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去来兮 田园已芜 ----匆匆上海行 钱 达 我是去年三月在旧金山加入中国民联的。五月间车少莉来旧金山湾区作了两场有 关杨巍案的座谈会,当时我应车少莉之托,替她找到此间的王明武律师事务所,愿 意免费代表她出席杨巍案的审判。可是其后几个月,杨巍案一直没有进展。直到十 二月八日,车少莉打电话来,说美国国务院通知她中共在十二月初就要“公开审判 ”杨巍。所以她央求我再联络王明武律师事务所,请问他们是否能去。其后柯力思 也来电问我们支部有没有人能代表中春总部去大陆出席杨巍的审判。 隔天我给柯力思打个电话,说我决定去,他说太好了,总部会紧急计划细节,于 是第二天下午我便去中共在旧金山的领事馆办理签证。一星期后我就登机赴上海了 。 我乘西北航空公司班机经东京转上海,于十九日晚十时抵达上海虹桥机场。我十 分惊讶,中国的第一大城市上海完全不像国际间的大城市那样,晚上十点钟的夜空 灯火灿烂与星月争辉,交通大动脉上的车灯映照出一条条错综盘缠,缓缓蠕行的龙 。而上海的夜空,灯光稀疏而昏暗,只有一条很明显有路灯的街道,从机场通向市 区。 夹带资料过关 当飞机滑过跑道再转向机场大厦,两旁的视野之内看不见一点儿现代化的设备和 号志,几乎可说空无一物,只有两架小一点儿的客机并列停在机坪上,这时我看见 更稀奇的事儿了,有几个工作人员在停机坪上骑自行车,很显然的上海机场上的勤 务和调度是以自行车为代步工具的。 进了机场大厦以后。里面的设计也十分单调而呆滞,验关时,连行李都没叫我开 ,我心中暗自好笑,因为各个自由国家在验关时,还翻翻搞搞,我想中国大陆更是 要从里到外翻个透。于是在飞机抵上海前半个小时左右,我把一百多页的资料揣进 衬衫里,在下机前后一个多小时中,那叠纸在胸前移来移去,弄得我很不舒服,我 不时得伸手进去理一理,没料到在人民祖国的海关如此宽大开明,我怎能不笑话自 己对人民祖国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呢”? 走出机场,因为飞机误点,最后一班巴士已经走了,我就搭计程车前往锦江饭店 ,住进了七二三号房。 星期天一早八点不到,我搭着锦江饭店所属的计程车,到了虹口公园附近的广中 五屯,去拜望杨巍的双亲。一路上交通之拥挤和混乱真是叫我瞠目咋舌。 杨巍的父母亲都是善良敦厚的典型中国人,他们热切地接待我。我们谈了大约两 个小时,在谈话中有两件事教我非常惊讶。第一件事是就在前一天(星期六)的下 午,杨巍的双亲才收到通知,杨巍的审判将在二十一日(星期一)举行。第二件事 是杨巍的案子,上海市民都不知道,甚至连邻居都不知道,因为中共是在杨巍的宿 舍逮捕他,而逮捕以后从未发过新闻,一直过了近十个月,才在报上登了一小篇, 还是因为中共抗议美国国会干预此案。 我从杨巍家出来以后,又去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可是他们星期天不上班,我就折 回锦江饭店。在这半天中,我看见各方面建设的落后和同胞们生活的艰苦,感到十 分痛楚,心中不禁要呐喊“中国人啊!你为什么受这样的灾难!”我在一个小小的 书摊上买了份上海地图,老太婆要五毛钱,我给她两块,她直躬身谢我,走过街头 ,看见摆地摊的,有的摆了十双手套,有的摆了八个脚踏车座垫。 大陆上的电视节目都很单调,但是那天晚上倒转播了一场精彩的女子甲组篮球决 赛,是解放军队出战湖北队。这大概是我在上海的唯一娱乐了。 挡在法院内外 星期一早上去餐厅用过早点,就叫了计程车赴上海中级人民法院。这法院是一幢 很老旧的建筑物,座落在福州路和四川路的交口上。进了法院大门有前厅,然后各 法庭还有门。我赶早来是因为曾听说大陆上的法院常常在开庭前一两小时贴出布告 ,这就算公开了,在这段时间,有时是准人进去的。可是我到的时候法庭的门没有 开,我就在四处走走。