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要来美国 倪育贤 一、初生之犊不怕虎 我叫倪育贤，是中国最孚众望的敢言作家刘宾雁先生所写的报告文学----“第二 种忠诚”里的主人公之一。 我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出生于中国上海一个医师家庭。我的父母都是医生， 我有两个弟弟和四个姐妹，都在大陆生活。我一九六八年结婚，妻子名叫赵月芳， 是我高中时的同学，她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后就进入中学教书。我们生有一子一女 ，儿子叫倪草，现在上海大同中学高中读书，女儿倪峻岭，现在上海杨思中学初中 读书。 我一九六一年在上海杨思中学高中毕业后应征入伍，在上海警备区一个炮兵连里 当无线电通讯兵。在部队里我奇怪地看到很多安徽籍战士接到家信后就躲起来痛哭 ，经过调查我才知道这些战士的家人很多都饿死了，而饿死的人原因并不是天灾而 是当时共产党所推行的“三面红旗”的极左政策。于是，我就不顾自己只是军衔最 低的一名列兵，上书毛泽东反映农村饿殍遍地的严重情况，恳词请求党中央改变农 村的极左政策，要求允许农民包产到户，自由耕种，并要求免除税捐，让农民能休 养生息活下来。这封信寄到北京后被批转回上海，我被斥为修正主义份子，在部队 多次受到批判，一九六四年被清洗出部队，回到农村一个小厂做搬运工。 二、不向霸王让寸分 一九六五年八月，我以高分考入上海海运学院远洋运输系。入学后三个月，又因 在学校里公开发言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学习动力”而遭到批判。一九六六年文革 爆发后，我因为多次救助被红卫兵折磨的海运学院院长徐健和其他教师而被围攻。 一九六七年，我因在上海参加了反对张春桥的活动而被追捕，我于同年下半年就离 开城市躲在农村编辑了一本旨在反对林彪编的《毛主席语录》的小册子《列宁语录 》，秘密发行了一万册。为此我在一九六八年初被上海市的四人帮爪牙徐景贤亲自 批准“隔离审查”，被关进地下室受尽毒刑，连中国传统节日春节时还被双脚离地 吊在横梁上严刑拷打，但我没有屈服，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我还偷偷给毛泽东写 了一封批判“一切都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论点的信，我在信中提出，如果一 个国家把专政当做一切工作的最终目的，那么这个国家必然走上社会法西斯主义的 道路，而且“一切为了专政”的论点，即使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也找不 到引证。我的这种顽固“反动立场”更引起了专案组的仇视，他们把我拉到大街小 巷游斗，让我挂了“三反份子”的黑牌，下跪，请罪。专案组派人多次对我抄家， 每天押我到林彪“宝像”前去弯腰九十度。在秘密关押的地下室里，看守人员常常 用不给饭吃、不让上厕所的办法来逼我交代自己的“罪行”和“反革命思想”。他 们用二十四小时轮番疲劳轰炸的办法来折磨我，他们不让我见我的家属，在冬天， 他们不让我家中给我送御寒的衣服。我只能在禁闭室里跑步取暖。在夏天，他们不 让我洗澡和更换衣服，根本不让看书看报。看守人员动不动就对我毒打，我左边的 一个牙齿就是被他们打掉的，我被残酷专政二年后于七零年被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明 令开除海运学院，被押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做挖防空洞和冲扫厕所的工作，没有 收入，我为了维持生计就不得不在晚上用自行车搭客人，但竟还为此受到批斗。 一九七一年，我写了一首“重逢辛亥”的诗在群众中散发。 重逢辛亥六十年，舞台翻新演旧戏；黄龙金雀假易帜，西后东帝真蝉联。 老大帝国仍老大，愚昧中华更愚昧；阿Q剃了猪尾巴，娶个尼姑去耕田。 平等自由成旧梦，民主共和是新衣；强奸民意称真理，敢去西天问马列。 几时复生邹将军，何处再觅孙逸仙；百年沧桑何足道，试看英伦法兰西。 三、位卑未敢忘忧国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上海期间，我们全家即被禁闭，并遭到公安人员搜 查。