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共当局对“中国民联”的首次公开批判 呼延民 在海内外瞩目的杨巍案开庭的当天，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以答新华社记者问的方 式，就“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及其主办刊物《中国之春》的问题，陈述了中共官方 的观点。此消息在国内《人民日报》及各省报广泛刊载。这是中共官方对中国民联 首次正式公开表态。 该负责人称： “中国民联”是敌视和破坏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意图推翻人民政府的反动组织。 《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进行推翻人民政府反动宣传的工具。 并对上述组织和刊物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控。 中共借法律的名义，用文革的语言，正式对一个群众组织提出指控，并在全国范 围内用报刊电台进行宣传；以外交手段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并通过各驻外使馆对 华人社会及报刊施加影响；这表明了“中国民联”及其主办刊物《中国之春》已被 中共当局承认为在海内外有影响的政治团体，被视作政权旧体制及政策的巨大威胁 。对这起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我们自然应该有郑重严肃的反应。 改变专制是中共义务 要求修宪是群众权利 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引述中国民联总章程的条文，称本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行 专制制度，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四个坚持”的意向和要求是“违反中国 宪法的”。这样，该负责人就此表述了以下意见： 承认中国现行的制度是专制的； 认为专制制度是绝对不允许“从根本上”得以改变的； 认定任何对宪法条文提出修改及取消的要求是违法的。 本盟认为，以上意见是不值一驳的。 其一，只要现行制度的专制性质被认定，则从根本上加以改变就是中共执政当局 本来应尽的职责和义务。中共曾称文革四人帮时期系法西斯专政，后用宫廷政变办 法加以改变，是自认为立了功的。近年中共领导常又称，与四人帮时比较，“根本 制度未变”。可见，专制的问题仍需得到根本的改变。既如此，群众来协助进行这 种改变，正是行使公民的正当权利，当然也就不应该是有罪的。 现行制度究竟是否专制，可以有以下简单推论： 一、如果现行制度并非专制，那么自然允许群众说话，说错了也是无罪的； 二、如果现行制度并非是专制的，那么对于“根本改变”的意向是不会搞主观归 罪，把它当作犯罪的具体行为来起诉的，对于尚未推行具体实施步骤的刊物宣传至 多只能控之以“诽谤罪”，并会在法庭摆事实讲道理以证明自己是“不专制”的； 三、如果现行制度并非是专制的，那么群众组织指控政府“专制”，政府在官方 报纸斥其为“诽谤”，均无严重后果，当属民事纠纷双方；两边地位是平等的。 现在未经法庭开审宣判，已按“反革命”罪实行取缔对方组织，收缴对方刊物， 把对方成员抓进了大牢关押，究竟专制与否？结论不言自明。 其二，只要中国宪法真是“统治阶级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的产物”，那么统治阶 级自然应当随着国情社会关系的变化而经过一定时期对宪法补充、修改，乃至在宪 法中订有修宪的条款。 众所周知，邓小平曾要求取消宪法中的“四大”条文，后来果然遵照执行，中共 认为有功； 现在中国民联提出取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四个坚持”的要求，便被视作 违宪，定为反革命，当局认其有罪。 两相对照，可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公民权利的具体实施，并非“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如此，则可推论，中共领袖们是中国的统治阶级，所以个人意志才 是国家意志，就是法律；人民群众是中国的被统治阶级，因而一提要求，当局就非 加以专政不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既被剥夺，权益受损的人民一方奋而卫宪，实 无超过天赋人权的范围，并没有超出公民基本权利，除非在这个国家无丝毫人权可 言，否则无可非议。中国有没有人权？有没有人民的宪法？中国人民的地位究竟如 何？事实已作了回答。 “推翻”一词内涵偷换 “社会主义”定义不清 上海市公安局的负责人指称本盟及《中国之春》言论“煽动群众推翻人民民主政 权和社会主义制度。” 如果说鼓励公民行使自己的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等公民权利是“推翻 ”的内涵，那么本盟承认有过上述行为。但那样的话，违宪的不是民联，而是上海 司法机关，因为行使公民权是合法的。 如果说“推翻”是指用武装暴力图谋非法夺取政权的行动，那么本盟不但未曾有 过上述行为，而且未曾有过类似的宣传主张。众所周知，我们从来主张以普选为最 高裁决来决定政府成员的去留（不管他们是何党何派），“普选”决非“推翻”一 词的内涵。 中共向称社会主义“在实践中”，而实践则在不断“发展和前进中”，是否真理 也尚在“检验之中”。“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定义众说纷纭，连中共 主要领导人自己也说不清。更有些党内的马列专家权威，甚至认为目前中国社会并 非社会主义的，中共十三大的“初级阶段”理论就是这种意见的婉称。 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是：理论无定义，实践无模式，改革在试验，道路 在探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早已被中共执政当局带头“破”过了、“翻”掉了，执 政者都无法坚持，小民百姓又如何能有所适从？ “伪造文件”证据不足 “破坏团结”事实不清 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又指控本盟及刊物“伪造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部委文件”、“ 编造我举行进攻台湾演习的谣言”、“打着人权的旗号支持达赖，破坏民族团结” 。 首先是伪造哪号文件？抑或是篇篇伪造？不能泛指虚指。查本盟刊物发表的中共 当局有关文件，不但在杂志刊有文件的影印，而且本编辑部还珍藏有真本原件。如 上海市局一旦正式起诉于法庭，我们自可公堂对质，将其原件公诸于世。 其次是关于“攻台演习”。中共领袖，从未曾声明放弃“武力解放台湾”的方式 ，演习更是多且频繁，矢口否认大可不必。 再次是关于“破坏民族团结”。中共前两年还在热情邀请达赖，今日自不应将本 盟负责人与达赖的接触乱定罪名。《中国之春》总五十五期本盟“关于西藏示威流 血事件的声明”说得很清楚、我们反对的是极权专制，保护的是汉藏两民族的兄弟 团结。本盟总部成员并非藏族上层贵人。 支持改革视作“反动” 政党未筹先有罪名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中共在审判本盟成员杨巍过程中，竟把他散发支持改革、支 持赵紫阳等中共领导的声明信也视作“反革命宣传煽动”。不知“反动”一词在上 海公安局某些人的辞典里作何解释。至于说“企图筹建反动政党”，因事实尚无， 纲领未公布，“反动”的头衔就纯属子虚乌有。 综上所述，荒谬处不一而足。限于篇幅，本盟不便在此逐条细驳，仅举以上数例 ，以证上海市有关当局指控的失实、虚妄和悖理。 该局负责人最后又说“对参与其活动的人员，区别情况，区别对待”。应当看到 ，争人权争民主本是历史潮流，只要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得解决，自然海难枯， 洋不灭，流不止。因而，中共当局不去改造自己的极权专制，而仅乞灵于“区别对 待”的“分化瓦解”，不过也只是扬汤止沸而已。 我们倒要替中共要人担心：倘若缺乏自信，害怕真理，继续目无法制，一味人治 下去，则日后所行的政策对改革，对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对港台统战，对海外投 资，恐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前景且不是被我们不幸而言中？还望有关方面从 自身长远利益着想，旧计适可而止，新策改弦更张，大政三思而行。 【选自《中国之春》第五十七期(一九八八年二月号)，作者原署名为申一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