在法院大门外的右边墙上,有一块公告牌,上面公告了当天 开庭的一些案子。其中我找到了杨巍案的公告,上面写着“杨巍,反革命煽动罪, 订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上午九时正开庭”,下面签署的日期是十二月二十 日。想想,二十一日公审,二十日公告,而二十日还是星期天,可以说中共政权根 本不认为社会大众有权或有需要知道审判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觉得审判的意义很单 纯的只是当权者如何处分他们认为有罪的人。 八时三十分法庭开门了,有些人开始验票入场。我上前去对门口的法警说明我是 来出席杨巍的审判,他问我有没有旁听证,我说没有,但是我现在提出申请。法警 问你和他是什么关系,我说是朋友,法警说朋友也要票的。我说我特地从国外赶回 来参加杨巍审判的,他说不管你打哪儿来,没有票就是不准入场。 我在前厅来回的走似乎想不出其他的法子,我上前去说杨巍案与中国民联有关, 我是中国民联总部派来的代表,法警对我打量了一下,说,你到楼下接待室去填表 。我于是去接待室弄了份表来填,接待室里非常拥挤,不一会儿,下来两位穿制服 (不同于法警制服)的人,他们找到我,便叫我随他们进了一个小房间,关上门以 后,他们问我叫什么名字,从哪里来,拿哪一国护照,凭什么证明我代表中国民联 ,我于是掏出总部的委托书。他们说,你不是我国公民,必须经外事局的许可才能 申请旁听,我说,那麻烦你们帮我立刻联络外事局。 他们也真的带我进另一个房间打电话到外事局,外事局那边隔了好久,才找到一 个负责的人,他说了句“听法院说没有旁听证了。”还没等我再说话,那边就把电 话挂断了。我回头对法院的接待员说外事局没有拒绝我,他们只说没有旁听证了, 但是我刚才看见上面只坐了四、五排,后面还空了一大半。他们说没有外事局的许 可,我们发证也是违法的。他们以同样的话一再拒绝我,而时间已经快拖到九点半 。我谈话时拿出了录音机,并对他们说,我要录音了。他们没有制止我,可是从我 开始录音以后,他们就尽量避免说话。 法庭外演讲 我开始作强硬要求立刻见院长,他们说你不必见院长,我们是院方接待员可以决 定如何处理。我说,请问你们叫什么名字,他们犹豫了一下才说这个没有必要告诉 你,我说你们连名字都不能说,你们够资格代表法院吗?他们一时显得很尴尬,但 是仍然用同样的理由和我磨时间,这时审判应该已进行了一个小时,我说,对不起 ,我不想再跟你们浪费时间,我这就上去看看如果还有空位,你们没道理拒绝我。 说着我就径自往上走,他们也没拦我,就跟在后面。 到了法庭门口,门是关上的,那原先的法警,十分粗鲁地推我,我无意打闹,看 看前廊几张长椅上坐了十来个人大概在等其他案子开庭。我一面录音,一面扬起声 音说:“现在第三法庭在审判一位名叫杨巍的政治犯。杨巍是一个热血青年,他用 很大的牺牲和很深的爱来爱中国……”。 中共开放以后为了国际形象,凡与外事有关的突发性事件,似乎没人知道如何处 理,那些法院的人员,不来赶我,倒把那些听话的人赶走,可是那些人也不肯走, 他们转到另一个方向,还在听我讲,又隔了三分多钟,有七、八个法警出来,强制 我到楼下,其中一个人硬扯我手臂,我说,你放开我自己走。在楼下食堂里,他们 抢走我的录音机然后问我一些话。 一会儿,先前的两位法院接待人员又来带我到楼上会议室里,那儿有一位穿他们 同样制服的官员问我话并作笔录。他们三人的态度都很好,不过我们仍然有时争论 。有一回他们说,你们台湾同胞来旅游我们是很欢迎的,你看我们处处都给台湾同 胞特别优待。我说,你们对台胞优待就是对大陆同胞的侮辱,当年就不该迫害有台 湾亲属的大陆同胞,现在也不需要优待台胞,既然都是中国人,就该一视同仁。 “请”进公安局 吃过午饭,就有公安局人员前来交接,负责的是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警(以后称 公安女),她向法院接待员询问了我的问话经过,翻阅了我签过字的笔录,并交接 了我的证件和其它扣留物品和资料,然后叫人把我带出法院,坐上公安局的车,驶 向公安局。 进了公安局后,客厅中央摆了一张椅子,前面有两位公安局的官员,右前方的一 位(以后称公安甲,另一位称公安乙)用很严厉的口气,命令我在中央的椅子上坐 下,然后近乎吼叫地问我的名字。我说你不必大声吼叫,我们坐的不远,你说话我 都听得清。他不理会我,仍然用喝令式的声音问话,我说你是要和我比声音大吗? 他仍然不软化的喊叫,我也喊叫式的答了两个问题。 公安乙看看情况有点儿僵,就把话接过去,同时叫勤务人员给我倒茶。其后他们 问了我很多问题,包括我何时入境、何时加入民联、此行的任务、和什么人接头、 我的生长背景、在大陆有没有亲人等等。其中有多次尖锐的对话,相当激怒他们。 谁伤害谁感情 有一回,公安甲说:“你这样子用旅游作幌子进来搞政治活动,这是欺骗,是阴 谋。” 我说:“你们毛泽东同志以中共党主席身分都可以搞个大阴谋,我搞个小阴谋应 该没有什么关系吧!” 公安甲、乙同时变了脸,公安甲说:“你不要在这里撒野,我郑重地警告你,毛 泽东同志虽然有错误,可是我们对他的情感是很深的,你说这话严重地伤害我们的 情感,对你是很不利的。” 我说:“我批判毛泽东伤害了你们的情感,可是毛泽东伤害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 情感,谁来负责?” 公安甲说:“你不要老提过去的历史,对于文革四人帮惹下的错误,我们党都解 决了。” 我说:“怎么解决的,平反,平反就算了事啦?人民的损失怎么办?” 公安甲:“人民的损失我们都赔偿了。” 我说:“千万人的青春和生命呢?” 公安乙:“这些都是没办法的啦,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所以,这只能说你们认错了,不能说你们解决了,说实话,共产党犯下 许多严重的错误,是永远无法解决的。” 公安乙:“我告诉你,你说话要小心啊,不要在这里胡说。” 我说:“我讲的每一句话我都负责,同时,我再说一次,我早上在法院录的音, 请你们不要没收,因为我说的话可以带出去对外公开,如果你们没收我的录音带, 就表示你们有些话是不能对外公开的。” “你带着什么任务来?” 问话四个多小时后,大概的事都问完了,公安甲开始把问话拉回到几个先前问过 的问题(这时,公安甲的态度已经很客气,不再有先前的吼叫)。其中单单为了我 此行的任务就反复了十多回,磨掉了将近一个小时。 公安甲:“你再说清楚,你此行到底还有什么任务?” 我说:“委托书就在你桌上,上面写的很清楚。” 公安甲:“你一定还有其它的任务啦!” 我说:“没有了,就那么多。” 公安甲:“你大老远跑来,只有这么一点任务,鬼才相信哩。” 我说:“我这一趟来,已经准备暴露身份,所以任务很单纯,我不可能再联络其 他人,危害他们的安全。” 公安甲:“你一定还有其他牌,而且我们也知道了,你快亮出来嘛!” 我说:“你们简直像是在骗小孩子,我自己知道没牌了,你还咬定说我有,你既 然已经知道我的牌,那你先亮出来,我看看好了。” 磨到七点多钟,他们给我送来一碗面,虽然还是白水面,但是上头加了几片香肠 和肉片。我觉得他们真是十分礼遇我了。当我吃的时候,勤务人员还不时为我拍照 片和录影,我想他们大概要存个证,表示没虐待我,还给我吃饭。 我吃饭时,公安甲离开了,剩下公安乙和三个勤务人员。我问公安乙,杨巍的审 判结果如何,他说,他们也没去法院,不可能知道。我每隔一阵子就问他们准备把 我怎么办。公安乙就说,你别急,再等等。然后我们就闲聊,利用机会对他们教育 ,说了很多中国民联的主张。