一九七二年因林彪被打倒，我即向上申诉，要求安排生活出路，几经恳求，才 准我到郊区一家小厂当搬运工，后来厂方发现我有文化，才让我担任铣工，工资一 直是人民币三十二元。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我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论 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民主”。在文章中我提出了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是虚假的 社会主义，并指出王洪文等人根本不是可靠的接班人，把国家的前途寄托在几个野 心家身上，中华民族的命运岌岌可危。我在文中大声疾呼，要实行民主制度，让人 民自由选择自己的政治代理人，并可以随时撤换他们。我在文章中要求用立法的形 式确立人民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我认为造成中国社会一切积弊的原因是：人民无 权。这封信寄出后不久，工厂接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文件，指控我为“右倾翻案 风爪牙”，把我拉到公社礼堂里斗争了两次，还动用民兵把我看押起来。 四、敢有歌吟动地哀 一九七六年四月天安门事件后，我义愤填膺，决心要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与法西 斯主义作最后抗争。我当时就写了“清明愤”、“老兵行”等诗歌，愤怒抗议四人 帮一伙血腥镇压革命人民的暴行，清明坟一诗是这样的： “清明愤” 广场屠民兮，中外罕闻；戳吾赤子兮，刑及苍生；此恨不雪兮，民气难申；此仇 不报兮，非黄子孙！ 北风萧萧金水寒，恩来一去不复回；遍地流尽愚氓血，满天飞舞鬼蜮威； 一丘弹冠授功勋，万户吞声接骨灰；水消火灭魂不去，要雪奇冤返家山！ 我写的这些诗在群众中传阅，激发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专制暴政的不满。一九七 六年十月，四人帮倒台，但我等了几个月，天安门事件不见平反，邓小平也未能恢 复工作，于是我于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夜在上海闹市地段----淮海路的东湖宾馆大 铁门上张贴了“清明愤”和“小平引”两首诗，一是抗议镇压天安门事件要求为天 安门事件平反；一是要求恢复邓小平的职务。这两首诗一出，读者云集，抄者成堵 ，淮海路东湖路口，交通为之阻绝，广大群众含着热泪吟诵这两首诗，民气为之一 振。我一不做二不休，就在天安门事件一周年前夕，在上海最高建筑国际饭店墙上 张贴了一首长达十米的巨幅大字抗议诗，题为“我不信----纪念天安门广场惨案一 周年”这首诗写道： 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中国人的血就这样贱！ 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样轻！ 三百六十五个白天过去了 蒙难的英烈们仍然蒙着暴徒的罪名 三百六十五个黑夜过去了 杀人的屠伯们依旧挂着“英雄”的金星 …… 这首诗的出现，震惊了当时上海市委的几个最高领导人，因为当时正好是华国锋 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宣布不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以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海军政委兼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苏振华立即下令把我逮捕。 五、铁窗磨骨何足道 一九七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我就被关进监狱，在逮捕我时，还抄了我家。当场搜 出了另外一些诗稿，其中有一首批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长诗“老兵行”。