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图走向理性专制的宣言

----王炳章谈中共十三大


罗惠平


试图走向理性专制

问:中共十三大已经结束,请问您对中共十三大有什么总的印象?
答:中共十三大给予我的总印象是,它试图在修补和完善中共的专制制度,并非将
中国引向自由与民主的道路。
  
问:为何有此说法?根据的又是什么呢?
答:民主制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最高权力的分散与制衡。但很可惜,中共
十三大上,关于权力分散与制衡体制的基本原则丝毫没有提及,反而在政治报告中
提出反对三权分立,反对多党政治。这样,就把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先封住了。报
告中把“四个坚持”列为最高准则之一,更成为民主道路的绊脚石。
  从政治、经济改革方案来看,中共试图把中国引向一个理性专制社会,也就是走
向软性专制。其特点是在经济上有所放松,例如人民可以从事某些小企业的自由经
济活动,但经济的命脉仍然掌握在政府之手;在政治上,中共想开放一个对话制度
,即:共产党执政者,征求一些被他们所挑选的“精英份子”的意见,使之参与决
策过程。同时,在意识形态上,可允许对非原则性的问题进行讨论。这种专制,比
毛泽东时代的专制,无疑要软化多了。但这种制度跟自由民主制度根本沾不上边。
按中共自己的话说,他只是想完善现存的制度,并非想改变现存的制度。

年轻化还是民主化?

问:中共自己和外界人士普遍认为,这次中共十三大取得了一些成就,如干部年轻
化的问题。在中共中央政治常委中,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的平均
年龄,比上一届常委的年岁,年轻了十多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一个国家最基本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不是领导者的年纪问题。领导者的知识
化和年轻化,对治理国家来说,是重要因素,但非决定因素。
  我们回顾一下中共建国初期的情况。毛泽东那时是五十多岁;邓小平、林彪、彭
真、陈云,还有刘少奇,都只是四十多岁,这么年轻的领导层,平均年岁比现在十
三大的领导层还要轻;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林彪和邓小平等建立起来的,
是一个极权专制制度。
  反之,让我们看一看民主国家。里根总统是七十多岁的人,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年纪也不轻,但他们在施政期间,都取得一些成就。因此,我们不能说,他们年纪
大其政策就一定不好。当然,领导人年岁太大,如八十多岁,脑细胞已经蜕化,可
能随时会做出很不理智的决策。刚才说中共领导人年轻化有进展,但不可不知,最
高权力仍然掌握在八十多岁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手中。
  再看专业化,有人说,领导层专业化和知识化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希望。这也
不尽然。比如,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已开始注重领导阶层的教育程度;到赫鲁晓夫
时代,更提高了领导阶层的专业水准;勃烈日涅夫则是真正把苏联带上技术官僚治
国的时代。苏联现在的领导官员,普遍受到良好的大学或研究生教育,但是他们的
体制,仍是一个专制的体制。相反,美国的总统,如卡特、里根的教育程度,并不
比苏联的领导者为高,但美国却是一个民主的社会。所以,领导层的知识化和专业
化,也不是治国的根本问题,根本的问题是社会制度的民主化。

军权并未转移

问:这次中共十三大选的领导阶层之中,邓小平、彭真、陈云这些老一代的共产党
人,都没有进入权力核心,引致许多人评论说,邓小平已能成功地把权力转移到以
赵紫阳为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和以李鹏、田纪云、乔石、胡启立为代表的第三代
共产党人手中,你对此有何看法?
答:我认为,从根本上讲,权力的转移工作并没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军权,仍握
在邓小平手里。从表面上的人事制度上看,赵紫阳在党内是第一把交椅;但他在军
队中,却是第二把手,而由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邓小平任军委主席。这是违反“党
指挥枪”这条原则的。从政治上来说,这是“脱序”,即超出了常轨。为何一个党
的总书记,要听命于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呢?这就说明了,北京政权仍然是一
个靠枪杆子维持的政权。从邓小平卸不下军权即可看出,邓小平的权力转移工作并
未奏效。我只能说,十三大开启了垂帘听政的时代。

政局稳定下来了吗?

问:西方一些中国问题观察家认为,中国自十三大以后,将进入稳定发展期,请问
你有何看法?
答:中国的问题,政治上的突变因素太多,难以预测下一阶段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我至少可以说,中共自身并未稳定下来。因为,稳定与否,要看中共结构制度化
的程度。所谓制度化,就是看有没有一个完整的办事规章,而且是否已经按着一定
的章程来进行政权的建设、运作及转移。从十三大看,可以说,中共仍未达到政权
制度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就是他们这次又修改了党章。而修改党章,并不以工
作任务为理由,而主要是为了人事上的安排。中共在第十二大时通过的党章规定,
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和中央军委主席都需要中共政治局常委担任。可是在十三
大前,邓小平表态要退出政治局常委,却又要担任军队主席,这就跟党章矛盾起来
。为了达到邓小平留任军委主席之个人愿望,于是十三大就轻而易举地修改了党章
。这说明,章程和制度只是围绕人的因素在改变,而不是以章程和制度来约束人的
行为和人的权力。由此看出,中共的政权仍不是一个制度化的政权,愈不制度化,
政治权力就愈不稳定。从此点可以预测,整个中国社会并没有进入稳定的发展期。
一些突变因素,可能随时出现并发挥作用。