公安乙老是说,中国的情况特殊,你们不了解,我问 他特殊在那里,他也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偶尔一两个答覆,我立刻又反证驳回去。 旁边的勤务人员听的很认真,不时地看着我微笑。 到了晚上十点多,公安甲和公安女都回来了,他们宣布了我的三个罪名: 一、假造入境理由,搞非法活动。 二、在法庭外喧哗,妨碍公务进行。 三、中国民联为反动组织,在中国大陆不准存在,更不许活动。 立刻递解出境 然后他们告诉我,立刻就要将我递解出境。接着,他们要我看笔录,我看看大致 属实,除了补充一两句话就签了字。然后他们当面清点没收之物品,及交还给我的 物品。我要求保留胶卷和录音带,但是被拒绝。他们同时要我缴出所有与民联有关 的文件。我于是把读过且批注的民联二大章程与宣言都交给他们(想想也可以教育 他们)。还有王炳章最后用快递寄来的资料也被他们搜去。我忽然想到王炳章寄来 的纸袋上有个地址,我故作无意识地撕纸袋,他们警觉很快,立刻冲上来抢,说你 不可毁灭证据,我说这个对你们没用。公安甲和公安女与我在拉扯,公安乙拣起碎 纸在桌上拼凑。 十一点多,他们用两辆车子押着我回锦江饭店,其中三个便衣跟着我去房间,看 我收东西。结帐后,就开赴机场。到了机场,他们叫我在安全人员办公室沙发上将 就着睡,并且给了我一床棉被。房里总有一两个人轮流看着我。直到我返美才知道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照会已经进去,上海市公安局已接获指示,要谨慎处理此事。 早上九点半到了候机室,替我买机票的一位机场老官员对我说:“你回来多看看 才能了解,就不会这么偏激。”候机室里站着坐着的很多旅客都在看我,我便扬声 说:“你们共产党可以相信你们的共产主义,但是你们没有权把四个坚持放进宪法 里,还要强制人民接受。” 不久,乘客开始登机了,公安女交代了一位机上的服务人员,抵香港后替我安排 转机。我转身和几位公安人员握手。公安女说:“我们这次对你特别宽大优待,你 出去后要向外界说清楚啊。”我说:“我会的。” 民主是制度不是态度 我觉得对于任何人甚至共产党,我们都应该用予进不予退的态度,对他们的改进 给予鼓励。但是我们要更进一步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谈民主,不是一个态度的问 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我们要的不只是一批态度良好的官员,我们要的是一个 公平公开的制度,作为长期保障主权在民的实体。我还记得民联二大的形势报告中 就明白地指出,今天中共在设法把中国导向“理性的专制”,可是我们的目标是真 正的民主。因为没有任何人能保证专制中的特权不会变质,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是现 代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 抵香港后,在机场柜台上,我看见一位工作人员阅读的中文报纸上有很大的标题 ,写着:杨巍不肯认罪,被判刑两年。我心中十分感动。勇哉杨巍!真是配得天下 的中国人为你骄傲,在中国共产党这部制造软体动物的机器里,仍然找得到不肯弯 曲的脊梁。 飞机自香港飞向旧金山的途中,先飞过台湾的上空。在高空中可以很清楚地看见 曾文水库、石门水库及大台北市。我已经五年不曾返台了,今年年底父亲六十大寿 ,我没有回台给父亲祝寿,却涉险赴大陆。我心中只有遥祝我那教忠教孝、开明又 敦厚的父亲,身心康泰,寿高福大。有朝一日他回到故乡时,看见的不只是贫穷的 家乡和我那历经沧桑、意志消沉的叔叔,我盼望我的父亲能看见他所爱的中国有可 靠的、具体的新希望。 【选自《中国之春》第五十八期(一九八八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