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交部副部长面前慷慨陈辞 ----我的访华观感 张 侠 【编者按】张侠,女,香港出生,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政治学博士,现在美国普杰 桑大学任政治学教授。张侠教授为中国民联成员,在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召开的民联 二大上,她被选为民联常委。 今年八月份,张侠教授访问了中国,与中国政府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等官员进行 了会谈。 今年夏天,我应世界媒介协会(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邀请,参加了亚洲四 国军事政治实地考察团。从八月一日到八月二十日,我们访问了汉城、东京、北京 和马尼拉,在每个首都平均访问三、四天。我的父母是一九四九年离开中国大陆的 ,我本人出生在香港,就这样,我终于踏上了祖先的土地。 我们的考察团是一种以“舆论先导”为形象的考察团。在这个团里,包含着四种 专业人士。 □记者,如《华盛顿时报》的玛莉·卢·福布斯和《纪事》杂志的玛丽恩·玛吉 德; □专栏作家,如《美国评论》杂志发行人威廉·拉什尔; □公共政策机构分析家,如传统基金会的菲立普·特鲁拉克; □大学教授,如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张旭成教授,加利福尼亚柏克莱大学的詹 姆士·格里哥教授和我。 下面谈谈我们一行在北京的实地考察和我对中国的印象。虽然我在中国仅仅度过 几天几夜,但却充满了宽慰和收获。我的研究范围和对象是中国政治,我在加州· 柏克来大学获得过政治学博士学位。同时,我也曾到过很多国家,如欧洲的意大利 、瑞士,中东的埃及、以色列,南美的秘鲁、乌拉圭,以及亚洲的南朝鲜、日本、 台湾和菲律宾。这些旅行不仅加强了我对自己的判断力和观察力的信心,而且也为 我进行各国比较研究打下了基础。 中国是我们这次考察行程中的第三个国家,在中国的考察日程安排和其他几国差 不多。第一天只是从东京飞抵北京,安顿一下住宿。第二天和第三天开展实际的工 作。第四天,也就是最后的一天,作为起程日,离开中国前往菲律宾。在每一个首 都,我们开展实际工作时,不但会见了所在国的政府官员和政治家,而且还前往当 地的美国大使馆会见使馆的官员。在会谈时,一开始通常是简单沟通一下情况,接 下来便是问答。我们考察团所问的问题一般来说都是十分应时、敏锐、有时甚至是 无情的问题。 第一个印象 八月十日上午,我们离开东京,午后三、四点钟到达北京国际机场。当我们下了 飞机通过海关时,考察团中明显地洋溢着一种兴奋和期待的气氛。因为对于很多人 来说,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访问中国。同时也因为中国----这片具有数千年历史的龙 的土地----特有的神秘性。加之经过海关那一时刻标志着我们穿过“竹幕”,真正 进入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这就格外令人兴奋。 我们早就听说过中国官僚主义严重,麻烦重重,因此我们准备好在过海关受阻或 受到拖延。出乎意料的是,北京机场的海关竟是我们这次考察中最容易通过的一个 海关。我们轻松地办好了签证,验完了行李----而事实上,我们的行李甚至根本没 有检查。这与我在汉城青浦机场的经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青浦机场,负责签证 的官员怀着极大的疑惑对我进行了盘问,尽管我是一个具有美国国籍的中国人。 从机场出来,我们驱车前往旅馆:长城谢拉顿饭店。沿途,我们看到两旁绿树成 荫,这使我们想到北京机场附近地区有朝一日也许可以开辟成一个引人的“游览地 ”。 长城谢拉顿饭店,正如我们所想象的,是一家美丽的饭店。它是一座第一流的饭 店,据说也是北京最好的饭店。到饭店后,离开晚饭还有两小时,这段时间本来没 有什么安排。于是我们决定“抓紧时间”利用这段间隙即兴粗游一下天安门广场。 在去天安门广场的途中,我们急促地观望着长安街的夜景。我们看到人们松松垮 垮地做各自的工作。这与世界其他大城市的紧张节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团里 有一位曾经到过苏联的记者说,北京的气氛一点不像莫斯科那样冷峭。正当我们诧 异北京为什么没有“集权主义”的迹象时,我们的大轿车经过一块巨大的标语牌。 只见牌上用深红的大字写着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 政。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最后一项基本原 则,在其他的标语牌上也不断出现。