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之手 无力回天 房志远 经济学的困惑 中国大陆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了第十个年头。这十年，是经济学家们大展宏图的 十年。从北京到地方，五花八门的经济发展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经济体制 改革委员会如雨后春笋；各级决策机构的案头堆满了各种各样的建议、报告、改革 方案；中国经济学辞典上又增添了一大批新概念、新名词：责任制、承包制、代理 制、双轨制、聘用制、合同制、破产制、租赁制；资金市场化、劳动力商品化、企 业股份化、干部知识化；利改税、拨贷款、条改块、中心城市发展战略、农村包围 城市的发展战略……总之，能想出的招都想过了，能使用的术都试过了，可是改革 的战车四处碰壁，全国上下民怨沸腾，从上到下，几乎没有一个人对今天的现状表 示满意。 老百姓在骂，据说是“碗里吃肉，嘴里骂娘。” 中共改革派领导人也在骂：经是好的，都被下面的和尚念歪了。 中共内反对改革的人更在骂：都是这帮教师爷出的馊主意，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 。 经济学家堕入五层迷雾之中，为什么？是他们所依据的理论荒谬？还是对中国的 实际情况了解不够？ 看来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由经济学家来回答的，有时候它们需要政治学，甚至 心理学来回答。 问题看来并非都出在那些改革的理论和方案上，也许还很少有人注意到其原因很 大程度上关系到实施它们的那一只手。这是一只有形的手。 翻云是这只手，覆雨是这只手，翻云覆雨还是这只手，它的一举一动人们历历在 目，有案可查，它怎么可能“玩得动”。 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 世界上有三只手左右着人们的行为。 第一是上帝之手。这是一双无所不能，神秘莫测的手，人们可以从那里为所有无 法解释的现象找到归宿。 第二是市场之手。这是一只无所不在，铁面无情的手。千百年来，它默默导演着 无数出“人间喜剧”。是亚当·斯密揭示了它的存在。人们可以从那里为无可奈何 的事情找到归宿。 第三只手是国家之手。这是一只反复无常的手，时而刚强有力，时而弱不经风， 它可以将社会举上峰顶，也可以反手将它抛入深渊。每个人都可以感觉到它的动作 。 在这三只手中，前两只是无形之手，后一只是有形之手。 在中国，这只有形的手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它无情地 抹掉了第一只手；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它强行镇住了第二只手。这一切从两千年 前就开始了，唐德刚教授的“国家强于社会”一文，对这一历史过程有着精彩的描 写。(见《中国之春》第六十二期) 这只手的控制力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达到了顶峰。它规划投入产出，控制人口流 动，调节需求供给，包揽衣食住行，它呼风唤雨，拔苗助长，在它不可一世的时候 ，企图用棍子把人民赶进天堂。 可是终有一天，指挥这只手的大脑们意识到他们错了，他们要进行改革。他们同 样是用这只手，去弥补从前造的孽。可是人们发现，这只手在这时显得那样无力， 以至它的每一个举动都会成为众矢之的。 当这只手把功劳全都归于自己的时候，就已为它成为众矢之的埋下了伏笔。如果 一个政权把风调雨顺归功于自己，无疑就等着人民把天灾人祸的怒气发泄在它身上 。历史常常比人们想象得更幽默。 中国改革的困境 无形之手和有形之手之优劣是经济界长期争论的问题。在这一争论中，人们常常 把焦点集中在哪一只手在经济调节，资源分配方面更有效、更合理。可是如果我们 跳出纯经济学的圈子来看这一争论的话，两者的优劣还有其它方面的意义。 社会改革中的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就是让人们承认现状，向前看，尤其是让那些 利益受损的人甘心情愿地接受现实。否则，社会将陷在无休止的抱怨、翻案、复辟 之中不得安宁，要么就用强力剥夺所有受害者说话的权利。 在这一方面，无形之手无疑比有形之手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而且最大的优越之处 就在于它“无形”。任何人，任何团体也不需要为这一社会结构调整的后果承担责 任。其后果是上帝冥冥所为，市场幽灵作怪，人们的怨气无处可泄，只能认命，于 是社会将顺利地渡过调整期间的阵痛，走向新生。 相反，以有形之手来执行社会改革的最大弱点正在于它“有形”，有具体的行为 和实体来承担社会调整的后果。