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大革命只差一步 徐邦泰 “八九中国民运”历经“四月学潮”、“五月风暴”和“六·四屠杀”，给中华 民族留下了一个金色的日子----“四·二七”和一个黑色的日子“六·四”。北京 的民主精英在亡命巴黎惊魂不定之际，仍然没有忘记确认“四·二七”“中国的自 由民主节”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日子”，并将“六·四”定为“中国国 殇日”。中国大学生和北京市民以无以伦比的和平牺牲精神和非暴力道义力量，划 出了一个新时代。但是，值此全球人类追忆和纪念二百年前法国人民的历史创举时 ，我们当发现“八九年中国民运”离大革命仍差一步。 “我一直没想到，军队会开枪” 吾尔开希和严家其等人在逃出虎口后，重申将仍然一如既往地坚持“理性、和平 、非暴力”的方针，在任何情况下，都反对采取恐怖主义的手段。其实，这些学运 的领袖们“六·四”根本没有估计到学生会有“头颅掷处血斑斑”的厄运。当西德 《明镜》周刊记者问“什么时候方料到，抗争运动会被军队镇压”时，吾尔开希回 答，“我压根儿也没料到这一点……我一直没想到，军队会开枪。”一旦屠杀开始 ，柴玲等则相信“和平的最高原则就是牺牲”。据说，“这一惊天地，泣鬼神的口 号，正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哲学信念；和平一定战胜暴力……”严家其 先生还十分明确地表示：“一个主张民主的运动，是无法接纳暴力的。” 显而易见，这些民主精英，即使在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大搜捕、大处决的血雨腥 风中，也压根儿不曾设想过去“攻占巴士底狱”。他们公开宣称“要以进化的方式 ，而非以革命来使中国的社会向民主制度的方向推进”。这令人感动，多少也有点 令人沮丧，就像“金兵有狼牙棒，宋人有天灵盖”一样，似乎只能是“你有坦克一 辆，我有肉饼一张”。如果我们继续称赞这次民运为“革命”，那实在是有些过誉 了。 吾尔开希一直没想到“军队会开枪”，是情有可原的，在他才八岁时发生的“四 ·五”惨案中，不过是用棍棒打人而已。而他们成长的时期正好赶上“十年改革开 放”，加上共产党的总书记赵紫阳信誓旦旦保证过“决不秋后算帐”，连海外那些 深知“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吃素的反共人士都难以想像会发生坦克压人成饼的惨况 ，连天安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的学生们仍然在想像，顶多让军人架走罢了。 问题是，当经历过一场空前残酷的血腥镇压后，“一个主张民主的运动”，仍然 是“无法接纳暴力的”吗？笔者的一些朋友在“六·四”时非常急切地希望另一支 “解放军”能“以暴制暴”一下，尽管这类“兵变”并未发生，但人们的这种希望 是合情合理的。方励之躲进美国使馆，其他斗士逃亡巴黎，这在实际上不也是在求 助另一种暴力的保护吗？看来，中国的民主精英可以反对“恐怖主义和政治谋杀” 一类的暴力，但决做不到也没有必要，拒绝任何一种暴力的“合作”，否则，恐怕 是除了牺牲之外，也只有牺牲了。 “专政可以少讲，或只做不讲” 从报载邓小平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九日和六月十六日的三次内部讲话看，邓氏一 点不糊涂，据传，他曾说过，“如果我们杀二十万人，我们就能平静二十年。”“ 六·四”后，邓又明确指示，“对于专政可以少讲，或只做不讲”，这一招是非常 厉害的。 如果说“六·四”惨案中死者有三千的话，香港《明报》七月十三日引述在北京 已拘捕了三万多人，这种“只做不讲”的镇压残酷程度和威慑作用绝不会输于“六 ·四”的坦克和机枪。