当我把标语牌上的意思翻译给考察团的成员后 ,他们的头脑才大大清醒过来。 天安门广场正如我想象的那样宽阔。然而,我却没有想到它显得十分丑怪。从纳 粹德国到苏联之类的集团主义国家所特有庞大到崎型的建筑格局,非人类的“英雄 式的”超级规模,使个人不但在肉体上而且在心理上都感到渺小、畏缩。而人民大 会堂、毛泽东纪念堂和历史博物馆这些毫无想象力的“社会主义式”的建筑与迷雕 、美丽、优雅的紫禁城古建筑相比较,就显得格外丑怪笨拙。 那天是星期天,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中国旅游者挤来挤去。有些家庭和夫妇交费 请专门照相的人给他们照相。我注意到很多夫妇只有一个小孩,这无疑是由于计划 生育政策的结果,而且男孩子好象比女孩子多。作为一个女人,我对北京妇女的装 饰打扮格外感兴趣。虽然中国妇女不再身裹单调宽肥的袋子式毛式服装,但是她们 的装束仍然差得很远。据我的印象,她们的服装很象五十年代末香港妇女的装束。 过去有人指出一种现象说,中国缺少魅人的女性,我这次考察证实了这一点。也许 女性的美丽的确比我们愿意相信的更依赖于修饰、化妆和装束的因素。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我有空仔细地考察了一下我下榻的饭店,包括声名狼藉的友 谊商店(矛盾的名称!)----设在该饭店大厅里的国营旅游品商店。商店里的工作人 员对工作的极度冷漠和缺乏最起码的礼貌,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国家要改变人类自 私自立本性的不幸失败。我还看到我套房中的洗手间的施工是那样的粗制滥造,这 对于一家第一流的饭店来说是难以想象的。它和我在日本下榻的东京希尔顿饭店的 洗手间那美丽的日本工艺形成了惨淡的对照。 一天的会见 我们在北京的第二天是我们这次访华考察的主要工作日。那天,我们首先走访了 美国大使馆,和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温斯顿·罗德简短交谈后,我们开始访问这次访 华的中国官方东道主----中国人民外交学院,和中国政府的官员进行了一系列的会 谈。主持会谈的是前驻华盛顿大使,现任外交学院副院长的柴泽民先生。 中国的官员不象汉城、东京和马尼拉的官员,他们敏感地(我们认为)避开通常由 官方进行的开场白简单介绍情况,而代之以纯粹的提问和回答。接受我们提问的中 国官员有下列几位(以出现次序排列) 朱熔基,国家经委副主任。 李慎之,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陈中进(译音),北京大学教授,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委员会委员。 最后是中国政界的新秀、外交部副部长钱其琛,据说他有可能升任下届外交部长 。 中国的官员保持着他们热情好客的传统美名。总的说来,我们的考察团是一个政 治上较保守的考察团,并不倾向于同情马列主义的国家。然而我们都仍能在艰难与 不敬之间的羊肠小道上前进。虽然在我们的问答中并不沉默,但坦率地说,我们是 相当困难。尤其是我自己,提问尤为无情,然而自始自终,我们的东道主成功地保 持着友好的沉着,这点不能不加以肯定。 下面是我提的一些问题和得到的回答(或者是没有回答) 张:“一九七九年以来,整个世界都对中国已经开始的经济改革迷惑不解。至今 ,对于你们的改革是否能够继续下去并获得成效,仍存在着相当大的疑虑和担忧。 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共产党本身。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最主要的是它的 双重路线----意识形态路线和政治(即政策)路线----问题。你们的意识形态路线是 四项基本原则,即: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 泽东思想。而你们的政治路线则是四个现代化,即: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科 学技术现代化和军事现代化。因此,我要向您提的问题是:你们的意识形态路线和 政治路线是不是有所冲突?二者当中哪一个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哪一个会遭到牺牲 ?” 朱副主任:“您想必是张侠教授吧,您的问题表明您对我们的两条路线有着深刻 的了解。但是,我们看不出,也不希望,这两条路线之间有什么矛盾。” 张:“一九九七年香港将结束其英国殖民地的地位,其主权将回归北京。在你们 政府和玛格丽特·撒切尔签署的议定书中,你们允诺香港将在一九九七年后五十年 内可以继续保持其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多元化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你们称 这种结构为“一国两制”模式。