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是经济立国时代 杨 巍 “只有搞好了经济才能争取民主吗？”这一问题正在日益为民运人士所关心；民 生与民权，孰轻孰重，孰先孰后？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些问题，将直接影响到当前民 运的战略和策略。《中国之春》特辟“经济决定论”专栏来研讨这一问题，是十分 必要的。但笔者认为，抽象地讨论这类问题，难以得出满意的结果，因而本文试图 由讨论当前时代特点入手，再提出一些见解。 一、三个时代 我国战国时代著名的思想家韩非，在总结当时历史的潮流时说：“上古竞以仁义 ，中世斗以智巧，当今争以力气。”此论是否正确，可留给史家去讨论。然而我们 综观现今历史，似乎有一个倒过来的过程，即前辈争以力气，我辈斗以智巧，后辈 竞以仁义。简明地说，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世界军事立国时代，战后， 世界进入了经济立国时代，这个时代一直沿续至今，将来可能进入一个人性立国的 时代。 广义的军事时代起源于远古，不同背景的人群相遇而相争时，决定一切的力量便 是暴力。不同的人种间、不同的民族间、不同的利益集团或宗教集团之间，都是以 军事力量来决定相互地位的。军事时代的高潮则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列强纷 纷对外扩张，支配这时的思想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说。西方以血和火来推广“西方 文明”，将全世界弱小民族踩在脚下，不甘被征服的民族则纷纷用暴力反抗；列强 瓜分世界完成后又自相残杀。军事强国可掠夺致富，军事弱国只好被欺受穷。战争 常常有鲜明的民族斗争色彩，民众的情绪也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要求，而将民生、民 权等要求放在次要地位，甚至不惜将它们牺牲，因为民族的生存空间或民族危亡是 头等大事。各民族差不多都将其战时有功者看作英雄、奉为领袖。例如，此时的突 出代表是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等。就是立国短暂、民族主义色彩较少 的美国，其四大杰出总统（华盛顿、林肯、威尔逊、罗斯福）也主要藉战争成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开始转向经济立国时代，转化的主要原因是：一、 劫后的世界认识到战争的灾难，人民普遍厌战，追求和平安定的生活。二、核武器 的出现使现代战争具有巨大的破坏力，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前景抑制了战争狂热 。三、美苏两极对立，两个庞大的集团谁也吃不了谁，斗则两败俱伤，和则各得其 所。四、一大批新独立的国家，经济困难，开始意识到民族独立并非一切顺利。经 济困难甚至迫使新独立国家领导人重新向原宗主国讨情求援。五、各种高、精、尖 武器渐占主导，富国方能强兵，穷国难以赎武。 经济时代的主要特点是：一、热战转为冷战，实质上是经济战。国际间的斗争， 虽然小战不断，但主要靠经济实力来争取人心、维持人心。二、人民情绪以民生主 义为主，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都可为之让路（香港和南韩的民意即分别为前者与后 者的例子）。三、经济学家代替军事家成为执政集团的主要支柱，经济问题代替战 略问题成为国家的首要问题。例如，美国当前各届总统的政绩好坏就主要看其经济 计划的成败。 这个时期的主要成果，是物质生产力大大提高，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世界生活水 准急剧提高。科学技术和生产管理水平日益成为主导力量，知识就是权力，经济就 是民心。 至于将来，世界潮流又向何方发展呢？笔者不是算命先生，只是带着浓厚的主观 愿望来臆测：世界将进入一个人性立国或曰伦理立国的时代。由经济时代转向伦理 时代的契机是：一、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使人类的物质需要得到极大的满足， 与此同时，人类的精神危机却越来越严重。饥饿的人是没有精神空虚问题的，而在 基本生活需要满足后，越来越多的人就继而追求更高一级的需要，人们日益不满精 神生活的缺陷；精神空虚、世情冷淡、生活紧张无味、人生价值难以把握。