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流着泪的爱 ----遇罗锦谈其在西德请求政治庇护 《中国之春》特约记者 小毅 问：关于申请政治庇护是您自己的决定还是受到哪一方的指使？ 答：确实是受到了某个人----他这一方的指使，那就是毛泽东幽灵。毛泽东是头号 “反共义士”，他自己建立的党和政府，都被他搞得威信扫地、千疮百孔、乱七八 遭。他比蒋介石、蒋经国厉害千百倍----发明了世界第一法宝“群众斗群众”。为 此，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一看人民松口气心理就难受，必又发明一个新的政治运 动来叫大家遭殃。宪法、法律虽然都有明文，但从不真正地实行，从他开始直到今 天，还在嚷嚷“党大于法”。一国主席刘少奇都无法保自己的命----毒打之后泡在 监狱里的水泥池子里，活活泡烂为止。江青也被他送进监狱----一句话，没有法。 何况无数的草民，在毛的眼里，全如一个个蚂蚁，一踩就死。他死了魂却没死，至 今报刊上也未能对他的诸多罪恶予以正当的批判。这幽灵时时在古老封建的中国大 地上作怪，人人仍旧揪心地过日子。出了国的，谁想回来？难道都受国民党的指使 了？连大使馆官员个个都想搞政治庇护呢，每逢期满让他们回国，都要磨磨蹭蹭地 至少磨蹭它半年，谁愿意回去？一踏上那国土就有一种压力。连共产党亲手培养的 公费留学生（不少是党员），有几个想回去的？或找个外国女人、外国男人结婚， 以便给自己留步退路。我敢说，就连胡耀邦也常做恶梦，不知自己哪一天有刘少奇 的下场。人人没有安全感，人人揪心过日子，不知明天会不会又来一场政治运动。 这还用人指使吗？哪一方有毛泽东的幽灵厉害？你们倒说说看！要是举出一个比他 厉害的，我就算服了。 问：邓小平不是亲口保证不再搞政治运动了吗？ 答：口头上任何人都可以做天大的保证，但是，有没有保证的基础呢？上、中、下 的很多党员干部，过去整过人的是他们，如今给你“平反”的也是他们。他们至今 还在宣扬“党太于法”，所以，“保证”之后的“反精神污染”，说搞就搞起来了 。当时，北京已在剪披肩发，沈阳市已在剁高跟鞋了。过去整过人的，又蠢蠢欲动 了。因为凡是整过人、听党的话的，必然会升官，又不受惩罚，这样的基础，保证 一百次谁又相信？不要说文化二革命能搞起来，文化三革命照样能搞起来。当时的 “反精污”，只因上边又不想搞了，所以才没搞起来，如果继续搞下去，那还不就 是文化二革命？尽管没大搞起来，但是在文艺界批判了好些作家。我是北京市挨批 的第一名，还有些艺术家的家被抄了。结果，整了人的，还不是因此更为得意？谁 又给我们承认错误了？ 问：您在出国前就有申请政治庇护的念头吗？ 答：是的。好容易逃出来了，还能回去吗？ 问：您是否告诉过家里人？ 答：没有。没敢告诉。怕他们害怕。 问：您这样一来，岂不是会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压力吗？ 答：压力对于我一家人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了。过去，我家人从没有人出过国， 也没海外关系，可是，被关监狱、被枪杀、被判刑……哪一次能躲过？一直到“反 精神污染”，没有一次没有压力。所以这小小的政治庇护，对于饱经苦难的我一家 人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了。 问：您申请政治庇护的理由是什么？ 答：是由于我和我的一家，多年来饱受政治迫害，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恐惧。 问：您能谈详细一些吗？ 答：三月三十一日，我刚刚过完四十岁的生日。只有去年我在国内没受批判。从我 五岁到三十八岁，我和我的一家人，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没有一次能躲过。死的 死、关的关、斗的斗、批的批，心里所受到的伤害，是无法计算的。我没有心情再 谈了。我把这一切都写进我带出的手稿“在中国，一个结过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 这部自传文学里。人们看了它，便会明白一切了。我很希望它能出版、被译成各国 文字。这本书的内容，就是我申请政治庇护的全部理由和最详细的说明。 问：四月一日，中国大陆外交部举行了外国记者招待会，外交部官员指出：“遇罗 锦过去几年享有国内的创作自由，而且能接受出国邀请，最近又出版了新书，‘受 迫害’之说无法成立。”您对此说法，有什么感想？ 