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之前途 张 侠 最近两、三年来，美国新闻界充满了有关中国改革刷新的报导。 从报纸上，我们看到中共中央委员会三百三十一位高级官员集体退休的消息---- 一桩中共有史以来无先例的现象。从电视上，我们看到中国妇女从臃肿的毛装解放 出来的活跃肖像。最新的形象是北京青年抢先购买体格庞大的、金发蓝眼的美国电 影明星布鲁克·雪尔兹与苏珊·安顿的彩色招贴。最令人惊愕的是，这些招贴竟是 中国政府所印刷的！甚至于庄严的《时代》杂志，亦选择邓小平为其年度风云人物 ，并且还滔滔不断地叙述中国“震惊的变化”及其“自由资本主义的潜伏性”。时 代杂志认为中国正在“马克思主义的边缘上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这种种的报导，在美国大众的意识上，已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中国真是变了！美 国最近的一次舆论测验竟发现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不知道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国 家！里根总统在联合国四十周年纪念的演讲中，亦把大陆的经济改革描述为中国资 本化与资本主义优越性的证明。难道我们确是在目击空前未有的奇迹----即历史上 一个马克思共产政权自动地、平安地蛹化为其相反？ 问题的中心是在这消息的来源：新闻记录。新闻事业有其作用与贡献----供应当 代人事的消息。问题是这种记述缺乏见解判断的能力。的确，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 下是进行了种种的改革。但这些改革必需置于某种背景中才有意义，以便我们适当 的认识与了解。基本上，我们必需对改革前的中国有某种认识或概念。 认识和概念必需有其定义和分类，我们才能把自然界的种种现象，从混乱中创造 意义和秩序。定义分类对比较落后的政治科学来说更为重要。有了适当的定义分类 ，我们才能对世界上种种国家达成适当的认识，并据此而探索它们未来发展的方向 。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本质 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认为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应当分类为“无限专政”的国家 。 无限专政是一种二十世纪独有的极权政体，与世界过去的专政有异。以往的专制 只是压迫消极被动的群众；二十世纪的专政是一种动员全民众的专制。以往的专制 虽是暴虐，但不是一个完全无限的专政；二十世纪的专政，因为有了现代科学技术 之辅助（例如大众传播的手段、现代军事仪器新的控制方法），使得过去传统的专 政变为一种完全无限、无孔不入的苛政。结果是一种新的极权，比以往的更为苛暴 、更为可怕。 二十世纪专政之所以是一种动员全民众、无孔不入的专政，因为它有一套政治主 义。此为现代专政与过去极权的第三点差异。无限专政的右派，是德国的纳粹种族 主义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无限专政的左派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左或右， 信仰它的人们均认为它是一个绝对的真理。 主义既然是绝对的真理，而世上只能有一个绝对的真理，那这主义只能是唯一的 主义，国家里也就不能容许其它思想主义之存在；结果就是一党搅权。在这种情况 下，主义变为宗教，随员变为教徒。党员的责任是把真理传播给人民，照其指令， 把人民塑造成新的男人、女人。能够教育改变的就教育改变，不能感化的只好毁灭 。这种思想与制度的结果是大规模的、无人道的残酷暴行：希特勒从种族主义出发 ，灭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斯大林杀了三千五百万人，包括苏联共产党的一半党员； 毛泽东毁灭了一百万地主，二千万的文革青年、知识分子及共产党员，一千五百万 因大跃进而白白饿死的老百姓。 马克思主义的无限专政更为危险，因为马克思及其信徒自认其信仰为一万能准确 的社会科学。法国卓越的政治哲学家雷威尔有这个解释： “共产党既然凭了这科学真理，独知人类最终最崇高的利益与幸福，那何必接受 民主的决议方式？难道我们让学童自由决定到底相信古代希腊哲学家亚利士多德荒 谬的宇宙观，或相信哥白尼符合科学之宇宙论？” 以中国的情况来说，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确符合了无限专政的种种特征，诸如 ：□神话的领袖；□行政垄断的主义；□大规模的动员民众；□一党专政；□被政 府统治的大众传播媒介；□政府以恐怖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受政府管理与操纵 之道理伦理；□被中央指导管理的计划经济；□政府独占暴力的机构。 成熟的无限专政 “无限专政”此名词在六十年代西方知识界中开始失宠。