社会结构调整意味着利益的再分配，其总不可避免 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由于他们看得见那只有形之手的动作，就会把怒气发泄在这 只手上，或者这只手背后的具体人或团体身上。 经济学家凯恩斯就深知其中之奥妙。他知道物价上涨和削减工资都会造成工人实 际收入下降的相同效果。但他建议宁取前者而不取后者，因为前一手段更高明，其 动作是无形的、隐蔽的，受害者一来不易查觉，二来即使察觉了他们的受损也找不 到具体发泄怒气的对象。而后一动作显然必须是有形之手所为，必有人(一般是企业 老板)来承担责任。工人们有了明显的抗议对象，很容易诱发罢工、示威和动乱。 中国的事情就更加复杂了。这只有形之手过去不但包揽了一切，而且劣迹昭彰， 以至它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中国大陆目前的改革，就陷在这样一种困 境中。 中国需要进行价格改革，以改变过去极不合理的比价关系。从理智上，这一主张 是无人反对的。可是实际中问题并不那么简单。以中国过去绝对卖方市场的状况， 价格无论怎样调整都意味着大幅度的通货膨胀。商品的价钱尽管是价值规律的作用 后果，可是由于物价过去是被那只有形之手按住的，人们又亲眼看见它的上涨是由 于按在上面的那只手松开了，他们自然会认为物价是你国家“提”的，帐自然要算 在政府头上。 那只“手”背后的脑瓜也不傻，他们明白这个道理，并采取两种办法： 第一是在一部分商品涨价同时，降低另一部分商品的价格，以达到苦乐均衡的效 果。可是若每次来这么一手，就更证实了价格的上涨是人为的后果。不是吗，既然 国家可以“降低”某些价格，那么上涨的价格可不就是国家“提升”的吗？何况老 百姓在占便宜的时候很难察觉，而吃苦头后绝不会忘记。 第二是增加工资或发放补贴。这是赤裸裸的有形之手的动作，它引起的麻烦就更 大了，攀比风将不可竭止。 如果提高消费者收入的办法是绝对平均的，象发放补贴者一样，每个人头十元。 那么低收入和赡养人口多的职工会问：“凭什么高收入者和工作人口多的家庭与我 们一样数人头？物价上涨对我们的影响要比对他们大。” 如果按照个人能力、学历及贡献评定工资或增加工资，五六十年代被“运动”耽 误了学业的知识分子，六七十年代被上山下乡耽误了青春的知识青年会愤愤不平： 凭什么八十年代毕业的大中专生比我们拿钱多，或和我们平起平坐？过去听党的话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结果吃了大亏，而且又是造成他们吃亏的同一只手在翻云覆 雨，他们能不愤怒地向党讨还青春吗？ 如果企业的工资水平与企业营利挂钩，那么亏损企业和微利企业的职工必然要与 盈利企业攀比。其忿忿不平是自然，因为国家不让他们自由选择企业和职业，硬把 他们绑在那些倒霉的企业里，他们凭什么不能得到与其他企业职工同样的待遇？况 且，亏损企业的责任很大程度上不能由经营者生产者来负，而是过去国家的价格政 策、税收政策造成的，凭什么这一后果要由职工承担。 由于这只有形之手，不但群众骂，党政官员也在骂。 不是财政包干吗？如果各省市平均“包干”，穷省的官员会大发牢骚：国家不投 资，穷得叮啷响，凭什么让我们和富省上缴同样比例的钱。如果各省市不平均，上 海等发达地区的官员会骂：凭什么让我们去养活那些穷地区？同样是发达的沿海地 区，凭什么广东省只上缴十几亿而我们要上缴数百亿？ 税收的道理亦同。若是固定税率，一视同仁，穷企业会呱呱叫：苦乐不均；若是 增加调节税拉平差距，富企业又呱呱叫：鞭打快牛。 别以为光是利益受损者骂，发财致富者也在骂。 发了财的人看问题有不同的角度，他们会说：凭什么别人发财比我更大，凭什么 我明明能发大财，国家要层层限制，拿去大头让我得小头？万一国家要安抚一下“ 红眼病”的穷人而采取措施砍掉他们冒的尖，他们又会大叫：杀富济贫。 总之，无论哪个社会，人们都会有无穷无尽的怨气。碗里有没有肉有待考查，可 嘴里骂娘在所难免。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治世的区别不在消灭这些不满，而在于让 人们无处可泄，自吞自咽，使社会保持“向前看”的冲力和活力。 我们并不是说有形之手今天在中国干的事都是错的。它成为众矢之的的原因一是 因为它从前干的蠢事错事太多；二是因为它的一举一动人们都看得见。前者提供矢 ，后者提供“的”。 这只手曾经包揽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可现在要撒手不管了，那怎么行？过去三元 钱房租，二十元伙食费，可现在取消食品房租补贴，一个月一百元伙食费，还要房 屋商品化，逼着人们化数万元买房子。人们当然会不满：“想推卸责任？岂有此理 ！” 这只手曾经劣迹昭彰。它曾制造大锅饭，将平等的待遇强加在每个人头上；它曾 规划一切，搞得经济弊端丛生，资源浪费惊人。可是现在这只手却要悄悄地隐退、 消失，让市场幽灵去承担“不平等”的后果和结构调整的阵痛。人们当然会愤然： “想赖掉罪责，谈何容易！” 