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大陆留美学生的退党信 ----我的最后一次思想汇报 陈 雷 尊敬的物理系研究生、 党支部的各位同学： 想必大家还记得我这个老爱在支部会议上发言的“炮筒子”，也想必你们已经收 到我九月份请陶教授转交的给“沈、张、吴、陈…”等同学的信。在那封信里，我 已向支部汇报了来美一年多来的学习、生活情况，及对美国的一些印象和体会，也 表达了我作为一个海外留学人员极其想了解国内各方面的情况和为祖国的教育、科 技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的迫切愿望。 这是我出国后给组织上的第二封信，还是希望各位都能读到它，并给予批评与指 正，首先是希望得到你们这些同龄人的谅解与理解。 这封信是我这个近三年党龄的青年中共党员，向组织上的最后一次思想汇报，也 是一封向党的基层组织提出正式退党的申请信。这是基于中国共产党党章上明确规 定党员有退党的自由。 也许你们对此会感到震惊，但我想你们读了下面的较详细的理由之后，会理解和 原谅我的，也会继续把我当成一位党外的好朋友。 一、入党前后 关于我的入党动机等，你们能在我的入党申请书、志愿书及以前的思想汇报中找 到答案。简而言之，是为了让自己更好的为祖国服务，为四化事业多作贡献，为党 提供新鲜血液，等等。 在中国科大的四年（七八至八二年）中，我是不太关心政治的。因为父辈的教训 而时常有着对“政治”的怀疑和恐惧。是因为在科大时和离开科大后受方励之教授 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员的“言传”，是因为看到了像庄承群老师那样的优秀共产党员 的“身教”，才使我觉得一个有抱负、有作为的年轻人应该关心政治、关心祖国的 前途和命运，而且觉得入了党比不入党可以更好更有效地为国效劳，作为党的一员 会使自己更好的在各方面进步和成长。 确实，在出国前的两年中，由于和一些年轻的已经入党的和正在争取入党的学生 们的接触，使我学到了许多，提高了自己辨别事物的能力，在政治上成熟了不少。 从小受到父母、学校的教育及个人的经历，使我养成了一种喜欢观察社会、思考 人生的习惯，养成了一种坦率直言、真诚热情的性格。对人、对事可以不发言、不 说话，或者可以开玩笑，讲幽默，但决不想说假话，讲大话。总之，想做一个正直 、诚实的人。 出国以前，已有一年半的党龄，在复旦读研究生期间，基本上还是觉得自己的理 想、道德规范等和党员的标准是相符的，而且也很高兴的看到党在改革、开放的政 策中变得愈加开明和进步。虽然也听到不少“不正之风”，碰到不少“想不通”的 事情，但毕竟我们在支部会上可以讨论：讨论方励之的报告，讨论李敖、柏杨的文 章，讨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 可是出国后发生的几件事包括一些出国前就有的想法，使我慢慢改变了对党的看 法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信仰。 二、学运、方励之 去年年底的学潮中，我几乎天天看报纸、看电视，想不通的事情却天天剧增。 一、明明学生们都在街上游行，为何《人民日报》却大登北大文艺节、复旦娱乐 活动（十二月初）？报纸的新闻性哪里去了？ 二、为何在学潮中把“工人”和“学生”截然分开？难道他们有不同的“公民权 ”吗？ 三、为何让参加游行的学生事后填写有否参加游行的表格？难道还像过去一样， 在毕业分配时算“旧帐”？ 四、领馆来传达文件，说是一位高层领导人说“必要时不惜流点血”，不禁使我 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还要出现新的“四·五天安门事件”？ 五、为何一位领导人说开除谁的党籍，就可不按组织程序，而开除一位党员的党 籍？这不是等于说，共产党是由一个人说了算吗？ 六、为什么一有什么事情，总是要推出一位党的领导人来负全部责任？（这次是 胡耀邦先生）不是说党是可以承认错误的吗？党犯错误和个别领导人犯错误是两个 概念，不是说集体领导吗？ 七、听说除了方励之等三位知识份子被开除出党，还有许多人被劝退，许多报纸 被查封，为何《人民日报》上看不到消息？ 八、一个民主的、成熟的政党（包括执政党），应该是能容纳批评和反对意见的 ，为何要让所有的报纸、所有的人，都说同样的话呢？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这些 最起码的民主规则，难道是对中国有害的吗？难道中国人民没资格享受这些起码的 做人的权利？ 