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反右” 王亦令 林希翎无案可翻 《中国之春》第六期的“社论”中说：“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发起的反右运动是错 的，一九五七年的《人民日报》对林的点名也是错的。”我认为这话不完全对，至 少没有说到点子上。 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政党，要反右或反左，都是他的自由；任何一张报纸，任 何一家刊物，都有权利反右或反左。各人有各人的主张，以及发表其主张的权利。 因此，毛泽东有权反右，《人民日报》也有权发表任何文章、点任何人的名字。关 键在于：任何人也应有权反驳别人的主张，更有权控告任何报刊对他（或她）的诽 谤和诬蔑。中国缺少的就是这种由法律保障的平等权利。所以问题不在于某人脑袋 里的反右反左，也不在于报纸的点名不点名。 《中国之春》大声疾呼为林希翎翻案。其实，林案没什么可翻的。因为，中共的“ 反右运动”那套做法，本来就是瞎胡闹。邓小平至今仍坚持认为：“一九五七年的 反右是必要的，没有错。”又说：“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 了。”恕我直言：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根本大错特错，毫无必要，而且无所谓什么 扩大化的问题。 反右毫无必要 首先，为什么我说反右毫无必要？邓小平说“回想一下，一九五七年的问题是个 什么问题呢？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我们用八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农业和工商 业的改造。这个时候出现一股思潮，它的核心是反社会主义，反对党的领导，有些 人是杀气腾腾的啊！当时不反击这种思潮是不行的。”此点不真实。实际上，当时 人们对于国民党退出大陆前夕的“贪污、腐败、无能”印象仍深。共产党接管政权 后确实平稳了野马脱僵似的物价，在整个国家建设方面也有一些兴利除弊的作为， 所以共产党威望正隆，至少比目前高出不知多少倍，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当 时有些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具有这样那样的不满，爱发点牢骚，说些怪话，充其 量也只是想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多求得一些民主和自由，其规模和程度也比现在的 “民主墙”之类小得多，最初原限于窃窃私语而已，只是“思”而并不成其“潮” 。 对于当时这种情况，你共产党如认为不妨多少满足一下人们的要求和愿望，稍微 给一些民主自由多少即足，不会要求过多。而如果你共产党认为不能给予满足，那 么，或者（一）置之不理也可，当时不会有人“造反”；或者（二）严加批驳，约 束教育，只须几篇社论，保证可使这批秀才一个个噤若寒蝉。然而，当时共产党计 不出此，那位一心想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的伟大人物却想出了什么“引蛇 出洞”的怪点子，搞个什么“大鸣大放”的花招，而且亲自带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 讲话；他那篇讲话，我当时亲耳在上海作家协会听赵丹传达，与后来所发表的《正 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文本出入很大；他原来的讲话之旨是全力鼓励大家“鸣放 ”的，自他而下，各级党委也召开“鸣放会”，大做所谓“思想工作”，要大家“ 解除顾虑，畅所欲言”。 在这种背景下，“跳出了”一些性喜哗众取宠、立论偏激的浅薄人，在下就是其 中一个；邓小平所谓的“杀气腾腾”，无非指的就是这些。现在我们姑且撇开法治 的观点，且不谈“杀气腾腾”的“思潮”是否能构成罪名。我这里要着重指出：当 时社会上出现的这些言论，我说它是牢骚怪话也罢，反正是共产党最高领导故意造 成的。这并非我一个人的论断，这也是毛泽东的论断，毛泽东早在当时就得意洋洋 自吹这是他的“阳谋”。阳也好，阴也好；“谋”者，用计设伏之谓也。你治理国 家，对待子民，应该限制人家触犯刑章，那末即使你刑宪再严，也还可有一说。天 下那有“诱人以罪，而后诛之”的道理？特别不能容忍的是自夸“阳谋”。难道阴 谋是卑鄙可耻，而阳谋就不卑鄙可耻吗？再退一步讲，如果你可以耍“阳谋”，那 么当时所谓的右派“猖狂进攻”，或者如邓小平所谓的“杀气腾腾”，也都是在会 上公开讲的话，在报上公开发表的文章呀，他们不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是“阳攻 ”吗？为什么你可以“阳谋”于前，而人家就不可以“阳攻”于后？ 但今天我来争辩这场反右之不必要，说它大错特错，倒并不是着眼于当年被戴右 派帽子的人的委屈。用历史眼光来看，当年的那些“右派份子”尽管确是冤哉枉也 ，其自身之气量及见识则大成问题，对共产党的本质认识不清，立危墙而不自知， 居危邦而不慎言逊行，焉得不自取其咎？所以，如果仅仅为了这些人，那是不值得 在此时此地来旧事重提的。 “反右”伤了国家元气 反右的结果是损伤了国家的元气，也败坏了共产党的威信。对于这后一点，与我 无关，但对前一点，则作为中国人不能不疾首痛心。 何以说是损伤了国家元气？请想：当时中国总共才有多少知识分子？而戴上“右 派”帽子的人却以数万计。这些人从此不能发挥作用，甚至荒废了专业，不是一年 两年，而是数以十年计啊！何况，根据中共统治下的社会实情，除罹祸的本人外， 家属也必连带受罪，或多或少总要受到影响。