于是公安 局就定我两大罪名：一是“反对英明领袖华主席”；一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 席”。这两条罪名是当时大陆最严重的指控。一九七七年七月邓小平复出，开始， 监狱里的看守长亲自来看望我，并请我到办公室坐在沙发上喝茶，答应马上放我， 但想不到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奇谲莫测，一九七七年九月上海市委书记苏振华突 然禀承其主子要“坚决镇压一批胆敢利用天安门事件破坏安定团结的反革命份子” 的指示，对我的案子批了“反动透顶，恶毒之极”八个大字，决定要判我死刑“杀 一儆百”。七七年九月一日，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到上海访问，在上海市区到郊区的 浦建公路上插满了欢迎铁托的彩旗，铁托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过之后不久，又开来了 由几部警车和几辆装满武装民兵的卡车的车队，中间就夹着囚禁我的一辆囚车，我 被五花大绑押回工厂公审。在公审大会上，由公安局局长宣读了我的“滔天罪行” 后又宣布了市委首长的批示，全场高呼“坚决镇压反革命”、“不杀不足平民愤” 的口号，这样，就算判定了我的死罪，马上闯进专门囚禁死囚的十三号监里，与等 待在国庆节十月一日处决的反革命犯高飞等人关在一起。我知道最后时刻即将来临 ，在九月十五日深夜在一张手纸上向中共中央叶剑英写了一封最后申诉书，在申诉 书中我严厉谴责了上海市委草菅人命残暴镇压人民的罪行，表示相信天安门事件一 定会平反，人民将要追究刽子手们的责任。这封抗议信使上海几个屠伯不敢对我立 即下手，但与我同监的高飞等人还是被处决了。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七八年九 月之后，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微妙变化，华国锋等凡是派渐渐失势，于是杀我之事就 被延迟进行了。尽管上海高级法院已办完手续，只要拉出去就可执行，但上海的几 个滑头政客感到前途未卜，就暂时停刀，要看看风向再说。我在看守所渡过了二年 骇人听闻的囚禁生活，上海黄浦看守所二楼逮捕犯监房，是使每一个犯人谈虎色变 的法西斯魔窟。看守长王某某是一个面似菩萨、心如蛇蝎的虐待狂。他定下了三十 六条监规，规定每个犯人，不准讲话、不准闭目、不准离开座位、不准变换坐姿、 不准……稍有违犯他的规定就动用刑具，用金属铐铐进皮肉中，叫你痛得死去活来 。他利用犯人极端的饥饿用饭作诱饵，唆使刑事犯管束“反革命犯”，常用非刑折 磨犯人。犯人一动不动坐一天，大小便要举手报告获牢头批准，天长日久，屁股上 生了许多脓疮，坐下去痛得钻心，每次大小解时裤子和皮肉粘住，一拉就是一滩血 。晚上睡觉，挤得与沙丁鱼罐头一样，侧身笔直还挤不下，看守用竹竿来打用皮鞋 来踩才能把犯人塞进空隙，看守还叫这为“竹笋烤肉”。不准讲话是最无人道的发 明，一个关三、四百人的楼里面，除了受刑饭人的惨叫声以外，静得一点声音也没 有，因为一有声响就要处罚。在这种地方活着比死更痛苦百倍，于是很多犯人千方 百计自杀，有人用牙齿咬断静脉，有人吞食搪瓷缸的把手，有人以头撞墙……这里 监方不怕犯人绝食，饿死犯人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多了一个“与人民为敌到底”的 反革命，家属亲友要背一辈子黑锅……我在狱中受尽虐待，夏天狱方把我关到靠近 蒸汽锅炉的铁笼里，又闷又热，呼吸不到清爽一点的空气。有一次我实在闷得透不 过气来，就冒险离开指定的位置挤到铁栅栏处想吸几口较干净的空气，被看守发现 ，就被他上了一顿紧铐，臂骨差点被铐断。一年后我全身溃烂，人肿得像充了气的 玩具……近两年的监狱生活，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社会法西斯主义是什么东西。 我在狱中受罪，我的两个孩子和妻子在社会上备受歧视，我的儿子当时只有七岁， 在小学一年级，学校里发现了一条所谓“反动标语”就一口诬陷我儿子写的，关在 学校要他交代，不承认不让回家吃饭。言及至此，我每每禁不住热泪盈眶不能自制 ，孩子何罪，家属何罪，要遭此荼毒！