我的问题是:既然这种模式完全违背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宪法,尤其是违背了四项基本原则,那么你们又怎么能够实施这种模式呢? 李副院长:“我们看不出这有什么问题。香港将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存在。我 们的宪法中有建立这种特别行政区的条款。我们之所以允许香港在一九九七年后五 十年内保留其现行制度是因为,在条件未成熟的时候匆忙将香港并入中国大陆对于 二者之间存在着的巨大差异来说是不适宜的。改变只能慢慢地来。” 张:“但是,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对于香港的中国人来说是有益的,尽管是五十年 ,那么为什么它不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十亿中国人有益呢?” 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张:“你们已故主席毛泽东有一种坚定的世界观,他认为美国和苏联是世界上两 个最大的敌人,对世界和平的两个最大威胁。现在中国向美国打开了贸易和其他交 流的门户,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已不再把美国视为它的敌人?” 外交部钱部长:“美国象任何其他国家一样,在这个世界上追求本身的利益。我 们不赞同美国采取的某些行动,例如它对第三世界的一些作为。” 除了我的问题外,考察团的其他成员也提出了一些问题。下面摘录一些特别令人 感兴趣的问题。 加勒特教授(斯蒂芬·加勒特博士是蒙特雷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的教授):“ 过去,中国认为美国是‘帝国主义’,苏联是‘霸权主义’。如今,中国是否仍然 认为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呢?” 钱:“中国已不再用‘帝国主义者’这个名词来专指美国。然而美国仍然是一个 具有争夺霸权行为的资本主义大国,例如美国和日本的关系就是这样。” 勒菲尔博士(恩斯特·W·勒菲尔博士是华盛顿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主任):“在整 个亚洲地区,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都比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运作得好,例如台湾、 南朝鲜、香港、新加坡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就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主 义经济体制运作得好。您怎样解释这种运作上的差距呢?” 钱:“台湾和中国的面积有着巨大的差距,这就是为什么他们的经济运作会产生 差异的原因。有一个事实可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当蒋介石和国民党在大陆时没 有理解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但共产党统一和平定中国后却取得了成功。” 格里哥教授(A·詹姆士·格里哥是加利福尼亚伯克莱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你们 对于你们的价格结构将采取什么措施?” 钱:“我们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来稳定我们的价格结构中的各种变化,因为这些 变化会产生某些副作用,如通货膨胀,对此我们必须谨慎处之并加以控制。” 格里哥:“你们在农业领域中已经进行了相当广泛的改革。现在贵国政府打算把 改革扩展到工业领域中去。请问在工业领域中的改革将会深入到何种程度呢?” 钱:“工业领域内的改革将比农村中的改革困难得多。因为,在城市中,改革涉 及到许多问题,如经营与决策自主权方面的问题,就业与工作的可靠性和安全感方 面的问题等等。同时,城市中的改革还会产生诸如通货膨胀这类的问题。所有这些 问题都必须解决。因此,完成工业领域内的改革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开始产生、建立并形成了各种印象。我惊异地看到,尽管我 们的问题十分尖锐,但我们的东道主却始终保持着斯多葛式的好脾气----我的一位 同仁(亚诺德·贝奇曼博士,苏联问题专家,在斯坦佛大学胡佛研究院从事研究时的 同事)告诉我,如果是俄国人,绝不会容忍我们的问题。同时,我还惊异地发现,他 们的许多回答实际上并不贴切。