有关“ 生活的目的、人生的价值、自由的内涵、个性发展、自我完善”等等问题吸引着越 来越多的人。二、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也日益冲击着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教 育的普及使人民日益打开新的眼界，出现新的观念、新的反省。价值的认同渐由感 情式（包括宗教式、民族式、道统式）转为理智式（包括思辨式、探讨式和试误式 ）。三、世界变小，各民族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了解日益加深，各种不同的政治、经 济、文化体系相互渗透、取长补短，趋同融合的倾向日益明显。故对集团的界线逐 渐模糊，互相妥协和共存共荣逐渐代替互不相让和势不两立。 人性立国时代的特点，在东方当是民权主义大盛，人民普遍要求人权、法治，争 取各项基本自由，要求个性发展的广阔天地，其政治要求接近于西方英美式的民主 制。因而伦理时代在东方表现为民权时代。而在西方世界，则可能出现东方人文热 ，大量借鉴东方的价值观念、哲学观念，以补西方之缺。东西出现互相学习的盛大 场面，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也相互趋同、相互补充。总之，世界由军事时代的 相互敌视、经济时代的相互竞赛转为人性时代的相互融化。出于善意而非信心，笔 者希望国共和谈、南北韩对话、东西德合作将成为这一时代的先声，这是个双方都 进行和平演变的过程，倘若演变成功，就可造大福于全世界人民。 二、中国最近才步入经济时代 从军事时代跨入经济时代的步伐是不平衡的，大致说来，在军事时代末期受创伤 大的国家或集团，其转变越快，战败国比战胜国快，民主国家比极权国家快，发达 国家比落后国家快，而中国大陆不幸是最慢的，只是在最近才刚刚被世界潮流卷入 经济时代。“胜兮败所伏，败兮胜所倚”这一中国的古老格言在这方面也得到了极 好的证明。战败国军事集团基本瓦解，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受到致命打击，因而一 下子就彻底与军事时代诀别，而埋头迅跑在经济立国的大道上，取得了领先的地位 。 美国本来得天独厚，其历史短，故民族主义气氛不浓；地理隔绝，故战争威胁不 大；地域辽阔土壤肥沃故生存空间先天优越，所以美国一开始就有较明显的经济立 国的特点。然而大战的胜利将它推到了“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因而不旋踵即缠 入了韩战、越战，从而使它的国际地位逐步相对下降。但是美国民主制有很强的内 在活力，能迅速从挫折中吸取教益。当美国终于摆脱了越战后，又重新赶上了西欧 的发展速度。 共产党集团可谓军事时代的得利者、大赢家。共产主义之宗教式的忠诚，对暴力 革命之狂热式的酷爱，这一切使共产党人能有效地组织战争，尤其是民族战争。因 而凡是民族战争激烈的国家和地区，共产党几乎都迅速发展壮大。战后，大权在握 的军人集团仍然留恋昔日的荣耀，对军事时代依依不舍，难以诀别。军事时代的控 制方式大量地沿用下来，铁腕政治和极权主义继续盛行，军事利益的考虑远重于经 济利益。直到一系列问题上碰壁之余，发现自己越来越落后了，才思改弦更张。 中国恐怕是沉湎于军事时代为时最久，最走火入魔的国家了。当西方在恢复战争 创伤时，中国国共大战方酣，当赫鲁晓夫打出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招牌时，金 门前线炮声隆隆，当西德、日本由军国主义转变为经济动物时，中国大陆却一头栽 进文革大疯狂，全力批判“苏修”的“和平竞赛”，号召全世界人民起来进行暴力 革命。中国的经济计划不仅屡受政治风暴的干扰，就是计划本身的制订，也是首先 考虑军事战略而非经济效益。在“时刻准备打仗”的指导思想下，工业以钢为纲而 忽视轻工，农业以粮为纲而全面砍光，核弹爆炸而生产落后，卫星上天而人民贫穷 。许多重要工业从经济效益好的沿江沿海内迁至荒山僻野，小而全、土而粗的经济 布局蚕食了合理的专业分工……，一直到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时才猛醒过来。 三、当前民运要多注重民生问题 如上所述，目前中国刚刚从军事时代转入经济时代，因而人民的情绪以民生主义 为主，但仍保留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民权主义还仅仅处于萌芽或幼芽状态。 军事时代动人以气，经济时代动人以利，人性时代动人以理。