笔者在上海生活时，曾亲眼目睹八三年“打击刑事犯罪”时 上海当局奉邓氏命令，如何一网一网“打鱼”一般地拘捕了六万人，然后把他们押 送青海劳改。不要以为只是在八九年“六·四”后邓小平才这么干的。 当然，即使杀了二十万人，中国亦未必能平静二十年。平衡大师邓小平的第三任 接班人是“黑马”江泽民，就算李姚不搞小圈子，拥戴江泽民，在邓氏在世时亦顶 多“平静”三五年。事实上，李姚在其后台的支持下，在路线政策上毫不示弱，他 们正以惊人的速度倒退，新班子依然是“治国无方，整人有术”。邓氏交代的三项 任务，除“平息暴乱要抓到底”尚能贯彻外，“改革开放，惩治腐败”和“经济不 能滑坡”都只能是纸上谈兵。 邓氏表示：“等新的班子已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赵 氏惨淡经营十多年，最后已下台告终，江氏就是天才，至少亦要五年，如此下来， 邓公只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邓公牺牲了胡赵，继续维持一个“军政党” 的统治架构（毛的时代是“党政军”）。邓来日不多，一旦江有幸成为华国锋第二 ，又少不了同杨李姚的一场恶斗，谁胜谁负，将取决于军力（即暴力）较量（未必 是战争）的结果，届时亦有可能会出现“八王之乱”。 未来中国的民运领袖们如果不充份估计到这种“暴力”因素对民主运动的影响， 恐怕在若干年后，人们一定会痛心疾首地在“四·五”、“六·四”之后宣布第三 个更为惨烈的“中国国殇日”。 “碑血碧燕都，千秋祭” 笔者高兴地看到，“国殇日周月宣言”中写道，古老的中华民族只有在“自由、 民主、法治、人权”的旗帜下，才能焕发出它全部的生命活力。 这表明，海内外一切中国人的民主力量已经认同，并开始走到一面旗帜下，人们 正热烈地期望中国本土民主力量同海外民主力量的联合。虽然，种种原因会使这一 联合过程伸长，但全世界毕竟看到了中国独立于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种力量。 六月中旬，在柏克莱加大召开的中国旅美政治学会第四届年会上，不少会员在冷 静探讨八九年中国民运之后，都指出成立政治组织的必要性，并达成协议，分头默 默地去进行联络。我们将看到，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政治团体中国民联、学术团体 政治学会、经济学会、历史学会等等，必将出现独立的学生会和政治组织，一时间 可能山头林立，群雄并起，但最后一定会汇合成民主的联合阵线。 八九年中国民运，为中国大陆的反对派、反对党提供了成千上万的精英力量，同 时也空前紧迫地把民运理论建设的许多课题摆在民运人士的面前，暴力，就是非暴 力主义者回避不了的课题之一。此外，八九年中国民运起于方励之先生呼吁释放政 治犯的人权要求，终以当局以大屠杀大搜捕大处决的践踏人权的暴行结束。我觉得 ，中国民运旗帜上的八个字的顺序应当是：人权、自由、民主、法治，我们必须从 最基本的开始。 十三年前，当“四人帮”被华国锋、叶剑英等以“政变”的方式粉碎后，笔者重 读民运先行者“李一哲”的大字报，填了一首满江红： 羊府街头，檄文布惊天动地，抨政事数宫中弊，满腔豪气，八亿神州非阿斗，十 年风雨焉儿戏，怎容它封建两千年，重相续。 奸佞徒，权势欲，居高显，营私利，愚炎黄百性，手无真理，法制摧残皆有恃， 民主踏践全无忌，最堪忆，碑血碧燕都，千秋祭。 十三年后，又一次“碑血碧燕都”，其惨烈的程度是笔者亦始所未料的，笔者大 体上仍然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只是相信，非暴力运动应当是有条件的。在中国现 代史上，政治运动一定得有军事力量相佐才能成功。 【选自《中国之春》第七十七期(一九八九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