答：如果一个人，受了三十多年的迫害，只有一、两年没受迫害，这个人是否算“ 没受迫害”呢？我们的“创作自由”，又算什么自由呢？中宣部有许多内部规定： 十年浩劫的作品要少写（这就等于你最好别写），所以我的“冬天的童话”，两次 评选入奖，两次被上边暗中撤下来；涉及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队的阴暗面不 能写，假如你写了一点矛盾，后面必须全部改正，必须添个光明结尾，否则这作品 绝不会发的；有妇之夫或有夫之妇爱上了别人不能写，说这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 所以我的“冬天的童话”大受批判，电影“原野”不能上映……例子多得不胜枚举 ；男女性爱的描写不能写，我的“冬天的童话”被删去一万字，这次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此单行本，我多次提出，还是没能全文恢复。如果你写得含蓄又含蓄，中宣部 的老头老太太们看不出来，则可以勉强通过（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因此， 这种种的框框，使中国很难产生好的文学作品。张洁的“沉重的翅膀”被迫修改三 次。我的“春天的童话”和“求索”所受到的批判文章之多，从建国以来未有过。 因刊登我的作品，两个编辑部的主编、副主编、编辑被迫作检查、调离工作，两个 刊物《花城》和《个旧文艺》不但要批判我，还必须作公开的书面检查。其他作家 如白桦、礼平、北岛、刘宾雁……皆因写真话、发表了真话的作品，而受批判，压 力有多大！这叫“创作自由”吗？至于“接受出国邀请”，又是怎么出的国呢？巴 黎、鲁尔大学的文学团体和中文系，都曾邀请过我，可是，我不能以“作家”的名 义出国，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专业作家大都是共产党员），又常常受批判，这样 的人是不能以“作家”的名义出国的。所以我只好以私人访友的名义申请出国。这 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要符合种种手续，要经过本单位、公安局的同意和批准，还 要外国友人做“经济保证”。假如出国那么容易，我相信，就剩下中南海的两三个 人了，中国人全跑光了。因此，外交部说的那些理由，怎么能成立？ 问：台湾报纸说，您仇恨共产党，是吗？ 答：仅仅是害怕、惧怕政治迫害，仅仅是生怕又做文化二革命、文化三革命的牺牲 品，离“仇恨”还远着呢。我这个人，生来不会恨任何人和事物。“恨”又能解决 什么问题？这只是一种狭隘的心理。而我只是想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能站在 远处，给中国政府提提意见。中国对许多华裔作家和海外民主人士，称为“爱国的 ”（只是这些爱国之士死也不肯到中国大陆定居），那么，让我也做这样一名“爱 国人士”吧。我们都这样来爱国----离得远远的爱国吧。不但不是“仇恨”而是“ 爱国”，做一名海外“爱国人士”。真正希望中国能好起来，能改正它的错误和种 种弊病。这种宽大为怀的心理，如果归结到小小的“仇恨”，实在是歪曲了我。我 相信凡是从中国来的海外留学生、各界人士，都在深深爱着那块土地、思念着那块 土地，然而又由于没有安全感，对它的惧怕而不愿回去。这种可怜的游子之心和“ 仇恨”有什么关系呢？不但不是恨，而是一种流着泪的爱永远是流着泪的爱。 问：您说得太对了。中共某些人把《中国之春》说得那么“反动”，其实，我们是 从真正爱护中国的心情出发来办这个刊物的。 答：是的，我也这样认为。因为你们并没有谩骂共产党，真正地为它好，敢于直言 。 问：在国内，您知道《中国之春》吗？ 答：知道，但从来没有见过。只是在《人民日报》和香港的《镜报》看到过骂《中 国之春》的文章。到了国外才看到贵刊，才觉得说的都是真话，并没有谩骂中共， 全摆的是事实，并没有歪曲什么。我很喜欢《中国之春》。这些创办人，对于中国 ，是一种流着泪的爱，永远是。否则，你们去想法赚钱、造个别墅、娶个太太、图 个安逸有什么不好？何必受累地搞什么刊物呢？我能体会出这种流着泪的爱而根本 不是什么“仇恨”。中国政府吃亏就吃在不能听相反的意见，这也就是没有法治的 结果。诸如一个人交朋友，应该交那种敢于给你提意见、说你缺点的朋友，而不要 理那种一味捧你的人。中国政府什么时候才能知道怎样交朋友呢？这都是没有法治 的现象。 问：有的报纸讲：您即将访问台湾，是否您有这个计划？ 答：我要访问美国、法国、瑞士、台湾。一到国外，美国、法国、瑞士的一些文学 团体和学术单位，就给我寄来了邀请信，由于“庇护”一事暂停了。