九、我读过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文章，我实在想不通他们为何不够党员的 标准。既然方教授不能做党员，我想我离党员的标准一定更远，这是我退党的最主 要理由。 十、前几天看了“十三大”的录像，非常高兴这次党代会能开记者招待会。既然 是执政党，当然应该让国内外的百姓都能知道党的政策。“人民当家作主”的最起 码条件是人民有“知情权”。但在谢希德校长等三位大学校长主持的记者招待会上 ，一位记者问到，方励之被开除出党，为什么还要撤销他的职务？回答人却答得不 着边际。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是不是说大学副校长一定得是共产党员？那不是 剥夺了许许多多“不符合党员标准”的中国公民为国作贡献的权利了吗？每当报纸 上公开批评某人时，那人的发言权、申辩权就被剥夺了，这怎能让百姓信服呢？为 何不可让争论的双方在报上公开辩论呢？ 尽管如此，我还是很赞成赵紫阳总理在报上对方励之教授的评论，他欢迎方教授 作为一名党外人士，可以继续为国家作贡献。这也是我退党后的态度。尽管我的思 想、政治态度、个人信仰离一个党员的标准可能已相差甚远，但我希望政府能继续 给予我一个普通公民为国效力的权利----其实这种权利应该是一个公民应有的。 三、杨巍案、《中国之春》 大家知道，今年（一九八七年）年初，海外的两千多名（第一批一千多，第二批 五百）留学人员在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国内的学潮、“反资”运动、胡耀邦 的免职等等表示了深深的关切。我也签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后来领馆来人说，大 家的意愿是好的，但公开信的做法不妥。可是若不是公开信的方式，政府是否会答 覆我们呢？许多同学说，他们给国内去建议与批评意见，往往像石沉大海，杳无音 信；况且公开信的形式本身就是一个公民对一件政治事件表明的个人态度，是对国 家的一种关心。我个人觉得公开信的签名者是海外留学人员中的先进份子，应该是 受到政府表扬的。 最近又有另外十几位在不同学校的留学生（包括我）发起了另一封公开信，那就 是要求政府对杨巍案的公开审判。杨是复旦七七级生物系学生，考上自费公派，于 八三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读书，去年回国探亲时参加学运而遭逮捕，留学生们对 此非常关切，希望知道事件的全部真相，也有许多事情是我至今想不通的。 一、说是绝不逮捕学生，但留学生就不算学生了吗？其实不必作这种做不到的承 诺。 二、杨被捕近达一年，没让家属探望，没有审判，和近期新颁布的《刑法》有抵 触，法院有法不依，这让百姓如何信服？ 三、今年从国内出来的学生（包括复旦），一点都不知道有留学生被捕，为何报 上对如此重大的政治案件一点都不披露？大家不免人心惶惶，不知是否还有其他的 “秘密”逮捕的政治犯？（曾在报上看到领导人宣称“中国没有政治犯”，这能让 人信服吗？） 四、我本人与杨巍并不认识，虽然有一些要好朋友认识他。杨的妻子车少莉去年 出国，在休斯顿的贝勒医学院留学。杨被捕后，车在美到处申诉，使得这儿的中外 人士都对此案极为关心，据说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华时还专门向中国领导人问起此 事。 五、前几天东北部的留学生们起草了一封公开信，传到德州，我也参加了发起者 之列，并征求签名，向政府表达我们的意愿。 六、我与车少莉通了电话，她说起因是中国政府把对杨的起诉书给了美国国务院 一份，她因而得知杨将被审判。这又是一个法律上的错误，为何不通知杨的直系亲 属而先通知另一国的政府？（车声称她始终未得到任何一点法院方面与她的接触。 ） 七、我知道了起诉书的内容，假定上面所述属实的话，我对杨本人的行为（参加 “中国民联”）是否正确并不知道结论，但我能得出的结论是他犯了言论罪，是政 治犯。在国内外舆论如此关切的情况下，我真切的希望政府能以此案给世界树一个 法律公正的样板，而不能再像当年审魏京生那样搞秘密或半秘密审判了。（所谓公 开审判是应该任何人都有权旁听，被告人的辩护应对百姓公开。） 八、这封要求公开审判杨巍的公开信的发起人之一胡平，我和他通了电话。我问 ：按起诉书，杨参加了“中国民联”，而它的主要罪名是“要求取消四项基本原则 ，改变中国现行的专制制度”，所以杨是违宪了。他回答我说：“每个公民都可要 求改变宪法中的任何条款。只要不诉诸行动，言论本身并无罪。就像开人代会，有 的代表要取消“四大”等一样，而“专制”制度是指中国的一党专制，没有反对党 的存在。