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青示威震惊胡耀邦和中南海 董旭生 从四月二十四日起，中共北京市委大楼前发生了一连八天的游行及静坐示威，参 加的人先后达八百多人，时间长达八天，这是西单民主墙被关闭以来最浩大的一次 群众运动。参加者大多数是十六、七年前从北京下放到山西省各地的中学生，现在 已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许多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有的已经到了附近的县城当 了工人，要求回到北京定居，他们用四幅长达十多公尺的红布作标语，表明他们是 文革的受害者及他们请愿的决心，并呼吁“救救我们，小平同志”。有的知青家属 和北京待业青年为了表示同情和支持，也参加了静坐和示威活动。 这次抗议、示威，曾经事先串联，成立了一个领导小组，北京市民大力支援，提 供了住所、食品等；中国民联在北京的某些成员积极推动了这次示威活动，与一些 “知青”代表进行了交谈，替他们做了宣传、服务工作。 事实上，从北京下放到山西省的“知青”和下放到其他各地的“知青”一样，老 早已经不断倒流回城，其中能“捷足先登”的，当然是享有特权的干部子女。因此 ，他们在请愿中质问：“请问市委大楼内的干部，有没有子女仍在山西？”这些倒 楣的老“知青”下放十几年，仍然不能回城与亲人团聚，使他们感到没有前途、没 有希望、没有个人幸福，有一位请愿者的家属因为不能和亲人团聚而泣不成声；有 一位请愿者说，他本人倒不在乎在山西吃苦，但希望他的孩子能回到北京，生活得 好点。 一、事件起因 中共统治中国大陆已经长达三十多年，人民不但在政治上没有民主、自由可言， 而且生活贫困。不然，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在大陆生活，想方设法，冒生命危险往 香港逃？据报导，仅去年一年，因偷渡香港而被香港当局遣返大陆者达一万多人， 而最近几年被香港当局遭返大陆者则达几万人以上。在大陆内部，城乡之间的生活 差距悬殊；大、中城市之间，中、小城市之间生活也有差别。在城市里，只要不是 黑户口，就可以按户口买到供应粮，一个成年人的供应量是二十六斤或略多一点， 也有煤、油及副食品的供应，如果有工资收入，又不乱花钱，一个人的生活就基本 上有保障。但在农村则不然，在农村分配粮食的多少要看收成好坏及劳动力的强弱 ，燃料要靠上山砍柴，起早摸黑，终年辛苦，而往往落得衣、食不周。因此，在农 村的人想到城市去生活、定居，而中、小城市的人又想到大城市去生活、定居，反 之，城市居民不愿到农村去定居、落户。也就是说人口的自然流向是从农村到城市 ，从中、小城市到大城市，而不是相反。但是，由于中共的户口管制极其严格，使 这种人口的自然流向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城市中的黑户黑口，越来越多，城市 的人口仍然不断膨胀。现在北京的人口已经达到九百三十万，上海的人口则已超过 一千二百万。中共无法解决城市人口膨胀的问题，除了采用极其严格的管制户口迁 徙的方法外，还采用生硬的行政手段，把城市人口“下放”农村。毛泽东说：“知 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又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 那里是大有作为的。”没有在大陆生活经验的人听到这两句话可能以为无足轻重， 而且可能说：“我不去就是了”。他们不知尽管你心中不愿意，不响应他的“号召 ”是不行的。事实上，全国“知青”下放农村者达一千多万人，有的家住上海的“ 知青”，离别家中的亲人，万里迢迢，来到新疆，成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 员；有的人奔赴西藏，有的人奔赴“北大荒”，而北京市的“知青”则大多下放在 山西省，人数约有四十万左右，而现在仍在山西的，只有两万人了，有后门，有背 景的，早已回城，不仅当了干部，而且多了一项下乡“镀金”的资历，记入履历表 ，装入档案袋，成了“入党”、“提干”的政治资本。这当然引起了未能回城的“ 知青”的不平之鸣。因此，自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一年间，发生了广泛的抗议活动 ，但由于中国的新闻封锁，这些抗议活动鲜为外界所知。这次北京“知青”的请愿 、示威则是继一九七九年西单民主墙运动之后的又一次规模较大的争民主、争人权 的运动。 二、震惊中南海高层 这次北京“知青”请愿、示威事件引起了外国记者和外国通讯社的注意，外国记 者纷纷报导、采访、照像，使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因此震惊了中南海高 层。 在四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了会议，听取了关于事件的专门报告。据一位“ 通天”的人士透露，在会上，胡耀邦作了三点指示。 □密切注意青年中的思想动向，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继续扫荡各小报，认为这是对青少年的毒害。 □加强社会治安，防止阶级敌人捣乱。 此外，胡耀邦还批评了共青团工作不力。 二月一日下午胡耀邦、胡启立、郝建秀等在中南海和“五十年代”与“八十年代 ”的青年代表会见时，教育青年要有到边疆垦荒，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说现在是 在栽树、挖井的时候，不是乘凉、享福的时候，不能“只想自己，不想国家，只想 享受，不想贡献。”