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着转折 胡 平 一九八九年五月十六日于纽约 历史，有如人生，其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 今天的中国，就正面临着这样一个关键时刻。二十天前我曾经讲过：“未来的几 个月、几周、乃至几天的事态发展，将对整个中国的前途产生极其重大的影响。” 的确，现在已经到了以天来计算的时刻了。由于中共当局的拖延战术，勇敢的大学 生们终于采取了非暴力抗争的最高形式----绝食。人体忍受饥饿的能力是相当有限 的。这场有两三千人投入的集体绝食不可能持续得太长久。几天之内，必有分晓。 这些年来，中共当局一方面搞改革，一方面压制民主。然而，由于半心半意的改 革不能令人满意，而半心半意的压制又不能使人恐惧，于是就引发了这样一场渐进 的、加速的、一浪高过一浪的民主运动。年轻的大学生充当了先锋队。这不仅因为 在中国历来有着学生运动的光荣传统，更因为这一代大学生和他们的父兄有着显著 的不同----毕竟，他们是长大的而不是吓大的。他们有着我们这个过于古老、过于 灾难深重的民族所最需要的东西----勇气。自由的秘诀只在于勇敢。此理千古不易 。 四月二十七日是历史性的一天。在此之前，中国共产党做好事的信誉固然早已一 落千丈，但做坏事的信誉却历久弥坚。多数人仍然相信（其实是迷信），在镇压自 由民主运动方面，共产党还是“说得到，做得到”的。十万首都大学生以无于伦比 的献身精神（其中有几百位同学留下了遗书），不顾最高当局“不惜流血”的禁令 ，迈出校门。这英勇的一步，意味着中国人民政治心理的一场革命。毫无疑问，当 局的自我克制、尤其是整个社会的明确有力的同情与支持，都是导致四·二七游行 和平胜利的重要因素。但是，学生们的勇敢精神实在是完成此一历史性转变的首要 前提。在这里，不是人们的存在决定了人们的意识，而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的 存在。 早在签名信活动兴起之际，我曾经说过：随着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选 择余地必将急剧缩小。面对着方兴未艾的民主浪潮，中共当局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 韪血腥镇压，又不敢明确做出让步，认真开始民主改革。它只是在拖延，在回避， 试图免于作出最后的抉择。一方面，它不得不在实际上一再地后退，另一方面，它 却又极其顽固地拒绝在原则上妥协。它终于挨过了四·二七和五·四，它指望气贯 长虹的民主运动会“再而衰、三而竭”地消声匿迹。平心而论，当局做得很成功。 事实上，在五·四之后，已经有不少人认定这场运动临近尾声。但是，我们英勇的 大学生再一次表现出他们的伟大的历史首创性。在戈巴乔夫访华之际，上千名大学 生静坐绝食，从而把整个运动推向了一个世人难以想像的惊人高度。如今，绝食已 经进行了四天四夜。通过报纸、通过广播、通过电视，全世界人民都看到了天安门 广场上的人潮旗海，看到了千万张纯真热情、充满自信和悲愤、燃烧着希望与绝望 的面孔。中共最高决策者从来没有处于如此困窘的境地，他们已经被逼进了一个连 脸都转不过去的狭小角落。“To be or not to be，that is the question”。 过去，常有人批评说，民间的民主运动给改革派“帮倒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呢？原来，在中共高层内部，尽管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多种分歧，但是在否认人权、 讨厌民主这一点上，不幸却是相当一致的。纵然在某些号称开明的中共领导人那里 ，共产党的不容挑战的领导地位，依然优先于人民的自由权利。一旦两者发生冲突 ，他们也总是倾向于压制后者以保全前者。因而，当着民间要求自由民主的呼声还 不太高的时候，这些开明的领导人是容忍的、甚至是鼓励的；可是，当着这种呼声 高涨并且威胁到共产党的无限权力时，他们的立场就会发生变化。然而，民主高潮 的出现又必然使这批开明的领导人陷于被动。因为在这时，保守强硬的领导者必然 会指责他们。保守派们会说：“瞧！就是由于你们的姑息，才把局面搞成这个样子 !”面对这种攻击，开明派们往往只能防卫。毕竟，要求自由民主意味着对共产党绝 对权力的削弱和限制，因此，除非开明派敢于明确承认党的权力应该削弱和限制， 否则他们就不可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这一点，恰恰是中共党内大多数开明派的 内在局限性之所在。胡耀邦即为一例。 众所周知，在这次民主运动之前，赵紫阳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四月二十七日之 后，保守强硬派路线遭受重挫，温和开明派因祸得福。到了五月四日前后，赵紫阳 一派的地位大大加固。但是，这种加固与其说是认同了民众的力量，不如说是利用 了民众的力量。因为此刻的开明派还并没有真正站在民众一边。五·一三之后形势 的突变，不仅把保守强硬派逼入死角，也使得温和开明派陷于尴尬。开明派与绝食 者首次对话的破裂，标志着开明派进退失据----除非他们突破自身的局限性。迄今 为止，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只有阎明复。