我敢发誓,在某些场合下,由于他们的回答文不对 题,因而使他们感到十分窘迫。 他们希望实现现代化,发展经济,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我丝毫不怀疑他们的诚意 ,因为他们是在极须改革的前提下发起改革的。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在一九七九 年改革刚刚开始时,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农民年人均收入只有六十五美元,比能 够维持生存所需的最低生活费还低十美元。 此外,他们似乎很清楚,如果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应该需要些什么条件。 最起码,那应包括学术研究的自由和科学实验的自由。 另一点明显的是,十分不幸,他们很不愿放弃对政治体制和真理的垄断,从而使 共产党失去长期以来支持着它的权力和镇压工具这两条拐杖。而这才是他们自己的 真正的最大敌人。 我感到迷惘和失望,于是毫不客气地发表了下面这段激烈的言辞: “外交部副部长先生,请原谅我所要说的话,因为我只是作为一个中国同胞才这 样说的。我知道你们确实要使你们的经济现代化,我也知道你们很清楚你们的问题 所在,并很清楚应该怎样做。 “恕我直言,真正应该改革的主要症结就是中国共产党。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士认 为,共产党应该靠边站,中国应该建立民主。这对你们来说也许是要求得太过分了 ,因为这无异于要你们自杀。但实际上,他们要求的只是一方付出代价,而另一方 却因此而得到发展。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才能实 现现代化。 “而我有一法,可使你们逃脱上述‘零合’游戏式的推断,依此法,既能现代化 ,共产党也能继续存在。此法是:把集权主义的共产党变成权威主义的共产党,共 产党放弃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但仍可保留对政治制度的控制,仍可垄断政治权力 。 “中国应该抛弃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伊·列宁、抛弃毛泽东。中国人民 难道受毛泽东的狂热之害受得还不够吗?那么你们到哪儿去找你们权力正统性的根 基呢?我看到有一个十分理想的人,一个我们自己也称之为伟人的中国人,那就是 孙中山。你们可以回溯到孙中山那里去。你们自己曾经说过,中国共产党更成功地 实现了孙中山的纲领。事实上,你们党也的确成功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事业----这正 是你们值得骄傲的一项真正伟大的成就。然而你们还尚未实现孙中山纲领的其余部 分,这就是发展中国的经济。而这才是你们今天的任务。” 后 记 对于我这激烈的发言果然不出我所料:没有任何反应。后来从我的同仁中得知, 听着我那激烈的发言,外交部副部长脸上的表情是既震惊又惊奇----而我当时由于 太激动没有注意到他的反应。虽然他遭到了我的回击,但他仍十分有礼貌地说:“ 由于您的发言并不是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的,因此我无须加以回答了。” 我在中国的其余时间再也没有遇到什么高潮,整个下一天我们作为宾客跟随着东 道主的安排游览了长城和十三陵。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当时游长城时曾惊呼:“这是 一座真正伟大的墙!”但我的感受却与之相反,我觉得这座号称世界上七大奇迹的 长城有点令人失望。密密麻麻的观光者在长城上爬上爬下,就象蚁冢上的蚂蚁一样 ,这使长城的美丽大为减色。我也曾游过卡纳的古埃及大神庙和秘鲁的玛楚·秘楚 遗迹,我觉得它们比长城更美丽、动人。 在从北京飞往马尼拉,即我们考察的下一站的飞机上,我利用搭机的时间总结了 一下我的感受,归纳出我的最终印象。 由于我在大学中学习的专业和后来多年的学术研究,因此我在来中国前对中国已 有一定了解。但作为一名献身于社会科学的政治学学者,我也随时准备根据客观事 实改变我的观念,决不做任何违背职业道德之事。尽管如此,然而我在离开北京时 却丝毫没有改变我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我看不出任何应使我这个社会科学人士改 变看法的理由。 但我也确有些意外的收获。我发现我对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持久的 感情,这种感情过去被我对中国的学术见解压抑着,而现在我却从人性和人道的层 次上发掘了这种感情。我知道我以后还会再去中国。 【选自《中国之春》第四十三期(一九八七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