以上就是弥漫在十亿中国人心中的情绪，这不是理论问题，也没有任何道理可讲 ，这是现实，是社会改革者必须面对的现实。 几种可能的出路 出路无非有四条： 第一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抛出替罪羊，把从前所有烂帐、旧帐都推到他身上， 让这只替罪羊成为众矢之的靶子，吸收人们的不满和愤怒，使所有人都承认现状， 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手，在共产党的统治史上是屡试不爽的。替罪羊的名单有长长 一串：托洛斯基、布哈林、赫鲁晓夫、纳吉、杜布切克、哥穆尔卡、刘少奇、林彪 、四人帮、胡耀邦，等等。如果这一幕在中国重演，下一个替罪羊将是赵紫阳。 人们常说“要对历史负责”。现在中国正面临这个问题：谁去对历史的烂帐负责 ？替罪羊的方法说到底就是在统治集团中牺牲一个(批)人，让他(们)去背历史的黑 锅，从而开脱其他人以及整个集团，为他们修改政策创造条件和借口。“谁对历史 负责”，这是每一场社会变革所必须考虑和解决的问题。背这个黑锅的要么是上帝 或市场幽灵，要么是具体的人或集团。 第二是学习西方的经验，建立两党或多党政治。在两党政治中，社会不会走进中 国今天的死胡同。一个党把事情搞糟了，自然背着历史的烂帐下台。只要换一个党 执政，政策就可以大幅度地转变，社会将顺利渡过政策调整的阵痛，不会有任何尴 尬的场面或矛盾的僵局。 这样一来，在社会的转型期，“谁对历史负责”的问题圆满解决。不要以为两党 制仅仅是两党轮流执政，两党同时也轮流背黑锅。后一种功能比前一种功能更重要 。首先要有人背黑锅，才有可能另起炉灶。所以下台的党同样为社会作出贡献，其 功能之一就是当箭靶子。 第三条出路是改革领导者坚决而有步骤地撤手，将有形之路化为无形之手，硬着 头皮闯过计划----市场转轨这一关，不但开放消费品市场而且开放生产要素市场。 在这个开放过程中，今天的价格改革远不是中共的鬼门关，真正的鬼门关是劳动力 市场的开放。到那时，在那只有形之手背后的中共政权的强度，将要经受民怨沸腾 的考验。 只要改革冲过这一关，随着有形之手的消失，人们将逐渐忘记它的政绩，习惯于 无形之手的调节。社会将了结历史旧帐，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前进。这一过程需要一 代人的时间。 第四，改革冲不过市场转轨这一关，社会发生动乱，政府倒阁，实行军管，或爆 发革命，经过一段时期动乱之后，人们终于承认了现状，了结了历史的旧帐，社会 将从一个废墟上重新开始进步。 第一条出路意味着改革的倒退。有形之手所造的烂帐早已由四人帮和华国锋背上 了，新的替罪羊所背的黑锅将是转轨时期的烂帐，改革失败的后果。这一替罪羊的 最佳人选无疑是改革派的赵紫阳，而赵紫阳被抛出之后，政治将趋于保守，中国的 经济体制将会向东欧靠拢。 然而对于中共来说，用这一手解围是否还像从前那样颇灵值得怀疑。替罪羊的方 式需要以人民极端愚昧和中央集权有能力对人们的思想和舆论严密控制为前提。这 一前提在中国显然不存在。既然找四人帮算帐都没有平息中国人民的不满和疑虑， 也无法了结历史旧帐，下一个替罪羊的效果就可想而之了。这一手开始灵，用多了 就不灵了。 第二条道路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最光明的；它意味着中国的改革有可能彻底成功， 当然这一改革将不再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党若想为中华民族做一次贡献(或牺牲) 的话，就勇敢地背起黑锅下台，以求青史留名。 也许有的人对这一条出路不以为然，他们会重复共产党的论调：“在中国，除了 共产党，没有一个政治力量有能力领导改革。”且慢，这句话若是在苏联说，可能 是实话。可在中国说就是睁眼瞎话。就在近在咫尺的台湾，确确实实存在着一个完 全有能力接管中国大陆政权的政治力量----国民党，存在一个现成的影子内阁；全 套的干部班子和人才储备，七十余年的执政经验，和近四十年来远在中共之上的政 绩。 这一条路对于共产党来说绝不是亡党之路，而恰恰是新生之路。只要两(多)党制 规则确定，反正黑锅轮流背，国民党或其他党也终有一天会背着历史的烂帐下台， 共产党仍有可能东山再起。比起其他三条路，这是唯一一条能使共产党长存的出路 。 至于第三条和第四条出路，只不过是同一种选择可能出现的两种不同的后果。对 于中华民族来说，第三条路无疑比第四条路强得多，不但社会损失小，而且进步快 。可是对于中共专制政权来说，这只是个如何垮台和何时垮台的问题，简单说就是 “恶终”还是“善终”的问题。市场经济的奠定，不但宣告共产主义整个理论体系 的破产，而且将为一党专制的制度敲响丧钟。到那时，共产党的末日就真正是指日 可待了。 【选自《中国之春》第六十四期(一九八八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