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 知识界因苏联与中国先后失去了它们唯一的领袖（即斯大林与毛泽东）而窘惑，误 认为无限专政缺少了这一特征，就失去了其本质。 七十年代末，“无限专政”名词的使用渐渐恢复起来。西方一部份知识分子认为 马列国家，即使神话的领袖已不存在，但仍和其它民主或非民主国家有很大的差异 ，不应合并同论。 问题是马列国家既同属一类，但应该如何加以定义？美国思想家拉可，在去年十 月份的《评论》月刊建议这种略为变更的共产国家应被称为“成熟的无限专政”。 我们持着此新的概念，才能正确地了解改革的“新中国”。 据拉可的看法，新的无限专政是一种长大成熟，制度化及理智化的专制。这个略 为变更了的无限专政有以下的几种特征： □成熟的无限专政舍去了以往幼稚的属性，特别是那个反复无常、歇斯底里的神 话领袖。继承他的是一种新的领袖，较为拘束的经理型领袖。 □因为极权已制度化，不再需要神话领袖时期过份暴虐的控制手段，所以成熟的 无限专政减少了以往大规模的恐怖行为，而能渐渐地放松其极权。 □成熟的无限专政能以理智的计算，决定容许社会内有限度的自由化。但此自由 的源泉不是无限专政的崩溃虚弱，而是其强固及制度化。 此种政体，虽是较前相对改善，但仍不变其本质。其政治结构仍是极权；国家仍 被共产党领导；党仍坚持它是独拥唯一的真理（虽然此“真理”的内涵随着当权派 而改变）；政府仍掌握控制镇压民众的工具。任何反对政府、持异议的份子，若有 损于党的政权或专政的倾向，政府便必立即实施法办。德国的政治哲学家罗文索尔 说：成熟的无限专政“并未从虐政变为自由，只是从大规模的恐怖变为一卑鄙的统 治。”无限专政的冰山并未因改革而溶化，只是稍为冻解而已。 成熟的中共无限专政 今日的中国，虽经邓小平的改革较前放松，但仍不脱其专政本质。的确，中国经 济是较资本化，人民生活是较自由，但中国政权仍集中在共产党手中，未被制衡政 府仍保留着充份暴虐人民的能力。结果必然是一旦政府认为必要，便可使用其峭寒 可怕的原始暴力。 我们至少可举出三个例子，来证明中国以国家的暴虐力量实施这种极权。第一个 是一九八三年八月开始的扑灭犯罪运动。 据西方国家外交人员的估计，自从这一运动展开后，有五千到一万人被集体和有 时候当众处决。被捕处死的人，包括四十五种罪状：盗窃、强暴、反革命破坏、印 行色情照片、流氓、秘密结社等。在许多案例中，有些人在宣判的当天就被草率的 处决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良心犯和劳改营的。良心犯是那些行使自己基本人权，以及没 有使用或鼓动暴力而被囚禁的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导，这些人包括一九七八 年在北京民主墙期间的政治异见青年；忠于教宗的天主教士；支持达赖喇嘛的西藏 人；因个人或大众痛苦而上访的人；把“国家机密”交给外国人的人；反对改革政 策，也就是政府所指的“左派”等人。 国际特赦组织指出，这些良心犯在正式受审之前，都会受到长期的监禁；他们不 会得到公正的审判；在单独隔离长达四年的禁闭中，经常受到刑罚；尤其是一些人 在等待审判期间，都受到手铐脚镣和殴打的虐待。 这些良心犯分别监禁在全国各地三十八个劳改营，有些是在黑龙江、青海和西藏 的一些偏远地区的大劳改营中。这些良心犯的确实人数我们无法知道。不过国际特 赦组织报导过，甘肃省一座劳改营的一名副主管说，仅仅是甘肃省就有两千人在“ 劳改”。 第三个这种残暴例子，对我个人来说是最感到痛心的，那就是在一家一婴人口政 策下，对女性的残害，包括成人和婴儿。 在北京驻了四年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威斯科夫认为，中国今天的现象是“国家 以威吓、大规模的堕胎来干预最隐秘的私生活。”中国计划生育部部长钱信忠就说 过：“生孩子也像其它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一样，是国家计划的事……夫妇不能想生 就生。” 中国的问题很简明：它有将近十亿零三千八百万人口----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 二，但只有世界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如果中国保持每个家庭二点三个子女的生育率 ，它的人口到二零八零年将稳定在二十一亿三千万----是现在的一倍。如果每对夫 妇的生育率是两名子女，二零五零年的人口将稳定在十五亿。 中国政府的解决办法是一九七九年实施的一家一婴政策，这是它要使中国人口在 公元两千年时，维持在十二亿。而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各种严厉的措施来执行这一政 策：强迫绝育、强迫堕胎和强迫装置子宫避孕器。 威斯科夫报导，中国的法律规定，有两个以上孩子的夫妇，其中一人必需绝育。 地方官员以各种威迫和利诱，包括金钱的奖励，使这些人上手术台。但是承担这一 责任的，几乎永远是女性。在农村地区，大规模绝育运动“高潮”期间，这一工作 是由巡回外科小组到各村庄去作。逃避绝育手术的人，每延迟一天的处罚相当十美 元，以及课以两百美元的罚款（相当于一年的收入），或丧失一个家庭的一半土地 分配。