平等人想籍此彻底清除 他们的政敌“凡是派”。军事上，越南硬战之后，也在忙于总结“经验与教训”。 因此，掌权者们顾此不能顾彼，稍微放松了对民主运动的注意。他们前一段残暴的 镇压行动，也使他们错误地估计民运会陷于停顿。这一切都为民主运动转向新的高 潮创造了条件。这次民运高潮的特点是，学生争取合法权利（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采用合法斗争方式，来参与选举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 大学生选举风潮最先源于上海，随后扩展到湖南、贵州、最后移至北京，一浪高 于一浪。当时的客观条件给这次选举活动提供了可能性。一九七九年下半年，国家 政治制度作出了初步改革，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 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从一九八零年元月一日起，全国各地逐步展开了直接选举活 动。但是，由于多年来地方党组织严重的官僚主义与党阀作风，与选民的民主要求 形成了极为尖锐的对立。 基层党阀甚至错误地认为这次选举会像过去一样，上级内定候选人，选民划勾了 事。因此，基层领导对选举多采取敷衍、消极态度。与此相反，各地高等学校的大 部分师生员工却以积极态度投入了选举活动。尤其是七七届、七八届学生，很多在 入学前从事过各种社会职业、故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有较清楚的认识，对 任命制、终身制积压了强烈的不满。当然，不能否认，相当一部份选民对选举运动 本身的性质和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仅抱着感情上对官僚主义的憎恨参加运动，故 有相当的盲目性。 在这种选举活动中，一个共同的突出特性是，学生自荐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如 上海师院的徐政宇，复旦大学的徐邦泰，湖南师院的梁恒、陶森，北京大学的王军 涛、胡平、房志远、夏申等，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在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在所在 的工厂采取了同样的竞选方式。学生、工人自荐而通过竞选表达参政的意愿，这在 中国当代史上，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自荐候选人在竞选中都提出了个人对改革中 国社会的政见或政纲。既有马列主义派，也有所谓科学社会主义派，还有自由主义 派的观点。这些自荐候选人，获得了广大师生员工的支持，得票数名列前茅。从他 们发表的政见看，一致抨击官僚统治及当权者的政治、思想，并涉及改造社会主义 制度本身的实质问题。在形式上，各院校的选举运动仍采取文革中“四大”的办法 ，特别是在校园中举行公开答辩----这在《选举法》中是明文规定允许的。另一个 值得注意的斗争方式是，各地各校的学生有目的的相互串联，交流经验，互相支持 和声援。这是民主运动发展过程中，第一次出现这样大幅度的联合意识，并将这一 意识付诸于行动。 湖南师范学院的选举风潮是这场运动中最富有斗争性，影响也是最大的。大多数 选民对新法律抱有浪漫的、理想化的信任，有“为争自己神圣的一票，不惜流血牺 牲”的壮志豪情。当校方准备把自称不信仰马列主义的候选人梁恒拿下来，硬塞一 名学生会主席时，激怒的群众在一次次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把正常的选举活动转化 为对官僚统治的反抗运动。学生们游行、示威、请愿、罢课，以至进行了绝食斗争 ，最后发展为组成请愿团赴京示威，逼迫中央表态，要求罢免学校党委副书记，选 举领导小组组长苏明之职。 其后的北京大学选举活动，与湖南师院猛打猛冲的斗争方式不同，则争取了柔中 有刚、和风细雨式的斗争，把选举运动提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北大自荐候选人，更 重视理论上的探讨，发表了不少高水平的竞选演说及理论文章，不仅对当时，而且 对今后的选举活动都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胡平的《论言论自由》即是具有代表性 的一篇。北大的斗争方式也有特殊参考价值，在中共下令镇压选举活动之后，北大 选举活动的先锋份子，并未遭到逮捕。这无疑与他们有利有弊的斗争策略及巧妙地 与官僚当局进行周旋的斗争艺术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次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被官僚特权阶级扼杀了。很多运动的领导者遭到 迫害、甚至被捕下狱。当权者对北大学运领袖则争取了特殊的“冷处理”方式，实 际上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 但是，这场史无前例的大学生选举运动，影响是深远的，意义是伟大的。首先， 这次选举风潮使民主运动上升到了一个法律的层次，即在现存法律的范围内，同官 僚特权进行斗争，也就是所谓“合法化”斗争，这种形式与波兰“团结工会”的斗 争经验，有某些相似之处。其次，这次运动是青年政治家通过合法选举进入国家基 层政权的一次尝试。