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中国人性格之理论上的新出发点 孙隆基 一、“集体主义”、“个人主义”等概念之“解析” 在国人对本身的民族性的讨论中，总少不了出现像“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这样的范畴；或者说：中国人(以至东方人)是“集体主义的”，西方人是“个人主 义的”；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是“集体主义的”，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以后，已朝 “个人主义”的方向进发，云云。 前一种说法并非很深的学理，而是一般人粗浅的看法。我们常听到一些人提出“ 救国”方针，在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综合。但是，运用这类观点者， 往往对这些概念涵义的范围是什么？其语意何所指？都从来未作出界定。于是，这 样的东西文化的“整合”，就变成了两块玄学之云之结合，毫无认知方面的意义， 有满足情绪的功能，亦即是说：提出这样主张的人，一方面觉得中国人必须“个性 解放”，另一方面似乎在情感上隐隐约约地觉得“集体”总该是很多的人，是比个 人“小我”大得多的“大我”，因此不能否定这个东西，而两者接合，鱼与熊掌兼 得，乃可臻于“至善”。 以中国传统社会是“集体主义的”，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以后，已朝“个人主义” 的方向进发之说法，台湾的心理学家杨国枢是一个代表。他所指的这个过程限于战 后的台湾，认为是从“团体取向”走向“个人取向”，并对这两个概念的内容予以 相当严谨的界定，至于这两个过程是什么，也说得相当明确，例如：“顾虑他人褒 贬与观感的倾向渐弱，而尊重自我感受与意见的倾向渐强。”等等，共十三项标准 。 杨国枢的结论无疑地来自长期从事的心理学调查，但是对资料作出某类的概念化 处理，却仍然只能说明这类概念化所能涵盖之现象，而势不可免地排除了这类概念 化的分析力有所不逮之领域。 孙隆基在其《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个体化”之不发达， 以及对“集体”的依赖，也包括下列现象：痰、鼻涕、垃圾、戾气、拆烂污----失 去自控，而必须由别人负责承担或负责清扫。这样失去“自控”也可以说是没有了 “个人”，由别人替自己“擦屁股”，也可以算是“集体主义”。但对这些概念如 此应用法，已与前面的“救国”方针中引发感情作用的“集体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 港大心理系的杨中芳女士说：“其实中国人是否真的有集体主义倾向，本身是一 个很值得争论的事。” 华特罗斯与许琅光在一九六三年对中、印、美三国大学生进行的一次“主题统觉 测验”(TAT)，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比美国人更缺乏“合群性”也较为不关心获取同 侪的接受，所涉入的人际关系的强烈度也较低。这里所指的似乎也可以包括下列倾 向：美国学生到了周末必须与同伴外出，到酒吧一类的地方一起胡闹，但中国学生 却可以一个人关起门来独处。因此，许琅光对测验结果的解释是：中国人似乎比美 国人更能作自我接受，自得其乐。 如果我们对中国人这类“反合群性”作出较阴暗的注释，也可以套入杨国枢对传 统性中国人特征之一的描述。他的从传统到现代化过程的十三项标准之一为：“压 抑退缩、羞怯多疑，谨慎敏感等气质渐弱，而轻松活泼、积极健谈、坦率自然等气 质渐强。”按照这个标准，许琅光调查的中国学生似乎趋于前一极，美国学生则趋 于后一极，而所谓中国人之“现代化”，则为从前一极走向后一极。的确，美国人 对人际关系采取的是进攻性的态度，连不太熟悉的甚至全陌生的人，碰面时都会抢 先开朗而又强劲地打一声招呼。相形之下，甚至连香港与海外的中国人(以女性居多 )，常出现性格不开放、感情往内收而投射不出去，一己的情绪失控却又将它带到公 共场合或工作场所中来，脸臭臭，连别人对自己打招呼都可以相应不理的情形。目 前，某些出国时间比较长的人对刚刚出国的某些人之批评是：“势利”。亦即是： 当他们要你帮忙的时候，就一把将你抓住，如果你不再有用，即使在路上碰见了， 也装做没有看见，甚至改道而行。如果真的这样，那么，这些人就只有在抓住别人 帮忙的时候才是“集体主义”。 如果这类“反合群性”倾向也属中国文化的一面的话，那么，将固有的中国文化 称为“集体主义”就会出现极大的“误导性”。同样道理，杨国枢把“压抑退缩、 羞怯多疑，……”等特征也归到了“团体取向”、“社会中心”等名目下，也是值 得商榷的。