官方的统计显示这一工作非常成功：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间，三千一 百万妇女，九百三十万男性作了绝育，接近全国已婚、有生育能力夫妇的三分之一 。 此外，中国政府还规定，任何妇女在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如果未经批准又怀了第 二胎，必需堕胎。许多堕胎都是在怀孕的最后三个月实行的----仅仅在广东省就有 十万件，占全省堕胎的百分之二十。有些甚至是在第九个月。方法是把一种草药注 射到子宫，二十四小时后会有死产。 中国政府的发言人断然否决有威吓堕胎的事情。但是主管一家一婴政策的干部， 使用的方法是：“教育”、亲朋的压力、巨额的罚款，解除工作职务、取消耕地、 住宅和经济方面的福利、拆毁房子和没收贵重物品。而且还有目击者报导说，把妇 女集中在稻田，戴上手铐把他们捆起来抬上手术台。很难说这不是威吓措施。 据中国卫生部的报告，从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五年期间，堕胎的总数是五 千三百万件，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法国的人口。 除了强迫堕胎之外，妇女还被迫装置子宫内避孕器。据报导，在实施节育的妇女 中，百分之五十五是使用子宫内避孕器----也就是在一亿两千四百万人中，占六千 九百万，相当全世界其它地区使用子宫内避孕器妇女的总数。中国的妇女在生了第 一胎后，就要依照国家规定装上子宫内避孕器，而且严禁取出。北京的一名产科医 生说，北京市有些医院的医生，在产妇生产之后，立刻自动装上子宫内避孕器，而 不告诉产妇或事先征求她的同意。子宫内避孕器通常都是一样大小，结果不仅造成 了许多发炎感染，而且当一些庸医在妇女要求下，用未消毒的土制工具拿出子宫内 避孕器时，因为刺穿子宫和肠子，造成了无数的死亡和受伤事件。 因此，中国妇女的身体在受到有系统的残害下，饱受摧残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 的中国妇女，寿命比男性短。哈佛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的访问研究员爱伯斯塔，在他 所作的一项新研究中说，一九八二年估计的中国妇女平均寿命是六十四点二岁，中 国男性是六十五点七岁。（但是在海外的华人，女性的平均寿命一般都比男性长五 到七年）。在其它的社会中，还没有像中国，妇女的估计平均寿命短于男性的情形 。换言之，虽然在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下，平均个人的经济生产和个人消费都有了增 加，但中国男女两性平均寿命的比例，却与世界各国截然不同。 好像这种种苦难仍嫌不够似的，一家一婴政策还造成了另一种间接的后果：虐杀 女婴。 北京政府坚决否认中国有虐杀女婴的事，而且可以理解的，它已拒绝提供这方面 的统计。但是中国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报纸，却经常报导这种事。由于我们不能得到 中国的官方统计，西方的人口统计学家，只能以审查新生婴儿的两性比例的间接方 法，估计虐杀女婴的情形。 两性出生的自然比例的国际标准，是每一百零六名男婴对一百名女婴。在中国早 先两次的人口调查，它的出生性比例，低于世界标准，一九六四年是一零四对一零 零，一九五三年是一零五对一零零。但是到了一九八一年，却是一零八五对一千， 这显示少了二十三万两千名女婴。（两性的出生比例，在以后的出生差别中，更不 相称：城市的第二胎是一一五比一百，农村的第三胎或三胎以后是一一二比一百） 。一九八一年以后，中国政府拒绝公开出生的性别比例。但是根据在北京的中国人 口专家私下告诉西方人口统计学家的数字，两性的出生比例差距，一九八二年增加 到一零九比一百（少了将近三十万女婴），一九八三年是一一一比一百（少了三十 四万五千名女婴）。从以上情况就可以看出，从一九八一年到八三年的这三年间，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例，使人怀疑总共有八十七万七千名女婴被杀。 在英语中，用“心碎”表示伤心。当我读到中国虐杀女婴的这个数字时，我真的 觉得心碎了。我哭了。 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的实况：一个高压的一党国家，仍然把持着一切的极 权力量。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尽管较为成熟和理性，但仍是一个极权国家。在 这方面，一个理性化、成熟与充份制度化的极权主义，也许更使人恐惧。 从上述种种事实看，虽然中国实施了经济改革，但我仍难满意或欣喜，因为中国 的权力结构仍然一如既往----而这种结构正是暴政一直得以衍生的温床。 在极权的中国放弃它的意识形态一元论和绝对的真理之前，在一党放松它独占的 政治力量之前，我看不出中国有民主的前途。 【选自《中国之春》第三十五期(一九八六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