所以，撇开个人的物质和精神损失不 算，单单国家损失了多少人才，就不能不使人叹息！ 至于说败坏了共产党威望，不妨用实例来说明。当初，在大鸣大放时，我只是二 十岁刚出头，年轻气盛，再加心浮气躁，不仅自己放言无忌，而且还鼓励别人同放 ；坦率言之，我从来不相信共产主义，但我对中国共产党并无仇恨，对它这样一个 执政党，对当时这个具有实效的政府，还抱一定程度的期望和信任，天真地以为他 们真的是要“广开言路”了呢。但当时一些颇有修养的城府较深的人，坚持不作“ 逾矩”之言，并且私下告诫我：“小伙子，切莫上当！他们今天这样说，明天翻过 来那样说，只需报上出一篇社论，局面马上可以大变。”我当时不信，也没有听从 这些事后证明千真万确的良言；结果，我被戴帽划为“右派”，根据“两类矛盾” 的理论，我属于“坏人”之列，而上述那些人都属于“好人”，其中有的则因始终 没有公开“反党”言论，所以等到反右运动一开始，就有资格慷慨激昂在大会上“ 与右派进行大辩论，作面对面斗争”，从而跻身于“左派”行列。 悲哀和荒谬在于：被你划为“好人”、“左派”的人，在内心深处比那些被你划 为“坏人”的“右派”更不信任你，他们早就看透了你，所以没有上你“阳谋”的 圈套，如此而已。共产党往往自诩反右运动是一大胜利，其实，真正的胜家、获利 者，乃是这批对共产党早已失去信仰而虚与委蛇的人。 同时，反右也造成了更多的这样虚与委蛇的人。仍以在下为例吧；“鸣放”时对 共产党多少还有几分信任，结果上了当，但上当只上一次，从此彻底离心，连一分 的信任也没有了，结果倒反而被认为“改造有成绩”，终于摘了帽子。这里我不妨 把一九六八年承蒙抬举在大会上作为“宽样板”（当时对从宽发落者的术语）示众 时，私自吟写在心中（当时不敢写在纸上，怕被搜抄挨斗）的一首诗，记录于此， 因为这就是在他们“嘉奖”我时我心情的写照：“凡有人群分左右，最高妙语史无 俦。随君黑白颠三倒，却许区区是‘左牛’！”人家老老实实相信你，你们把人家 当“坏人”；把你们看透了，离了心，却说是“好人”----这难道是什么“扩大化 ”的问题吗？邓小平先生请三思之。 现在许多人谈论，中国大陆上目前存在“信念危机”，似乎认为是“文革”的结 果，其实病根早存于“反右”。“文革”与“反右”尽管相隔十几年，但“反右” 导“文革”之先河，“文革”是“反右”的必然结果。 法治精神的大破裂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也可说是法治精神的大破坏。当然，中共建国以后就从来没 有真正走上法治的道路，但在“反右”以前还有可能趋向于法治，也曾出现过这种 苗头，“反右”则彻底扼杀了这种可能性。何以这样说呢？请想，法治的基础是“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旦到了人可以由官方戴帽作为刑惩的情况下，要想实行法 治，其犹缘木求鱼。一直到现在，中国大陆的平民老百姓与外部世界的平民百姓在 心理状态上一个主要不同之点就是：外国（例如美国）一般人日常行事总是考虑法 律是否准许，而中国大陆上一般人的考虑从来不是“法律”二字，却是“运动”二 字，预先为自己提防着下一次运动。 更严重的是，经过“反右”，在中国大陆上奠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 矛盾》的经典地位，这是日后一切灾难的祸根。大家不妨想一想，处于二十世纪的 现代，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事，而居然用“好人”、“坏人”那样的原始语言来治 理泱泱大国，岂非儿戏？今天即使在看电影，看戏剧时，如果孩童们在一旁询问出 场人物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尚且会感到难以简单的一言作答，更何况整 个社会的芸芸众生，怎能根据“好人”“坏人”来排队呢？ 最妙的是，“反右”运动时最高当局还给各个基层的“好人”“坏人”规定了百 分比，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坏人占百分之五，这下子人为地造成了各个单位的“ 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因为谁都想挤在百分之九十五这一堆里，让别人来凑那百 分之五的数，所以尽管大家心里明白彼此其实一样，但运动一起，互相拼命厮杀（ 反右时还都是君子呢，不动刀枪，而是“口诛笔伐”），人人都想站在“正确立场 ”上批判别人，把别人的一言一行分析为“志在反党”，煞有介事地“摆事实，讲 道理”；其实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谁的心狠手辣就占上风，这就在民众中培养了 “踩住别人肩膀往上爬”而不以为耻的风气。发展到后来，到了“文革”，什么“ 划线”呀，“亮相”呀，乱成一团，其根源难道不都是从“好人”、“坏人”这个 所谓“两类矛盾”的高明理论来的吗？这不都是“反右”的延伸吗？其实，邓小平 先生自己也不妨想想，你当初被打倒的时候，明明是你的忠谠言论，却受到“全党 共诛之，全国共讨之”，振振有词地“批”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在一段时期里 你也被描写成“杀气腾腾”的呀。你想过没有，这种民风如何造成的？ 就我个人来讲，尽管中共后来给我摘帽，更后来又作了“平反”（称为“纠正” ），但我自己从来没有原谅自己，始终认为自己大错特错。你给我戴帽也罢，摘帽 也罢，我同样地自责：为什么别人不上当而我上当？为什么当时我会“跳出来”？ “不可与言而与言，谓之失言。”我在那时犯了“失言”之过。现在，我又“跳出 来”了，希望这一次我既不“失言”，也不“失人”。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期(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