“四项基本原则”写进党章（要求每个党员遵守）是合理的，但写进“宪 法”（要求每个公民遵守）就不妥。《中国之春》只是要求在宪法中取消四项基本 原则，而并没有提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我实在驳不倒他。 九、我本人对杨巍的言论、行为是否犯罪并不加评论，我关心的是法律程序问题 ，关心的是能否公开审判，让被告与起诉双方能公开辩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服众 。若是公开、公正的审判，杨被判一百年我都没意见；若是秘密或半秘密的审判， 杨被判无罪释放我都会有看法，不服气。 十、对于《中国之春》，我在国内就时有所闻，出国集训时又被告知不可与其接 触，因此对《中国之春》抱有一种敌视和戒备的态度。来了之后，发现他们往每个 学校的中国学生免费投寄，我也读了不少（我是从来不怕受“毒草”毒害的，因为 我相信自己有脑子，可以自我判别），对其中的许多骂人文章很不以为然，也很反 感，但其中有些讨论改革、民主的文章确实可以借鉴。我不知为何政府对此要如此 敏感。他们那些人无非是想做一个中国的反对党，许多思想是北京西单墙的延续， 至少是关心中国的人，而且不是一个暴力组织，为何政府不可以容忍它呢？设想一 下，假如中国有反对党的存在，那“反右”、“文革”这类错误就不可能会发生。 反对党、反对派的存在对一个国家起的是安定作用而不是破坏作用，这个事实在许 多国家都已得到证实。 我本人并不是《中国之春》成员，将来是否会参加也不能预料，但我觉得政府应 该容忍这类组织，因为他们并没提出要推翻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只要他们的活 动是合法有理的，不该不允许他们的存在，虽然他们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 现在苏联释放了持不同政见者、著名科学家萨哈洛夫，台湾开放了“党禁”、“ 报禁”。若中国政府在政治上还如此保守，如何让世人敬佩？ 四、留学政策 我在国内就有人对我私下说：“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共产党的政策 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当时我听了这个非常生气，却又拿不出理由来驳倒他 。一句玩笑话，却大大刺伤了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心。我衷心的希望党能尽快恢 复它在百姓中的良好形象，科学地、系统地、民主地制定它的政策。 我在国内目睹政策（特别是留学政策）的频繁改变和前后矛盾，其结果总是许多 有权有势的子女得利，而许多一心一意服从组织安排、相信党的政策的人吃亏。关 键是好些时候领导上不告诉我们实情，而大家依据的都是所谓的小道消息，而且小 道消息往往比大道新闻更为准确。这个话想必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许多政策的制定都是为了“宣传”，以至于政策的制定者们本身都不相信。他们 对自己子女的“家庭政策”和他们对学校中广大同学实行的政策，有时是正好相反 的。这让像我这样无势无后门的普通学生如何服气？明明知道是对自己前途不利的 做法，却又无可奈何，要“服从大局”，而这个“大局”往往又含有“骗局”的成 份，以至于养成大家不讲真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难道这才是“四化” 建设需要的人才？ 动员海外留学生回国问题也充满着“宣传”的因素。其实，若是国内有事业、有 奔头，有工作和说话的自由，归国是不成问题的。解放初期大批留学生回国，并没 什么人去大力动员。问题是不该让大家对回国感到有压力（回去后再也不能长期出 国了，对出国人员应加强政审了，等等）。这样造成的恶果是，留不下来的人才回 国。这对一个需要大批人才的发展中国家有何好处？国家需要的是真正的人才。有 些人暂时不归并不可怕，宣传时不应强调“你们应该回国”，而应说明哪些地方需 要哪些人才，采用聘任制，不满意的可以辞职，也可以再出国。即政府关心的应是 留学人员为国家作的实际贡献，对开放、改革所起的实际作用，而并非是否归国的 形式问题。 我们在校受到的教育总是说组织上对我们的安排是对我们的前途最有利的，可事 实上并不是这样。应该让每个人有自我选择的自由。因为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而 且只有自己选择的才是自己最愿意和最能够干的，才会干得很好。