然而，中国人这类“反合群性”显然也不是西方式外向的“个人主义” 。它到底是什么？“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二分法概念范畴是否还有用？ 二、“自恋狂”、“清高”、被动依赖与剥削他人之倾向 我们的思想不受这些用旧了的概念之规限，或者还可以在研究中国人的性格方面 另辟隙径。我现在想试用的一个分析范畴是“自恋狂”。在这里，我们必须将对这 个概念众多的说法予以简化，只列出“自恋狂”的一些为一般论者所确定之特状： 它是一个人我界线不明朗的状态，在个体对对象关系中，个体不觉得对象是分开存 在之物，对象只不过是一面镜子，个体在这面镜子中看见的还是自己的映象；这个 个体与环境分化不明朗的状态是既“完整”而又“完美”的，在其中个体会缺乏理 性的自我疆界，出现恶性的自我膨胀，并导致“万能的幻觉”，生活在一厢情愿的 幻想里，把它当作现象。 如今，试问人我界线不明朗之倾向，到底是在个人主义文化媒体中，抑或是在所 谓“集体主义”的文化媒体中，容易导致？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更需要凭借“ 别人”这一面镜子来反照出自己之存在？ 在许多场合中，中国人的“自我”无疑比西方人的还要膨胀。在西方，在路上行 走碰撞了别人，多半会说一声：“对不起！”。在中国，这样做不啻就承认自己错 了，面子往那里搁？于是，就会指着对方的鼻子骂道：“你瞎了眼睛啊！”柏杨在 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人之间特多自我恶性膨胀的“恐龙型人物” 。 “自恋狂”之特征固不限于中国人之间，事实上乃人类公有之现象。也有人指美 国是一个“自恋狂文化”。我的看法是：“自恋狂”的表现方式，在美国在中国是 不同的，但在这里我们不能进一步去分析这个差异。这个现象在美国之更受注意， ，也并不等于它比在中国人身上更严重。一来，美国人之“个体化”既造成人我界 线之判然划分，因此恒视人我界线不明朗为病态，这个倾向也容易被孤立与突出， 反过来，人我界线不明朗在中国文化媒体中也缺乏心理学的语言，没有足够的意符 去指称这个倾向。 我有与中国人和西方人短期同住的经验，发现有下列的不同倾向：与西方人同住 ，多半是“先小人后君子”，居处有什么共同遵守的规矩，在开始时都说得清清楚 楚；如果是中国人的话，则往往什么也不讲清楚，有些甚至“清高”到连房钱怎么 算都不主动说，必须要由你这一方提出，但这些表面上似乎什么也不计较的“清高 ”之士，虽然什么也不说，却期待对方自动自觉地“懂得怎么去做”，如果对方猜 不透他们心里之哑谜，他们心中就会恚愤，或形诸于色，甚或呈现轻微的“被害妄 想症”，时时刻刻在检查你是否动用他们的东西，结果演变到连你一举一动都受他 们监视的地步。 开始时候什么都向对方讲明，是一种主动地、理性地控制环境的态度。这样比较 符合“现实原理”。但既然必须由自己主动去做，而且也必然导致与别人之妥协， 因此也等于承认这个“现实”是不“完美”的状态。 至于开始时什么也不向对方说明，则是放弃对环境的控制，但同时期待这个环境 会自动地把本身控制好，并且控制得恰如自己所要求的，一旦不遂己意，就怪罪在 这个环境身上。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万能的幻觉”，是对人生早期的“完美 ”状态之缅怀。在初生婴儿的世界里，主观状态与客观世界之差别迄未懂得分辨， 完全被动与无助的婴儿，只须哭闹，反可以令整个客观世界----由母亲予以具体化 ----向一己之需要低头。 上述中国人个体的这种被动倾向，如果是建筑在一种“万能的幻觉”之上，与缅 怀人之初的“完美”状态有关，那么，我们也不妨将它与中国人用“清高”这一类 记号指称的现象放在一起讨论。 在一次参加留居美国的台湾人野餐会上，我亲眼看到身为组织者的一名男士，因 为先垫了费用，想向在场的每人收回费用，这原本是他自己的事，却向刚好站在身 边的一位非亲非故的女士一指：“你代我宣布一下！”女的起初的反应是不肯，结 果那位男的唯有硬着头皮宣布了一下，但是宣布完以后仍然硬要那位女的逐个拍肩 膀代他收回费用，这一次，那个女的就推不掉了，只好照办。 另一例为一名在美国公司做事的台湾男士，想请洋老板吃饭拉关系，自己却嫌不 “清高”，于是就将自己的太太推上阵去，而他的太太反而是不认识该老美的。 在此二例中，很明显地，是当事者自身想达到某种目的，但由自己动手却嫌有失 “清高”。然而，自己不欲沾染的，却不加思索地分派到了别人头上。这个“别人 ”，在此两例中都是女人，因此，似乎也浮现出中国人文化行为中有这么一条不成 文规矩：男人认为不够“清高”的，如在市场上讨价还价、向熟人讨债、去抛头露 面套交情、以及将注意力放在日常生活的“小节”上，等等，都可以一律转嫁给女 人。 这个背后，其实潜藏着东方男性对“妈妈”的依恋与剥削。