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邓小平、批评邓小平、超越邓小平 王炳章 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是伴随着国内改良派推行新经济政策开展起来的。这种伴随现 象使得一些人产生了误解。有人说，中国之春全盘否定当前国内的改革；也有人讲 ，中国之春是国内改良派的分支。这些结论都是不正确的。事实上，自中国之春运 动的发起到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成立，我们对国内改革的看法是始终如一的。对于 邓小平推行的经济改革，我们既没有盲目地歌功颂德、高呼万岁，也没有一概否定 、全盘打倒。我们一直理性地对待、分析当前中国发生的变化，并促进这个变化。 我们对于国内经济改革的观点可简单地归纳为：“肯定邓小平，批评邓小平，超 越邓小平”。 肯定邓小平 肯定邓小平，意指一定程度上肯定他的一些经济改革政策，如农村的“包产到户 ”、自由市场、沿海城市的开放及特区计划、鼓励外资、派遣留学生、城市小型私 人企业的建立、某些工业领域内的承包责任制、国营企业开始接受私人股份、利改 税等。这些政策在客观上给人民带来了利益。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批判唯生产力 论、关闭自守等政策比，邓小平的新经济政策显得灵活得多，也较为尊重人性。因 此受到人民、特别是农民的欢迎。在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人民生活的平均水准有 了提高，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有两点，是应该注意的。其一，改良派实行经济改革，乃迫于压力。再不改， 农民无路可走，有造反的可能。其二，执政者实行经济改革的目的之一，是缓解他 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从而巩固自己的权力地位。尽管如此，有限的开放政策顺乎 了历史的潮流，客观上给下一步制度的变革创造了条件。明显的一个例子是，有限 的门户开放和留学生政策，促成了今天海内外配合运作的民主运动。 批评邓小平 批评邓小平，意指批评他改良政策的暧昧性、摇摆性、不彻底性和经济开放而政 治收紧的矛盾性。 所谓改革及新经济政策，说穿了，其实只有一条，就是羞羞答答地搞点有限的资 本主义。什么“生产承包责任制”、“万元户”、“专业户”、“特区经济”等等 新名词，都是给资本主义穿件不同的衣服而已。由于共产党坚持其信仰是马克思主 义和社会主义，这就使自己陷入了理论上教条的困境。所以，他们不能公开地宣称 搞些资本主义，只能“犹抱琵琶半遮面”而已。为了“半遮面”，共产党组织了不 少理论研究小组，其任务，无非是从浩瀚的马列著作中，挑些支言片语掩饰他们离 经叛道的行为。理论小组另一项十分重要而又困难的任务，则是制定在我国发展资 本主义的限制，以使社会主义的堤坝不被改革的浪潮冲垮。共产党人以消灭资本主 义为理想，轰轰烈烈数十年，到头来，全部共产党国家都要实行经济改革——依靠 有限的资本主义因素而存活，确是一大讽刺。改良派的这种暧昧性，使自己处于左 右夹攻的地位。一方面，激进的民主派要求他们取消马列主义教条；另一方面，保 守派又攻击他们背叛了马列主义原则。改良派的这种处境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这 是自找的。 其次，改良派的摇摆性也该批评。由于他们处于两面夹攻的境地，民主派推一下 ，他就向前走一步，保守派打一下，他就向后退一步。步伐蹒跚，是改良派理论与 实践相矛盾的反映。是马列主义对？还是资本主义好？他们自己都迷惑了，走路怎 么能不摇摆？批评一下，有助于其头脑清醒。 再谈他的不彻底性。邓小平为首的改良派，目前已达到他们能做到的最大限度， 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否定了自己。 最后一条，也是最严肃的一条，就是批评邓小平的经济开放、政治收紧的矛盾性 。政治收紧是邓小平改良派另一特点，诸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禁止民办刊 物、关闭西单民主墙、压制民运人士、清除精神污染、爱国主义（实质为爱党主义 ）宣传等，皆属政治收紧之列，其集中表现是提出“四个坚持”。 改良派之所以有这四大特性，如前所述，乃因他们的立场还没有完全移到人民这 一边来。他们的改革，基本上是被人民推着走的；他们的政策，相当程度是维护共 产党的一党专政利益。因此，他们不能放开手脚、和民主派结合在一起，和人民群 众结合在一起，以最有效地克服和抵制保守势力。 在这里，我们还指出当权的改良派与其歌德派所宣扬的恩赐论。该论调是：“现 在共产党已经很不错了，允许学生出国、允许农民发财、允许知识青年办小企业、 允许教师兼课赚外快、允许……，你们还批评它，太过份了。”这句话翻译一下的 意思是，共产党给了你们那么多恩赐，你们再批评人家，就叫没有良心。这种恩赐 论实在可悲。自由出国、自由耕作、自由办企业等等，本来就是人民应有的天赋的 权利。以前人民没有这些权利，是被共产党剥夺了。现在，当权者把它有限地还给 人民，是应该的。现在的问题是，当权者还是速度太慢、还是幅度太小了，根本谈 不上什么恩赐。 