政治改革还是行政改革

问:这次中共十三大赵紫阳的工作报告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政治体制的
改革。赵紫阳列出了一些改革项目,你对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总评估是什么?
答:如果研究一下十三大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就会发现,它根本不能称
作政治体制改革,而只能称为行政改革。邓小平订的改革框框,就是十六个字:“
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提高效率”。赵紫阳的报告,实际上只是充实了
邓小平所订下的改革框框,其中心任务只是为了提高目前专制制度的办事效率。至
于建立一套制衡的体制来防止权力的滥用,以及错误的发生,在报告中连个影子都
没有。

问:那么请问,中国共产党本身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务院也设立了国家监察部,
这些机构能否被认为是制衡机构呢?
答:从政治上来说,纪律检查委员会及国家监察部,根本不能说是真正的制衡机构
,因它们只是中央权力机构的附属机构。最高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中央政治局和
政治局常委手中。道理很简单:国家监察部受国务院总理领导,那么,总理犯了错
怎么办?同理,纪律检查委员会受党的总书记领导,总书记出了问题,纪律检查委
员会怎样去检查他?因此,中纪委和监察部至多只能对下属官员起点监督作用。由
于中纪委和监察部权力不独立,它们往往沦为党内派系斗争的工具。我们一再强调
,所谓监督,是监督最高领导人,而不是一般官员,这样的监督才有真正的作用。
要达到这种目的,监督权一定要独立出来,独立于行政权之外。如美国的法院,是
完全独立的机构,跟白宫国务院的权力完全分开,故能起到真正的制衡作用。只有
最高权力在同一水平上分散和互相制衡,才是真正的民主体制。

裁减政工干部能成功吗?

问:赵紫阳在十三大上提到了精简中央机构、党政分开、文官制度等具体行政改革
措施,你对此有何评估?
答:目前这几项措施均停留在设想阶段,尚未正式实施。这三项具体措施有一共同
问题,即:精简机构、党政分家和实行文官制度后,裁减下来的政工干部怎么办?
如何安排他们的出路?
  人性的弱点在于,在权力问题上,总是上去容易下来难。原来由科长升到处长,
而再升至局长、部长,是很容易办的。但倒回来降职,剥夺他们的权力,是非常困
难的。政工干部目前享有很多特权,诸如:分配到好的房子、随意使用公家的汽车
、安排子女和亲属好的工作,利用政治权力推倒对手或不喜欢的人等等。这种种权
益,随着离开职位而消失。他们能不反抗吗?所以,共产党国家历来精简机构都不
成功,结果总是愈精愈繁,人员愈裁愈多。裁减官僚机构好象是砍掉了一个脑袋,
然后长出三个脑袋。赵紫阳在报告中提出,要下大决心,防止“精简--膨胀--再精
简--再膨胀”的恶性循环。决心是好的,但我们尚未看到具体办法。
  我以前曾写文章,指出:一定要解决那些被裁减人员的出路问题。我开的药方是
经济赎卖。对这些精简的官员,不是单由政府发出一大笔钱后就不再理会了,而是
要使他们从事经济活动,在新的行业中致富发财;政府也可从事干部的培训,使他
们获得新的工作机能,不仅能谋生,还要比以前的生活优越。如能创立这种环境,
提出这样方案,那改革才能成功。否则,这些官员被裁减后,他们的利益受到伤害
,又没新的出路,便容易联合起来造反,导致改革夭折。六十年代,赫鲁晓夫曾经
有过类似改革,就是取消中央四十六个部门,而把各部的共产党干部下放。结果他
失败了。因为他触犯了既得利益集团,这是改革的最大阻力。现在赵紫阳学赫鲁晓
夫的改革,取消中央的一些部级单位,进行大规模合并和人员的裁减,这也将触犯
既得利益集团,若不给这些干部提供出路,必将招致反抗。
  在经济上使裁减的干部发财致富,则将触犯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大忌,因共产党的
意识形态是视私有制为万恶之源的。所以,单纯的政治改革和单纯的经济改革都是
不行的,改革必须配套,必须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变革。但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
态进行彻底的改革,在赵紫阳的报告中并未提及。
  
问:这样说是否给人以改革必败论的印象呢?
答:我并不是说改革一定会失败,世界历史上有许多改革成功的例子;我更不能说
改革一定会成功,因改革失败的例子也很多。我只是说,改革要成功,必须要有几
个先决条件。比如,我不能说种子撒下去一定会发芽或一定不会发芽;我只能说,
种子撒下去,要有水分、阳光和空气等充足条件才能发芽,相反则否。这个原理可
应用到改革上。要有先决的条件,如意识形态要改变,给予裁减下来的干部安排出
路等等,改革就可能成功,否则容易招致失败。