赵紫阳，也许还有邓小平，显然还不想在“ 自由化”上走得太远，而他们的对手目下也不肯走上前台。双方都在期待着对方“ 犯错误”----这已是近年来中共高层内部斗争的一个惯例了：两派势力的起伏消长 ，并不是建立在自己的主张取得成功之上，而是建立在对方的主张遭受挫败之上。 双方都是在利用对方“犯错误”来相对地抬高自己的地位，而谁主事就意味着谁“ 犯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各派的头号人物都采取回避态度的原因。可 是，时不待人，绝食斗争是容不得人们长期拖延的。可以肯定的是，目前这场运动 ，对于中共党内希图自我改造的那部份领导人而言，是他们的最后的一次机会；而 他们若想改造这个党，他们必须首先改造他们自己。 难道我们可以责怪学生们太不知道“适可而止”了吗？不。学生们采用的手段实 在是太和平了（不要忘记，五四时的学生还曾放火烧了赵家楼），他们提出的要求 实在是太起码了。如果说今天的学生发展了五四时学生的抗争精神，那么，他们所 要争取的目标却是五四时学生们本来就已经拥有的东西。如果说连这些起码的要求 都拒绝，共产党就连北洋军阀也比不上。 当然，中共领导人心里也很清楚：接受绝食学生的两条要求也许还不算太难，怕 的是由此一让步而引发的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后继性的连锁反应。托克维尔说过，一 个不好的政府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试图改革的时候。从历史上看，改革固然防止 革命，但它也常常引起革命。文化部长王蒙说，中国有几亿人民还不得温饱，民主 仍是奢侈品；又说，中国有几亿人是文盲，如何搞民主。对于这种观点，我们至少 可以从两个角度驳斥。第一，昔日之印度，比今日之中国更“一穷二白”，照样搞 起了民主，而且到今天，也终于超过了中国。第二种批驳就更简单了，假如说在中 国，有许多人由于不得温饱、没有文化而不能实行民主，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让那些 已得温饱、又有文化的人“先民主起来”呢？套用邓小平关于“让一部份人先富裕 起来”的逻辑，何不“让一部份人先民主起来”？ 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很多、很困难。实行自由民主既不能包医百病，建设自由民 主也不能一蹴而就。但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中国必须坚决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 。要化解眼下刻不容缓的危机，中共当局必须作出实施宪政民主的庄严承诺，同时 立即承认人民的某些最基本的自由权利，并制定出一个大致的时间表，以求一步一 步地迈入较完整的民主制。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政权曾经是一个无限而有效的 政权的话，那么今天的中共政权，则是一个在理论上依然无限，但在实际上则常常 无效的政权。这种无限而无效的政权最危险，因为它必然要迅速地向某一极转化， 要么重新回到一种有效的专制，要么陷入无权威的天下大乱。唯一的解救之道是把 它变成一个有限而有效的政权，也就是自由民主的政权。 二十世纪最大的悲剧性人物莫过于共产党人，莫过于那些活得太长的共产党人。 他们为自己的理想奋斗过，也吃过苦，但到头来却不得不目睹到自己毕生奋斗的理 想的彻底破灭（太快了）。对于这些人而言，进行改革既是一件鼓起希望之事，又 是一件令人绝望之事。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不久刊出一篇短文，题目是：什么时 候，共产国家才不再是共产国家？文章提出的问题是，从专制君主演变到立宪君主 ，历史经历了一个长的时期。那么，到什么时候，专制的共产主义国家才会演变成 非共产的民主国家呢？匈牙利和波兰提供了可喜的、至少是可观的或可贵的研究范 例。中国则仍处于迷离不定之中。我们希望能借助于这次机会，促使中国的和平的 民主改革从此走上正确的方向。事实上，到目前为止，事态的变化也使人们对这种 非暴力式的民主演变前景抱有更乐观的希望。决定性的步骤也许就取决于这几天的 事态之中。 相反的可能性自然也是存在的。但是，每一个感受到这次民主运动的强大力量的 人都相信，任何暴力的镇压都决不再可能扭转中国的未来发展趋势。如果说，在现 代社会，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斩木为兵的起义很难有成功的机会，然而，由于 等级堡垒的消除，传播媒介的发达，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反抗暴力专制的几乎是 全社会的共同认识与共同情绪，却使得象菲律宾式的革命（由百万民众走上街头并 得到相当部分军方人士的支持）不难发生。国内有人提倡新权威主义，但不知道这 些人是否想到过：在一个共产了三十多年的地方实现新权威主义，差不多只能是出 现一个非共产主义的、过渡性的军事政权。 中国，面临着转折。让我们全力以赴。 【选自《中国之春》第七十四期(一九八九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