这等于命令那些请愿、示威，要求回到北京的“知青”仍应回 到山西去。 三、中国当局封锁新闻 中国当局对于此次抗议、示威是不满意的，他们不希望中、外人士知道，因为若 外国人知道了会把事件真相向全世界报导出来，中国人知道了怕引起其他地方下放 “知青”的连锁反应。但在北京有许多外国通讯社和外国记者，对长达八天的示威 ，他们总会看到一些，而且也很难限制他们发出报导；至于中国人，现在也不能完 全封锁。在过去，中国人窃听英语电台，如果被发现，会说你“偷听敌台”，成为 “反革命”。如今提倡学英语，中国人为了学英语，准许收听美国之音和BBC的英语 广播。因此，除北京外，有许多中国人在收听这两种英语广播时，知道了这次北京 “知青”请愿、示威事件。 除了封锁新闻，中国当局还采取了对事件的压制措施： □派出大批警察和干部阻挡外国记者接触示威者； □没收示威者悬挂在北京市委大楼外的长幅标语； □强行阻止外国记者照像； □和外国人谈话的示威者被警察录影及拍照。 在群众压力下，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和市长陈希同会见了示威“知青”，但给他 们扣了许多大帽子，说他们向围观者发表歪曲事实的演说，扰乱机关工作，阻碍交 通并拒绝对他们的耐心教育。陈希同定性说，他们的行动是完全错误的，要求是不 合理的，是有损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个人主义行为，是文革流毒的表现。 四、当局让步 历史证明，人权和自由都是经过许多斗争而取得的，坐待统治者的恩赐是不现实 。这次请愿、示威也使当局作了一些让步，他们赶紧向北京市各单位发出了一个传 阅文件，表示合于某些情况的“知青”，可以返回北京： □单身者（包括未婚者和丧偶者）； □和以前的北京市民结婚，一同下放者； □配偶仍在北京者。 但与下放当地人结婚者不能回北京。 当局的让步除了表现于回城三条件外，还表现在暂时没有捕人这一点上。实际上 ，当局已经动用了警察，监视了示威者的行动，真是剑拔弩张，空气够紧张的了。 没有在大陆生活经验的人不知道，以为示威者并未犯罪，不能逮捕，须知在中国大 陆，要给人按上一个罪名，加以逮捕，是很容易的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真是“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一九七九年北京西单民主墙的民主运动中，不是有许多民 运战士被逮捕吗？著名民运战士魏京生就是那时被捕的，至今没有释放，试问他何 罪之有？而某案件牵涉到外国人时，外国人总是没事，坐牢的总是中国人。除魏京 生案件外，例如两年多以前有一位从印地安那州到北京作研究工作兼英文教师的美 国女士，被指控盗窃国家机密，加以逮捕，但不过几天，就放她走了，而她的未婚 夫----中国青年衣锡工则坐牢满两年才放出来，听说他放出来是因为他的美国未婚 妻的关系，否则还不知会多坐几年牢呢！此外中国女子李爽与法国青年白天祥谈恋 爱，李爽坐了两年多的牢才放出来，而白天祥则没事，何其不幸！ 虽然当局暂时没有抓人，但公安局展开了全面的调查，给很多示威者立了档。今 后是否抓人，尚且不得而知。 五、居住自由与“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也就是最重要的法律，其效力高于由立法机关依照立法程 序所制定的一般法律，当然也高于行政命令，国家的法律和行政命令与宪法抵触者 无效。中共自执政以来，在五十年代初就制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在“宪法”中列举了人民享有的各种权利，如言论、集会、结社、出版、宗教、信 仰及游行示威等自由权利，其中也有迁徙居住自由权，但由于中共并不遵守他们自 己制定的“宪法”，人民也就没有享受上述各项权利。中共以后又制定了第二部、 第三部和第四部“宪法”。上述权利并未删去，但是未真正实行。当初毛泽东一声 号召下，一千万以上的“知青”就下放了，无人敢说我有居住自由，可以不去。现 在不准你回来，你不能说我有居住自由，可以回来。明明不自由，但毛泽东说，只 有中国才最自由。他说自由是有阶级性的，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 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 家，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有自由；美国是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资产阶级有自 由而无产阶级没有自由。你如果不像他那样认识问题，他就说你的思想有问题，你 就需要改造思想。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因此，知识份子要特别 认真改造思想，要不断地改造，要活到老，改造到老……这次，陈希同又给知青扣 上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大帽子，把他们知青又赶回山西去了。但是，一位知青代 表说得好：“请问你陈希同就没有个人主义吗？你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山西 农村去？请问市委大楼里的干部们，有谁的子女还在山西？” 在有权就有一切，无权就丧失一切的国度里，知青到那里寻求真理？ 【选自《中国之春》第二十五期(一九八五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