协商对话制度的本质

问:这次赵紫阳提出的政治改革方案,有一项内容是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提高
领导机关决策的准确性和开放性。这种社会协商对话制度,会产生什么后果?
答:赵紫阳报告通过的程序已经违反了报告中所标榜的上述原则。经济及政治改革
方案,都是关系到全国几亿人民切身利益的大事。但报告未公布前是“机密”,人
民并不知道改革方案,如谁人在中共十三大前拿到报告的草稿,并公布出去,那他
一定被指控为泄露国家机密。政治报告中有这么一段:重大问题要让人民知道,经
由人民讨论。但确定政治改革方案这么大的事,却违背了上述精神。它不但未经由
人民讨论通过,事前根本就不让人民知道,这本身就是一个讽刺。说的好听,但做
起来却是另外一套,这始终是共产党的毛病。根据我们的理解,这种对话制度,跟
政治报告的起草一样,只是高层跟一小部份亲信的人、所信赖的人进行讨论,顶多
找些知识分子征求意见。如果中共真的尊重民意,那么,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做重要
决策前,应向人民交代,实行真正的言论自由,让各种意见都能发表。
  谈到这里,我想简单说一下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不少知识分子有一种心态
----希望能得到当权者的重用,希望当权者能够重视自己的高见。这种心态是一种
不独立的心态,是一种愿意做“毛”而想依附于“皮”的心态。这种人对中共专制
也不满,但其不满的理由只是当权者没有重视他而重视了别人。这种人的心态被共
产党执政者摸透了。因此,这次所谓的政治改革方案中,列出了一项高层与知识份
子的协商对话制度。这对上面我们所提到的那种知识份子一定有吸引力。他们一旦
和执政者对上话,便有了满足感,好象找到了可依附的“皮”了,当然,也就不再
反对专制制度了。所以,从这点分析,中共打算开创一个协商对话制度,实际上是
一种计策----利用某些知识分子的弱点强化其统治的计策。
  自然,并非所有知识分子都具有上述弱点,但我愿把这个问题点出来,算是一种
警告。我认为,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独立于当政者的问题。知识
分子阶层独立之时,就是共产党专制结束之日。

人事变动只是表层因素

问:你是否认为十三大上改革派占了上风,而保守派受到压制?
答:做这种结论为时尚早。让我们看看政治局常委----中共的最高权力机构。李鹏
已是第二把手,他的思想路线与赵紫阳是很不相同的。国内高层幕僚班子的人都知
道,赵紫阳非常防范李鹏,曾竭尽全力阻止李鹏任总理,邓小平对李鹏亦有戒心。
然而,尽管有赵、邓的抵制,李鹏这次还是窜升到第二把手的地位,并且即将接任
总理。显然,这是党内保守派共同大力保荐的结果。另一名政治局常委姚依林,现
任计委主任,是陈云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李、姚的跃升,说明了党内保守派势力的
强大。还有,政治局常委乔石,最近一个阶段政治态度很不明朗。这样一分析即可
看出,改革派在最高层并未占明显上风。
  另外,我必须提请注意,赵紫阳本人尽管在经济思想上很开放,但在政治上却相
当守旧。“强化一党专制、保障经济开放”的思想,在赵的头脑中根深蒂固。
  历史的经验还表明,即使改革派阵营把保守派人马全部搞下去,改革派阵营也会
立即分裂出新的保守派,新的保守派可能比老的保守派还要凶悍。这是因为,共产
党统治的基础是其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而不是人民。既得利益集团一定会在高层寻
求其代理人。突出的例子是邓小平----陈云----邓力群等联手清除了华国锋凡是派
集团之后,邓、陈之间立即出现裂痕。其中,邓力群的态度转化十分具有典型性。
邓力群刚复出时,曾做过非常非常自由化的报告,其观点比胡耀邦和赵紫阳还要激
进,甚至把资本主义世界说得天花乱坠。但是,曾几何时,他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
的大转弯,成了保守派的急先锋。
  因此,在分析中共政情时,人事变动,改革派与保守派势力的消长,是最表层的
东西,是浮现在海面上的东西。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其政权结构变了没有,要看到
海底发生了什么。

建立独立政治力量

问:针对中共十三大,民主运动的策略是什么?
答:首先是要把中共十三大分析透。中共想通过十三大把其统治带到一个理性专制
的模式上,而不是一个民主的架构上。这一点要看清楚。十三大后某些人又对中共
改革抱起幻想来。我们分析透了中共十三大的本质,就会打破这种幻想。
  其次,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中共不会自动地把中国带向一个民主社会,那么,建立
民主制度的历史任务只能由一个新的政治力量来承担。因此,民主运动的一项重要
工作目标,就是推动一个新的政治力量的形成。
【选自《中国之春》第五十六期(一九八八年一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