言之切肤！言之痛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 我在狱中，想到自己要为邓小平平反而入狱，而邓复出已有一年之多，我还在缧绁 之中，愤慨之心不能自己，就用半支偷偷保存了很久的粉笔在上海成都路看守所的 墙上，挥诗一首，题为： 狱中有感 我为小平鸣不平，我为四五震雷霆。杀头坐牢随君判，历史主宰是人民！ 千年流弊弊犹在，四害余毒毒未清；铁窗磨骨何足道，我以我血洗苍冥！ 狱方发现了这首诗惊恐万状，一面拍照留下罪证，一面将我上反铐，吃饭睡觉都 不能松开。就这样我在狱中渡过了一九七八年。 六、运交华盖复何求 中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三中全会前终于决定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我大 难不死终于得以从这座人间地狱生还。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一日，我出狱获释，因关 押成疾在家养病。但有关部门一直不予安排工作，我写信向彭真申诉，彭真亲笔指 示，要对我落实政策后，海运学院才勉强同意我回校工作，安排在图书馆打杂。校 方把我当做“刑满释放份子”进行歧视和苛待，不予解决住房，不让我加工资。但 我仍然没有低头屈服，对学校党委一些欺压老百姓的事常常带头反抗，所以弄得校 方对我十分忌讳，就设法对我打击陷害。一九八零年中国民运勃起，校方密报我与 王希哲、魏京生等有联系，对我审查，后来因找不到证据才作罢。一九八一年又指 控我要求民主选举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学校党委向市委写报告说我是带头捣乱份 子。一九八三年学校党委捏造事实，指控我偷自行车，诬告到上海市公安局文保组 ，要求将我划入“严重刑事犯罪份子”加以打击。后来因为证据明显虚假，加上社 会舆论压力不敢贸然行事。但我在学校一举一动都受到党组织的严密监视，我的信 件多次被拆阅，电话被窃听，一九八二年，我鉴于在国内无法摆脱被迫害的命运， 而且又时时受到重新被加上莫须有罪名被抓的严重威胁，感到人身自由处在极不安 全的境况下，就依靠一个在美亲友的支持向学校当局提出自费来美留学的申请。校 方存心作弄我，始则一口允诺说只要美国亲友肯办手续，我们放行，我就垦请美国 亲友办了一系列手续。但正式报到学校，校方说：你是一个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人， 不能批准。我上了大当，当然不肯善罢甘休，就借钱上北京告状，找到中央交通部 和《人民日报》。几经周折，校方慑于舆论压力，才不得不同意申请护照，历经三 年之久终于拿到护照，但我在美国领事馆签证时，由于中方人员从中作梗，我被二 次拒绝签证。此时，对我来讲，手中护照已是一张废纸。 七、未敢翻身已碰头 一九八四年底，《人民日报》权威记者，新当选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记 者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先生获悉我的历史和情况后，表示极大同情，他来上海探访调 查，写成了轰动海内外的长篇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此文在大陆社会造成了深 刻和持久的震荡。我也成了海内外舆论关注的人物，但上海海运学院当局连续向中 央发出控告信，继续对我进行诬陷。学校和上海市委组织了一个专案调查组，对我 进行审查，并收回我的住房。中宣部明令禁止“第二种忠诚”流传，接着刊登此文 的《开拓》杂志被禁。刘宾雁于一九八五年四月赶来上海再次采访我一个月，写成 了续篇，准备在刊物上公布上海市对我继续政治迫害的情况。但此文被禁止刊出， 刘宾雁本人也因此受到审查，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对刘进行了侦察，刘宾雁预拟中 的出访西德也被取消。刘的行踪也受到监视。中央要员点明批评刘宾雁并要刘离开 《人民日报》，上海市委书记在会上点明指责刘“包打天下”，于是我的处境就更 加困难。一九八五年香港《镜报》月刊，发表了我的“答记者问”一文，在文中我 对中国现状有尖锐批评，并强烈呼吁要求言论自由。