台湾还没有发 出过任何邀请信。凡是寄来邀请信的，我一定会去；出于礼貌、出于好奇，都应当 去。既然廖承志对蒋经国都公开地称兄道弟，所以作为一个小小的草民，去看看也 没有什么大惊小怪。 问：海外许多人，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了信心，您对此是否有信心？为什么？ 答：我没有信心，看到的不是改革而是乱。为什么会如此呢？一句话，还是那句话 ----没有法治。 改革是件大事，伴随着这件大事，应当有一系列的法律措施，保障改革的进行， 可是没有。 比如：改革的一项措施，是可以成立私人的企业和集体企业。于是许多小饭馆等 服务行业和集体企业出现了。但很多企业，没有一文资金，而是靠着走后门、拉关 系弄来一个执照（尤其是“公司”），没有钱还要赚钱，这就意味着“骗”。没有 电视机，硬说有五百台日立牌彩色电视机，造假发票、假合同让你看，等你支票刚 寄过来，找不着人了。你去法院告，法院问：“骗了您多少钱？”“十万”“哦？ 十万算什么？一百万的那儿还排队等着呢。”无论是审讯员还是律师（中国的律师 都是公家的，没有私人律师事务所），再卖力气审案，一个月工资还是几十元人民 币，每月奖金还是超不过十元（听说又有文件：凡是多发奖金的，要扣百分之三百 的税！），谁还卖力办案？外国人被骗了钱的，气得目瞪口呆没地方讲理；中国人 被骗了钱的，也气得没地方讲理。种种不合理的措施，造成了走后门、拉关系，而 不是一环套一环地按法律办事。再说那挣多了钱的、骗了钱的，你以为日子就好过 了吗？也不。有钱存进银行（包括农村专业户），等你再取钱可就难了。凡是存款 超过一万元的，银行一律上“另册”，公安局、税务局和银行一气，掌握着“另册 ”名单。你存了十万，想取出三万买汽车，去银行取钱百般刁难，说没有钱让你下 午来取；你下午去了，顶多给你千、八百元，等你一趟趟地取出钱来，买汽车的日 子又过了。而买辆汽车的人不能和汽车制造厂直接挂钩，中间要隔着许多管着汽车 制造厂的“单位”。税务局掌握着“另册”，忽然又来个查帐运动，我出国前，大 大小小“公司”和私人企业，普遍被“查帐”。税务局知道你存了十万，准罚你九 万，名曰“偷税漏税”。剩一万让你活着。而国家税是多少呢？百分之五十五应交 的税，还有“所得税”，即：除了百分之五十五应交的税之外，你挣得越多，还要 扣得越多，加起来，约占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六十五，甚至百分之七十。反正不能 让你太阔，因为还有众多的“铁饭碗”们等着饭吃而且要吃好的。老百姓的工资才 有多少？让你太阔，不是又“两极分化”、“搞资本主义”了么？总之，中共的理 论和它所要实行的，矛盾百出，而对于每一个环节，又没有法律来保证它正常地进 行。人们不敢把钱存入银行，货币不能正常地回笼，因此使劲印十元大钞票，物价 飞涨、涨了一倍、两倍……以至老百姓大都不再相信“改革”一说。 一句话，毛泽东把中国搞得病入膏肓，要想治病，必须大改，病方能好；却只想 “小改”，又没有一系列的法律措施，只有越改越乱。其实，只消看看西德怎么治 理国家的，好好学习学习，一切问题也就解决了。但是这样一来，那些政棍先生们 又要大喊小叫了：“这要把中国引向何处？引向资本主义社会吗？”又为什么不引 一引呢？中国正缺个资本主义环节，所以现在还停留在封建主义吗。要是真的搞一 搞资本主义，也就不会再有“党大于法”的现象，老百姓也就不会叫苦连天了，一 国主席刘少奇也不会说死就得死了。 问：您今后在文学创作方面有什么打算？ 答：我只想献给这世界两部书。第一部书，是我前半生的生活：“在中国，一个结 过三次婚的女人的自述”，后半生，是在西欧的生活，还不知道会起个什么题目。 前一部手稿，我从国内带出，现在已完成四十五万字，还有五万字没有写完。这是 一部倾入心血的作品。到今天为止，还没有哪一家出版社和我谈妥。我希望它先出 中文版本，然后再译成各国文字。我不会是多产的作家，我只愿意写这样的作品-- --我的书，就是我的生活。“我就是我”----这样的作品，我认为能给人以更强烈 的感染力。这本书出版后，我希望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沉默地生活它十年八年， 但愿我能走遍许多地方，但愿我的生活能丰富多彩，以便能写出第二部内容新奇、 与众不同的书。说真的，我就是为这两部书而活。每当我一想到能这样生活，就感 到心里非常充实、快乐。只有书是不死的----除非这地球整个毁灭。 【选自《中国之春》第三十六期(一九八六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