“强扭的瓜不甜 ”，一个被束缚自由的人是作不出好工作的。 五、党员的隐私权及其他 我想各位老朋友们一定还记得我在复旦的那次初恋史。一位临出国的长我好几岁 的同学给我介绍了一位名门之后，虽然本人一开始不敢领教，但出于他的好心，女 方的诚意，慢慢的回心转意而变得真心实意了。后来组织上说我作为一个党员，有 了女朋友后该事先向组织上“打个招呼”，因为据说组织上可以为我“了解”对方 ，我听了很感动。可是后来发现是对方的家长（由于有权有势有名望）在通过党组 织由上而下的调查我，调查我的动机，我的能力等等，可是女方是个非党员。这可 让我纳闷了，被搞糊涂了。 这件事给我带来的不是失恋的痛苦（因为也许我和她之间并无爱情可言，而是由 介绍人好心的撮合和年青人的好奇、新鲜所致），而是留下了对党组织中一些干部 的极度失望所带来的痛苦；包括对一个受人崇敬的“科学家”家庭不择手段干涉子 女婚姻的鄙视所带来的失望与痛苦。 出国后又碰到一位好友告诉我的事，使我大为吃惊。他的一位女友和他已经准备 订婚，两人之间的感情相当融洽。周围的朋友、同学们也非常的赞成和欣赏他俩的 结合。可是当女方远在国内的家长发现他是个直率坦承、喜欢“说话”的青年后， 却极力的反对，硬是用许许多多违心话，迫使女方离开了他。追其原因，是因为女 方的父亲就是喜欢“说话”，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而由此造成了家庭的无穷无尽 的折磨与破碎，家庭的悲剧一直延续到女儿已出国后的半年，而女方的家庭一致认 为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于父亲的性格所致，他们要女儿找一个老老实实、保险系数 高的对象。 我没想到三十年前的阴影至今还笼罩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上。 六、宗教信仰、基督徒 在大学里，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好奇，我曾经浏览过《圣经》中文版。在上海念研 究生的后期，我接触过一些对佛教、中国古代文化极有造诣的朋友，也接触过祖辈 是基督徒的旧知识分子的后代。而最早使我产生宗教的观念的，是一篇不太流行的 中篇小说《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着），作者把科学、宗教、艺术，分别看作是 真、善、美的代表，认为“真实”并非是宗教的主要特征。 在上海去过好几次教堂，在热闹的都市里，教堂的音乐使我的心情安宁，我一开 始是因为喜欢教堂的音乐和气氛而去教堂的。 来到美国后，对基督教的接触就很多了，学校的国际学生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外 国学生寄住的家庭，几乎清一色是教徒。而且那些去中国教书的外国学者和读书的 外国学生，绝大多数也是教徒。 中国人说：上帝若是真的，那请证明给我看；美国人说：上帝若不存在，请证明 给我看。 我觉得宗教的重要性是它告诉了人们一种人生哲学。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宗教， 只有劝人行善，原谅自己更原谅别人的宗教才有长久生命力，我最欣赏基督徒的一 句诫言：要爱朋友，也要爱敌人。 七、希望和建议 退党以后，我打算用一个基督徒的人生哲学来渡过我的一生。 总而言之，我提出退党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方励之教授被开除出党，他作为党 外人士继续为国服务；二是中国有宗教信仰自由，而我已准备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 ，而接受一个基督徒的信仰，以此渡过一生。 希望我退党以后，政府和学校、系里继续给予我为国效劳的权利与机会；你们都 是我的老同学，也希望你们能继续和我保持联系，并提出你们的批评与指教。 上次给学校和你们写的信都还未收到回信，甚感遗憾。可能是大家的工作都很繁 忙。 我倒是建议学校应有专人负责与海外留学生、工作人员保持联系，因为虽然我们 身在海外，但也是可以为母校和祖国做许多事情的，特别是资料方面的事情。 最后，请代向系里的老师、同学们问好。 祝圣诞快乐及新年好！ 学友：陈雷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 【选自《中国之春》第六十期(一九八八年五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