笔者有关经济和民主 的见解是：在当前的经济立国时代，经济发展未必能导致政治民主，但是民主运动 如不能证明有益于经济建设，则民主运动本身也难以发展。因而当务之急，是民运 要多注重经济问题（民生问题）以及与此有密切关联的问题。 笔者主张多注重讨论民生问题，并非说，民运的理论建设不重要。“中春”展开 的有关民族道统的讨论，有关中国科技发展的讨论，有关爱国主义及其它主义的讨 论，都将对民运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如果我们只注重这些以至弄到“理论 中毒”的地步，那么民运就可以变成少数人的学术活动，而无法深入广大中国民众 中去，成不了大气候。记得在“北京之春”时期，民运虽盛极一时，但主要停留在 理论思辨上，对当时普通民众的实际要求，联系较少。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首顺口 溜：“农民笑，工人跳，知识分子瞎胡闹!”“农民笑”者，包产到户也；“工人跳 ”者，物价暴涨也；至于“知识分子瞎胡闹”者，实际上是泛指街头的民刊、校园 的演讲、伤痕文学、新潮诗歌等等。这情景说明了民运与民众的距离，恐怕这也是 后来中共能轻易镇压民运的原因之一。中国民众历来就有政治冷淡的传统，脱离人 民直接利益的宣传、说教和论辩，都是难以动员人民的。 目前海外留学生、学者中、许多人虽对国内政治不满，但不愿卷入政治，而多希 望以技术救国、以学业报国。一部分人认为民联的活动是多余的，无事生非、无益 国家，甚至是中国人的内斗、内耗。他们不喜欢纯粹的政治理论讨论，但对许多实 际问题却有中肯的意见。《中国之春》若能同他们一起讨论一些实际问题，就能提 高这些人的凝聚力，扩大民主的基础。此外，民联的目标是希望今后能作为在野的 压力团体或反对党而存在，对执政者进行有效的监督。因而民联对中国各方面的重 大实际问题都应该有所准备，逐渐形成自己的立场，使中国人民看到民联确实是想 着中国人的实际问题，而非仅仅是“瞎胡闹”。 另一方面，笔者也并不是主张在《中国之春》之类的民刊上大量讨论纯经济问题 。例如大西北应该如何建设，是以农为主还是以牧为主，教育制度应如何改革，考 试怎样考等；这类问题，不犯什么禁忌，尽可以在国内刊物或海外官报上去讨论。 而民刊可以讨论中国广大人民普遍关心的、但在国内讨论又禁区重重、不易开展的 问题，这样做能很好地显示民刊的价值。事实上，这类问题往往是和民生密切相关 的民权问题，或与民权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例如，每当中共制订某种经济政策、方针或规划时，国内舆论工具必从上到下“ 一致拥护”。《中国之春》即可理智地讨论有关利弊，除了邀请有经济专业知识的 海外专家发表意见外，也可让关心国内的其它人，尤其是留学生，发表不同意见。 对于中共雷厉风行的突然性政策，比如禁止有奖销售、收紧外汇、某项物品的禁进 出口等，都可及时组织文章讨论。 再如国内人才流动问题的障碍，现在只抨击到单位所有制，其实更重要的障碍是 户口制，这两制弊病丛生，阻碍经济，危害民主，坑了许多人。电影“人生”中高 加林与巧珍的悲剧，实质上就是中国独一无二的户口制的产物。“中春”是否能讨 论改革的方案。 又如中国对留学生的政策反复多变，且各级官僚衙门对申请者多方刁难，深为广 大留学生所不满。前段时间有国内毕业的硕士生不得申请自费的政策，近传又有在 校研究生不得申请留学之说。如此反复多变，是否应加抨击？笔者认为不仅可从个 人自由权利角度谈这类问题，也可进一步分析此类政策究竟对国民经济有益抑或有 害。 在经济立国时代，外交也常为外贸、外援服务，因而也与民生问题直接有关。可 讨论的问题很多，例如，中共目前与东南亚共产党的联系，是否已危害了国家利益 （笔者认为，中共如在党政分离上多进一步，则以上危害就少一分）。中共偏袒北 朝鲜，不敢大胆接触南朝鲜，是否失策（笔者认为若在对日贸易中能打韩国牌，则 中国可少吃点亏）。至于中共偏袒赤柬，更是为中国抹了大黑。《中国之春》亦可 讨论改进方案，中国的印支华侨已成为海外华侨界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民联对印 支问题也该有自己的看法。 作为小结，笔者将本文观点归结为几句话：世界已由第二次大战前的军事立国时 代转变为经济立国时代，中国是完成这一转变最晚的国家。起点落后，人人着急， 大多数人希望首先将经济搞好，民运要急人民所急，言人民所想，才能发展壮大， 为我们的时代作出最大的贡献。 【选自《中国之春》第三十七期(一九八六年七月号)，作者原署名为桑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