在这篇文章中我说：“在一个 社会主义国家里，公民为了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的意见竟然还要冒杀头坐牢的风险 ，这不能不是对现实的最大讽刺”。此文发表后，学校党委立即找我谈话，查问我 最近的“非法活动”，在此情况下我只好到深圳会晤《镜报》记者，要求得到他们 帮助，尽快赴美留学，但《镜报》表示无能为力。刘宾雁先生为了改善我的境况也 多方奔走，但因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些单位不敢任用，而他自己的处境也 越来越坏，我也不便为自己的事再去叨扰于他。刘宾雁为了帮助我，为我写了文章 ，但想不到，文章的发表，对我对他都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接二连三的审查、批判 、揭发、打击、迫害接踵而来，刘宾雁自己也不得不宣布封笔和退出文坛。海运学 院党委和上海有关部门摩拳擦掌，随时准备再一次把我打成什么份子，此时，我确 已处在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时我抱着与其束手待整，不如再作奋斗的心情，到美国 驻穗领事馆要求给予签证。想不到该馆人员已从香港报刊上获悉我的情况，他们就 介绍我回上海签证。回到上海后，在几个中国作家和美日朋友的热心帮助下，我终 于很快得到了签证。 八、拳拳赤子报中华 我于一九八六年一月十六日得到美国签证后，我没有通知任何人，即着手借钱， 于一月十七日去售票处购票，但当天只有一班去洛杉矶的飞机，且马上要起飞。我 购票时已十一时三刻，而飞机是十二时起飞，我当天无法成行。后来我问明十八日 有飞纽约的一班飞机，如不乘此机则需等到下周五，我生怕消息泄露，会节外生枝 ，因为学校和当局当时只知我护照已被拒绝签证，并且我也没有一千多元钱购买机 票，所以根本想不到我会神秘成行赴美。当时我身边只有筹借来的一千多元，买纽 约机票还差四百元，另外如到纽约我人地生疏没有落脚之地，但为了摆脱一场新的 政治迫害，我只能冒此风险，我当机立断到上海几个朋友处又筹借了四百元，毅然 购了十八日飞纽约的机票，除家中妻儿父母外，别的亲友一概不告而别，就只带了 一个小皮箱登上飞机，在全机乘客中，我的行李是最少最轻的。我在飞机上想尽管 大陆开放了，邓小平比以前的领导不知开明多少，但国内左倾势力相当嚣张。邓小 平一旦离去，中国社会势必动荡，如果左派上台，即如刘宾雁诸君就首当其冲，前 途未可过分乐观。而中国一旦向左转，像我们这种历来被极左势力视为眼中钉、肉 中刺的知识分子，还有立足之地吗？瞻前顾后，不寒而栗。刘宾雁现在还在大陆， 我知道他的日子很不好过，有些人还处心积虑要把刘宾雁打入十八层地狱。所以我 十分怀念他，为他担忧，我希望我来美国一事不要又成为攻击他的左派先生们的一 个藉口。但是不管怎么说中国社会是在进步中，国家是在朝着民主和现代化的方向 进步，尽管步履艰难。我祈祝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反左。使中国奠定一个向合理方向 继续前进的坚实基础。如果邓小平之后中国目前前进的势头不受大挫，并能逐步走 向政治民主化，则中华腾飞不是不可能的。庶几如是，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近 半个世纪以来，国共两党纷争不已，几千万人民付出生命代价，国家仍然贫困落后 。想想孙中山先生争中国自由平等的遗言，使我们后来的人深感羞愧，现在中国已 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要靠每一个有良心有理智的中国人团结奋斗，才能争取 一个好的前途。我这次来美除了摆脱危难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在美国继续为 人民呼吁，为民族呼吁，为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克尽自己的一点微薄贡献。我也希 望通过四年的学习，能多吸取一点有利国计民生的知识，为中国人民服务。 【选自《中国之春》第三十四期(一九八六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