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军、老木答司法部声明


陈 军：
  (一)司法部领导人所作的发言，没有明确是授权于司法部，也不具发言人身分，
故可以理解为只代表他个人作为领导的意见。
  (二)该领导人对公开信的评估，没有给读者提供一个事实基础，故反会有造成舆
论混乱的可能，使公众无法做出客观的判断。
  (三)公开信从内容到签署人的意愿都基于人道立场，并对政府寄予希望，且要求
大赦是直接向最高权力机构----人大常委会提出的，我个人以为只有人大常委会才
能给予权威回答。
  (四)我曾在致人大常委会另一封公开信里，提到要把大赦列入人大议事日程，并
建立魏京生案件复查小组。也许我不了解中国第一冤案刘少奇主席案是如何从法律
角度被审议、推翻、但我确知四十年里被纠正的司法错案，就不下几十万。
  (五)宪法规定，人大常委会有权提出大赦，经国家主席批准即可实施，建国四十
年里我们已经大赦过日本战犯、溥仪先生、杜聿明、沉醉先生，除了人道的立场可
以考虑大赦外，刑法也规定，重大刑事要犯在服刑期间没有大错，可予减免待遇。

  (六)在征集签名过程中，我没有制造任何舆论，也没有对魏京生等人作过任何评
判。在致人大的信里，我明确表示我不了解魏京生的情况，故说我制造舆论毫无根
据。另外魏京生的案件已审理结束，不存在影响司法独立一说。究竟最后谁无法制
观念难道领导人不清楚吗？
  (七)报道指出我给《中国之春》撰稿，完全符合事实。我最后在《中春》上发表
文章已是三年前的事了。最近的《世界经济导报》上时有原《中春》撰稿人的文章
出现，其中著名专家、学者还常出现在政府应邀的贵宾之列，从未蒙指责，而对本
人撰稿一节，该领导人亦只披露，没有作任何批评，我认为是一个进步。我历来坚
持不参加任何组织，我认为完全的责任，只有自己才能承担。
  (八)中国在开放中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大胆构想，说明政府对压力集团的存在
已有客观认识和接受。故批评我支持组织压力集团是违背了“一国两制”原则的。
况且，压力集团的存在，如果不是采取对抗的形式，对社会，对政府是有利的。
  (九)我欢迎司法部领导人提出尊重事实的提法，我希望政府部门能够帮助我更多
的了解事实，以便做出更客观的判断。我再一次提请政府实行大赦，尊重人权。这
将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社会民主发展。我的希望和追求，和司法部领导人最后
的观点根本上是一致的。
  (十)民主在中国的发展十分缓慢。历来知识分子争取民主，政府也在谈民主，为
什么收效甚微，且往往互相冲突？我以为是长期以来社会没有一个持续稳定的发展
过程，除了内乱，就是运动，以致大家对民主的认识只停留在意识形态方面，对实
际的运作过程理解甚浅。也许在今天的以合作代替冲突，以和平代替暴力的时代里
，大家都应该克制，政府更应该克制自己，以便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有一次机会，用
文明的、渐进的民主协商的方式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老 木：
  签名的公开信发出之后，我便按原来计划去了河南省采访，二十三日夜间回到北
京，读了一些海外报导，更读了《人民日报》二月二十三日所载司法部领导人谈话
之后，觉得有必要对签名发表我个人的一些意见。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而一个诗人的创作出发点就是深怀对这个世界、对人类的爱
，或者说就是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今年春节之后的一次
聊天中偶然提出的签名呼吁大赦，就变成了我们几个年轻人的行动。这次签名顺利
得到了邵燕祥、冰心等三十多人的响应，是我们所没有想到的。这个事实使我们对
中国知识分子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这一次小小的实验，只是证实
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丧失的东西的恢复，这就是知识分子作为一个
独立的力量所具备的非附庸性、相对独立、介入原则等。
  然而签名一事使我感受最深的就是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可以说是目前中国最
关键的问题。只有一个社会真正实行言论和出版自由，才能谈得上是民主的开始。
而中国社会的变革和进步，也只有实现了这一点，才能有所保证，才能谈得上畅所
欲言，社会监督，人民充分表达自己的意志，也就不再出现这次签名所采用的极为
“原始”的方式了，更不会出现《人民日报》所载司法部负责人的含糊其辞，避重
就轻，掩饰事实的谈话了。
【选自《中国之春》第七十一期(一九八九年四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