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之春》到《中国之春》


严家其


  第一次“天安门事件”后，我为了写《四五运动纪实》一书，结识了不少“天安
门事件”的参加者。一九七八年底，天安门事件“平反”，北京充满了自由民主的
气氛。“启蒙社”在北京成立，“民主墙”在西单出现，《探索》、《四五论坛》
、《今天》、《沃土》、《中国人权》等“民办刊物”纷纷创刊。一九七八年十二
月的一天，周为民、王军涛、吕嘉明、邱明端、李楠、刘万勇和我在建国门附近、
社会科学院后的北牌坊胡同聚会，商讨创办一份由“天安门事件”参加者主办的刊
物。那几天，我正在阅读“内部发行”的《布拉格之春》一书，受《布拉格之春》
启发，我建议把刊物定名为《北京之春》。周为民、王军涛以“民涛”为笔名，写
了一篇“周恩来精神”的文章，我以“步曙明”为笔名写了《现代宗教的诀秘》。

  同《探索》相比，《北京之春》采取了温和的立场。
  《北京之春》创刊后十天，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召开的“理论务虚会”。理论家
李洪林在会上作了“领袖与人民”的发言，他说，应当以“领袖必须忠于人民”的
原则，代替“人民忠于领袖”的原则。于光远、王若水、苏绍智、孙长江、郭罗基
、胡绩伟、冯兰瑞、阮铭、张显扬、鲍彤、吴明渝、童大林、孙冶方、于浩成、宦
乡、董辅仍、汪子嵩、何匡、廖盖隆、吴江等人的发言充满着希望和激情，会议的
自由气氛使我深受感动。当时的中国召开着两个“理论务虚会”，一个是中国共产
党由胡耀邦在京西宾馆主持的“理论务虚会”，一个是以《探索》、《北京之春》
为代表的“理论务虚会”。两个“务虚会”都在认真探讨中国政治、经济的弊端和
改革出路。如果说第一个“务虚会”为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作了思想准备，那么，
由魏京生、任畹町、徐文立、刘青、王军涛、陈子明参加的第二个“务虚会”，为
中国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变革指明了方向。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就是在
第二个“务虚会”上发表的。一九七九年一月至四月初，第一个“务虚会”除春节
几天外连续在京西宾馆和友谊宾馆举行，我没有参加《北京之春》的工作，只是在
《北京之春》的“终刊号”上刊出了我在第一个“务虚会”上的发言稿。一九七九
年初，尽管我赞同《北京之春》的观点，但我还是选择了一条在共产党内推进中国
民主化的“体制内改革”的道路。
  《北京之春》在北京遭到摧残后，《中国之春》在美国创刊了。李怡主编的《七
十年代》报道杂志创办人之一王炳章的话说：“杂志命名为《中国之春》，表示这
是一九七九年《北京之春》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和升华。”
  一九八九年又一次“北京之春”，我不自觉地卷入了进去。“六·四”后因通缉
，被迫流亡国外。我终于认识到，只要存在“一党专政”，任何改革开放，都不会
导向民主。《中国之春》创刊十年来，已向海内外的中国人充分表明，《中国之春
》代表着中国民主化的方向。《中国之春》十年来，启发了数以万计的人们，它的
影响从美国传向世界，从国外传向国内，造就了一支推进中国民主化事业的坚定队
伍。让我们团结一致，作好充分准备，使《中国之春》在中国大地上广泛发行，在
中国的大地上迎接“中国之春”!
【选自《中国之春》第一一四期(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