超越邓小平 所谓超越邓小平，就是突破他的极限，指出他目前应该迈出而又不敢迈出的下一 步。 总结这几年邓小平的改革，可用一句话概括之：共产党少管哪个行业，哪个行业 就发展；共产党不管哪个行业，那个行业就兴旺。道理很简单，共产党是外行，尽 管他们主观上不想把事业搞乱，但由于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再加上手上拥有权力， 干涉越大，乱子就出得越多。他们少管一点，乱子就少一些，如彻底不管，各行各 业就上了轨道。 总结出这条规律，也就知道该如何超越邓小平的改良派了。 由于各行各业的问题太多，我们仅谈几个主要的方面。 先谈农业。农业自然发展，必然是沿个体户（小农经济）——专业户（土地逐渐 向种田能手集中，非种田能手改从其他职业）——农场主（土地集中，机械化）的 方向进行。改良派至多能够走到专业户这一步。促成土地集中而为机械化创造条件 ，必须进一步解除共产党对土地的控制，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一下子走到这一步 较为困难，可先走较易的一步——售地于民。那些万元户或经济条件较好的专业户 ，可以把分给他们的那一份有自主耕作权的土地买下来。这样做，对国家和个人都 有利。国家可以做到资金回笼而致富；农民可以获得安全感而安心耕作。现在中央 保障农民有十五年自主耕作权的政策，实际上是租地给农民十五年的政策，农民总 是不放心，总觉得有临时感。由于土地不是自己的，农民也不会精心保养土地。再 下一步，则是非种田能手把土地出售给种田能手，国家制定土地买卖税收政策。这 样，国家从土地的集中过程中又可以获利。 工业及商业的问题要复杂得多，短期制定出解决全部问题的一揽子方案实为不易 。总的看来，党对工商业的控制仍嫌太多，远大于对农业的控制。为求突破，以下 几点应敢于迈出： 第一，允许独资或合资办企业（不限于雇工五人）。现在当权者一再吸引外资， 让外国人在中国设厂赚钱，但不允许中国人自己设厂赚钱（只允许办雇五人以内的 小作坊）。这种把赚钱的专利割让给外国人的政策，实在不够公平。 第二，允许独资或合资购买某些国营企业，尤其是亏本的国营企业（国家银行给 予贷款支持买主的购买力）。实行这种政策，国家既丢掉包袱，又回收资金，可谓 一箭双雕。国营企业改为私人或集体经营，往往可收起死回生之效。 第三，在工商企业单位，撤销党委领导。共产党员可过组织生活，但无领导权。 党委原脱产干部以及政工部门干部都参加实践生产劳动。企业交由职工代表大会选 出的职工管理委员会管理。一切权力（包括生产计划的制定、人事安排、国内外贸 易、吸收外资等等）归管理委员会。工商企业改为自负盈亏，国家向企业征税。连 续亏损而又经过各种办法（包括裁员等）无法挽救者，管理委员会要敢于拍卖、甚 至解散。如果没有魄力一下子把所有的工商企业都进行如上改革，可以分批进行。 服务业、商业、轻工业部门先搞，再扩展到重工业部门。 第四，工商企业交由职工委员会管理之后，要大胆撤销某些从中央到地方的原国 家官僚管理机构，如不必要的计委、工业部、工业局、服务局等等，把白拿薪水而 又乱指挥的干部减至最少。 第五，原为推行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而设立的各级计委，要有性质上的改组。除留 下极少数人员对暂时还必须由国家管理的企业（如兵工、邮电、铁路等）继续进行 计划设计外，各级计划部门应蜕变成经济情报和资料中心。该中心收集、汇总各种 产品的国内外市场供求、各种原材料的国内外市场供求以及劳力资源的供求等资料 ，向各企业部门提供服务，以便指导生产部门应该生产什么和应该生产多少，指导 金融界应该投资什么和应该投资多少。这里，我们强调的是信息指导，而不是指标 指令，更不是强制性的行政命令。国家要用各种优惠的办法，诱导优先企业的发展 。纵观发达国家，均以自由的市场经济获得快速发展，而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及起 飞之后，又不断加以国家干预成分，意即吸收计划经济的某些有益原则，以弥补纯 自由经济之不足。这种情况，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切实的借鉴作用。 第六，成立专门研究机构，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副作用（如环境污染等）产 生的原因及可能的预防办法，给中国的经济起飞提供借鉴。 总之，要改的，千条万条；要理的，千头万绪，难以在一篇短文中全部论清。所 提建议，也难免有肤浅谬误之处。但是，有两条原则必须遵守，才能促使经济起飞 。一是外行逐渐从经济领域内撤退；二是逐渐实行指导性市场经济。 最后，我们要指出，我们超越邓小平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主张政治制度的民主化 。我们主张从宪法中取消“四个坚持”，释放民运人士及持不同政见者，要求民办 刊物在国内出版、发行，要求落实宪法中结社自由等条款。当权者一下子做不到这 么多，可以逐步实行，先易后难。比如，先放宽言论尺度，制定出版法，允许民刊 出版，对改革起支持、批评、监督的作用，这一点，总该比较容易做到吧！ 新旧洋务运动的比较 当前邓小平的“四化运动”，酷似满清末年李鸿章的“洋务运动”。且看如下比 较： 第一，在历史背景上： 李鸿章旧洋务运动的背景是，满清王室腐败无能，国库空虚，民不聊生。列强的 洋枪洋炮，使清室丧胆失魂。