可以设想，如果将来这种普选可扩大升级到地区、省市一级的 话，人民便可通过这种民主的方式获取更多的权力。 通过这次运动，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党官僚统治下的法律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虚 伪性。当人民利用他们制定的法律进行合法斗争而威胁到他们的地位时，官僚们就 会撕毁一切法律条文，仍以暴力和恐怖维持他们的秩序。所以，钻其法律的空子进 行斗争，虽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斗争方式，但不能抱有天真的幻想和寄予过高的期 望。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这次选举风潮在实质上仍然是自发民主运动的一种形式 ，中国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可能再次成为改革社会的先锋，但其本身在政治上尚不 太成熟。 第五阶段：《中国之春》的筹备 王炳章（中国留学生，《中国之春》编辑） 我们已经看到，当国内民主潮流风起云涌，威胁到整个专制制度及特权阶级时， 当权者为了切身的利益，是不能容忍的。他们对民主运动的镇压是逐步升级的，也 有点像五七年反右时引蛇出洞的味道。一九七九年三月，邓小平下令逮捕魏京生。 一九八零年一月，邓小平下令取消四大。即使是在这种恐怖的情况下，一九八零年 十月，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宣告成立，并出版《责任》双月刊。与当时正在兴起的大 学生及地方民众选举风潮互相呼应，互相配合。可见民主运动是吓不倒的。大学生 选举风潮的兴起，使当权者看到了波兰“团结工会”的影子，民主的敌人再也伪装 不住了。一九八一年初，中共中央下达“二号”及“九号”文件，下令对一切民运 份子实行镇压。民刊人士及学生领袖包括王希哲、何求、徐文立等，纷纷被捕。民 主运动被迫转入地下。 在民主运动遭到镇压的同时，某些秘密的民运先锋来到国外，并通过各种渠道与 国内民运保持经常的联络。在国内，大家在运动转入地下之后，反而有了机会认真 读书，冷静思考，并对前段运动进行深刻反省。在国外，我们密切地关注国内动态 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努力钻研西方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思想。王希哲、何求被捕判刑 之后，国外爱国侨胞掀起了广泛的营救、声援运动，使我们看到了海外力量的重要 。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反省与理论探讨，在与国内同志反复磋商之后，我们一致决 定利用国外出版自由及言论自由的条件，创办民主运动期待已久的《中国之春》， 将国内、国外的力量汇合起来，把中国民主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我们首先认真回顾了前段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历程，重点进行了反省与检讨。 我们也认真总结了波兰工人阶级组织“团结工会”的经验。“团结工会”是在所 有共产党国家中第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的组织。它由工人阶 级多数参加，并获得了广大知识分子、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团结工会”是利 用合法斗争发展和壮大起来的。虽然，现在它被取缔了，但它作为一股强大的政治 力量，将永远存在，在适当时候，将以新的形式重登政治舞台。我们如果能够吸取 “团结工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我们可以预测，新兴起的 中国民主运动在不久的将来，会比波兰“团结工会”有一个较好的前景。 我们研究了中国的特殊国情。注意到中国有大陆、台湾的统一问题，有香港的回 归问题，有海外爱国侨胞的可贵力量。这些，都给下一步运动提供了巨大的力量和 宝贵的支持。 我们还研究了当年孙中山先生及周恩来、邓小平先生在海外进行活动的经验，结 合当今特殊情况，对在海外进行活动的方式进行了探讨。 最后，我们仔细研讨了中国大陆农业社会主义的实际情况，并对中国国民性及文 化传统问题进行了分析。尤其后一问题一直为人们长期忽略，值得深入研究。 总之，我们预测了运动的前途及形势，采取了必要的预备性措施。我们相信，我 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有这么多追求真理的青年，我们有这么多爱国的海外侨胞 ，民主事业是必将成功的！中国的未来，属于这一代觉醒的、富于创造性的青年。 《中国之春》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经过一年多的酝酿准备，与大家见面了。如 果说：以往的中国当代民主运动还处于自发的幼年阶段，那么《中国之春》的诞生 ，象征着民主运动已步入自觉的青年时期了。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期(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