但是，这不等于说， 东方人里只有男性才患有这类“清高”症，女性不与焉，而是说：女性碰到了这样 的男性，既不能丢下他令其自生自灭，也就只好扮演“母亲的”角色，而且在情侣 与夫妇关系中，这个角色令女方获得宰制的权力。然而，东方女性如果单独地面对 情况，或碰到她可以转嫁不愉悦之任务给另一对象之机缘的话，也会堕入同类倾向 。 这里其实牵涉到中国人文化行为的一个基本倾向。维克兰在其“中国文化里对行 动之组织”文中指出：在西方人的想法里，“欲望”与“行动”这二者是由“一个 目标”的观念予以统一，但在中国文化里，对别人的依赖是如此强烈，以致理想的 情形是将“欲望”与“行动”分开----一己之行动被用来满足与己有社会关系之他 人的欲望，而这个他人的行动也倒转头来被导向于满足一己之欲望。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这种相互依赖的安排的确可以保证双方之“清高”，同时 ，彼此能透过对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也令“万能的幻觉”持续下去，无须与温馨 的童年世界完全断裂。 三、从自己身上逃到别人身上 上面指出：中国人在碰到必须由自己去面对问题时，往往有从自己身上逃到别人 身上的倾向。这类事例我在现实生活中碰到很多。有一次是台湾来的一位学者与一 位美国教授联络。虽然我也不认识后者，但前者要我查了电话本后，又要我帮他代 打。事实上，该学者也在美国留学过的，因此并非语言不通，而纯粹是一种能不由 自己去面对的事情就尽量不去面对的态度。另一次是我短期租住一位台湾来的女士 的房间，离开以后，最后一次电话单原本可以直接寄给我的，她却交给了原先的介 绍人代寄。在这里，可能仍然是“清高”心理作祟，但无论如何，总是将自己该面 对的推给了别人。 中国人之间最典型的情况是甲方受了乙方的气，当面不赶顶回去，待事过而心境 不迁，却去找不相干的丙方诉苦，而这个丙方即使在准备明天考试，也不得不听其 吐苦水。然而，苦水纵使吐过了，事情的性质基本上未变动分毫，“诉苦”则变成 了逃避面对问题的“解决”问题之方法。 具有如此倾向的人，在西方社会中不是没有，但他很难找到听众。这样子转嫁问 题给别人，也会被认为是利用对方，一个成熟而不甘示弱的人也不会如此做。然而 ，东方文化对这种软弱性却是纵容的。正如同事主不能由自己去面对压力的来源， 被他转嫁问题于身上的第三者也会“不好意思”、“不忍心”去避掉这种转嫁。于 是，象骨牌一般，大家都朝抵抗力最弱的地方兵败如山倒。这种连锁反应的最后承 受者如果想反弹回去，憋不住找事主出头，到头来反而会受到后者的责怪，因为后 者根本没有立场，心中所要求的东西也是自相矛盾的，例如，既要别人替自己出气 ，又责怪同一个人将矛盾尖锐化。鲁迅在“聪明人、傻子与奴才”文中描写的就是 这类假想情况之典型。 然而，遇到被前来博取同情者倒打一耙的情形之后，你如果撒手不管，你就自然 地变成抵抗力不算最弱的一环，对这个苦主来说也不再有用，而彼亦必转而他向， 另觅抵抗力最弱的一方。在东方式的社群中，让他找到这样低气压的点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东方式的“集体主义”也可以是抵抗力最弱的一方会成为“集体”的垃 圾桶的意思。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为何中国人在面对障碍时，并不倾向于直接跨越它，而是 象正在维修的公路一般，出现大迂回，而这个改了道的方向总是百发百中地导引到 别人的身上。 一位在图书馆打临时工的香港男生，对同一处工作的一位日本女孩发生兴趣，想 约她出来，却不愿单独前往，而是纵容一位也在同一处打工的台湾男生一同前往， 待到得该女生面前，香港人一开口就心跳，情急之下，就指着台湾人对日本女孩说 ：“他想请你一起去 take a break!”这尽管是以开玩笑形式出之，但这样地一个 大迂回，却是连原来的目的也丢掉了，变成替别人作嫁衣。 但是，人生总有些事，是怎样也无法由别人代劳的，例如袒裎相见之性爱，或新 婚之夜的洞房。前一阵子，大陆上“反精神污染”，在电影中树立的榜样，却是婚 姻连人到证书都由别人包办，但洞房却无法由别人代为执行，于是用冠冕堂皇的借 口逃避，但是这个逃避仍然是逃到了女方的身上，必须由女方作出“不管你多么不 行我也要你”的表态，他才能稳住阵脚去完成任务。 这种尽量逃离“自己”的心理，纵使可以完成人伦，甚至可以制造世界上最多的 人口，但是却与猛烈地狂热地享受性爱无关。甚至可以说：对这样的性爱形式来说 ，上述的“心理化学”基本上是不对板的，因为这种心理造成在采取任何行动之时 不论动机多强也会“顿”住的倾向，这一“顿”，其势必“挫”。 【选自《中国之春》第四十九期(一九八七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