迫于形势，当权者兴办洋务，以图起死回生。邓小平 新洋务运动的背景是，共产党外行治国三十年，国力凋敝，百业俱废。外国的经济 起飞，尤其是华人社会（香港、台湾、新加坡）的经济起飞，使共产党领导人感到 震撼和威胁。为减内压，当权者提出四化，以免“亡党亡国”。 第二，在宣传口号及指导思想上： 李鸿章主张“洋务运动”，邓小平鼓吹“四化运动”；李鸿章、张之洞宣传“中 学为体、西学为用”，邓小平只是“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 第三，在具体做法上： 李鸿章和邓小平都派遣留学生，都大手笔地向西方国家购买先进武器。为吸收外 资，加强与外国贸易交流，满清洋务派开放五个通商口岸，邓小平则开设十几个沿 海城市经济特区。 第四，在政治势力的较量上： 洋务运动时代，有以理学大师倭仁为首的顽固派的抵抗，他们提出“立国之道， 尚礼义不尚权谋”；四化运动之初，有以叶剑英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抵制，他们坚持 “两个凡是”。洋务运动后，出现了较洋务派为激进的康有为的“戊戍变法”；今 天，在邓小平提出“四化”后，共产党内较为激进的廖盖隆等，也曾提倡“庚申改 革”。与“戊戍变法”运动同时兴起的，有兴中会、同盟会的革命派，他们主张“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现在，则有当代民主运动的兴起，民主派公开宣称“废除 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 第五，在求变根本目的上： 洋务运动中，李鸿章、张之洞提出“保教（名教纲常）、保国、保种”的“三保 ”口号，旨在维护清廷统治；“四化”建设中，邓小平、胡乔木等提出“热爱党、 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三热爱”口号，目的在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一九 零八年满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中，明文规定永远尊戴大清皇帝，大权归于清朝； 一九八二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新宪法中，也明确写上“四个坚持”，把坚持共产党 的领导放之首位。 第六，在运动后果上： 李鸿章的旧洋务运动，在客观上给辛亥革命创造了条件，其结果是满清封建制度 的覆灭和民国的建立；今天，邓小平的新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也给当代民主运动的 大规模兴起铺垫了道路。最终结果，将是一党专政制度的结束和民主政体的真正确 立。 尽管人们也可以列举出新旧洋务运动之间的众多不同之处，但无可否认的是，两 次洋务运动的基本脉络是相似的。它们都应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也都会被随之兴 起的民主运动的历史潮流所淹没。 结束语 “肯定邓小平、批评邓小平、超越邓小平”，比较全面地涵括了我们对当前中国 共产党改革政策的看法。 任何人物都有他历史的局限性，以邓小平为首的改良派也不例外。一方面，他们 设法求变，如当年康有为所说的那样“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乃亡 。”另一方面，他们又跳不出自己的框框，做不出敢于否定自己的大事业，从而立 足点不能完全移到人民方面来。邓小平之后的第二代共产党人，框框可能较邓小平 少一些，但如果仍抱着“四个坚持”不放，其前景并不乐观。改来修去，最好的结 果，不过把中国搞到今天的匈牙利、南斯拉夫那样而已。 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于邓小平，他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极限。他给自己定下 的极限，决定了他像李鸿章一样，只能成为历史的过渡性人物。 我们还要指出的是，如果邓小平本人接受不了我们“肯定邓小平、批评邓小平、 超越邓小平”的观点，第二代共产党人则没有道理拒绝我们的这一观点。“肯定邓 小平”，他们当然是同意的，“批评邓小平”，他们亦应接纳。理论上，共产党提 倡批评和自我批评；实践上，第二代共产党人本身对邓小平的“清除精神污染”和 霸道作风就有过抵制。“超越邓小平”，第二代共产党人会欣然接受，这是他们的 追求目标，后浪总是推前浪的。问题在于超越到何种程度。但愿他们当中，能出现 西班牙王子卡洛斯那样扭转乾坤的人物，借独裁人物辞世之际，把极权专制制度转 为民主政体。第二代共产党人必须清楚，如果他们仍搞邓小平“四个坚持”那一套 ，成为短暂的历史性过渡人物也必将是他们的结局。 最后应该强调，民主运动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党内改良派的身上，我们应该始终立 足于人民这一边，没有人民的压力和推动，且不说民主革命，连党内的改良也不会 发生。 【选自《中国之春》第十五期(一九八四年九月号)，作者原署名为王惊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