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漫漫其修远兮 ----六四环球自行车队队员自述 《中国之春》记者 郭城:我们的事业是悲壮的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大屠杀,使这个世界上所有善良的人们愤 怒了。我们中国人,更是眼中流泪,心中淌血。 许多从坦克下面逃出来的目击者都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不会让他们白死。” 是的,中国人民在六四中付出血的代价,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吓倒了。保持中国 人为民主奋斗的阳刚之气,这就是六四自行车队组成的宗旨。 搞民主是多元化的。有人回国同共产党对着干,像刘晓波,就是这样的。有人在 海外继续奋斗,像“中国民联”、“民阵”、“学自联”;有人搞示威;有人写文 章;有人游说美国政府。我们“六四”自行车队,选择了宗教精神的苦行方式,周 游世界,传播民主火种。 好听的说到这儿为止。下面是不好听的真实情况。六四自行车队,不是骑自行车 游山玩水,那是十分艰苦的搞民主方式。比如说,从组建到今天,没有筋骨,只有 热情是不行的。 六四自行车队第一个队员不是我,是夏威夷飞来的王洪,本队急先锋。六月十号 王洪打电话给我,一上来就把我夸一顿,说我三年前民主长跑如何如何让他佩服。 然后真话才说出来,要我组织自行车队再来一次。我开始没答应,就吓他说,环美 长跑干过了没意思,美国留学生这次会上街不用我们再鼓励,要干咱们来个环球的 。 我本想用这招把他吓回去,没想到王洪这小子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种,一听我的 话更高兴了,还要到北极给六四英雄立块碑。我没辙了,只好答应他再次下海。 计划搞出来后,先找队员,报名的很多,真干的没几个,一训练就淘汰了一批, 一上路又淘汰了两个。人员稳定后又去搞钱,这时已经九月份了。捐款不太容易。 我就路回西部旧金山老根据地找我的老朋友杨海萍。他一下子就给了五千块现金, 外加小汽车和照像机和自行车。他是我们的及时雨宋江。 第二个宋江叫戴奇,他自己没钱,但会要,问我们怕不怕。我说不管美帝、苏修 还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钱都要。我们行为正义,就没那么多讲究,这一点可以成为其 他民运团体的榜样。 捐款中最让我们感动的是纽约华埠老人中心的捐款。六四百日祭那天我们出发, 老人中心的老头、老太太全来参加了,他们不到二百人,一人一块,共给我们捐了 二百六十块。 出发那天仪式很隆重,纽约市长郭德华亲自接见了我们,送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 即纽约的标志。郭市长跟我同姓,脾气都差不多,信不信由你。他在六四前后多次 和总领事馆对着干,我们中国人应该记住他这位朋友。 出发之后,也得到老美的热情支持。如我们快出纽约时,找一个警察问路。他一 听我们是为民主的车队,立刻自动报名作向导。用警车夹道把我们送到他的值勤范 围边上,并打电话给下一个分局,要他们派人接我们。那位纽约四十七分局的警察 ,还把他带了十年的局徽送给了我们留做纪念。 我们第一段是从纽约到波士顿,沿一号公路挺进。美国的公路与大陆不一样,是 为开车修的,虽然直但高坡又长又多,开车没感觉,骑车就受不了。高坡蹬到一半 就蹬不动,下来推着走,下坡不敢骑快,一个劲地捏闸。好象中国民主运动一样艰 难重重。 从纽约到波士顿我们骑了四天,其中三天两夜下大雨。一路上别提多难。最麻烦 的是遇上修路,还有修车。美国的自行车高级但不耐用,特爱坏。我的自行车是一 个日本学生捐的日本赛车。有一天车胎爆了,修好后去加油站打气,却发现气口与 美国气筒型号不合。费了好大劲才把车胎吹起来。 有时候遇到桥不让骑车,警察让我们坐巴士过去。过去我一个人长跑很简单,截 个车就过去了,现在四五口子人加上车子,没大车根本搭不了。 有一次过桥没巴士,我们截了四个小时才遇上一部开卡车的老头停下来。起先不 同意,最后我们说是基督徒,让他看在主的份上帮我们一把,终于过了桥。 到波士顿四处找接待人,最后香港同学会把我们接过去参加六四纪念会,同吾尔 开希一起发言,我们最骄傲的是,我们的队歌走到那里都是第一,到处有人向我们 要磁带。在哈佛和麻省工学院的“六四”百日祭大会上,我们几个一唱队歌,全场 跟着用手打拍,场面激动人心。 过了波士顿以后,捐款的情况好转了许多,名气也响了,但队员们也自我膨胀起 来,大家不愿意住帐篷,却要住旅馆。但是我说,我们车队的性质不能变,有钱就 改善一下,没钱什么都不能要求,我的工作方法也不太好,气太粗。不过现在我们 有一部车,还有大洗澡桶等设备,钱够了还要买卫生保险。有队员说我专制,我也 道了歉。 车队队员都是烈性小伙子,一干起架来谁也不让谁,但我建立总指挥威信的方法 是有好处大家轮流治,比如记者来了我不上去,让别人上,有女孩子献花我干着急 ,也只好站后面一点让他们接,这样人家才服你。在民主组织里,谁官大谁当孙子 。 但原则问题我不让,华盛顿以后,我坚持要算里数,否则没法向公众交待。但队 员的身体素质不一,本来是有队形的,像军队一样。但王洪爱逞强,自己一溜就跑 出去好远,张以林也够劲,送过外卖,我的爆发力不错,但一过二十哩腿就痛。以 前长跑留的病根。后来我就开车跟着他们。 这帮队员成天骑车也不累,精力过剩,像张以林,每天晚上有什么球场打什么球 ,经常回来晚,有的一到一个小城市就爱看风景,王洪一见老美就练英文,聊起来 没完,特别遇到女孩,这小子嘴甜,女孩都爱跟他聊。 我们一路上的政治影响还不错,有时候欢迎很热烈,又是访问又是吃饭,有时候 到了一个地方没人理,大家情绪就低。于是我跟他们说,现在是英雄辈出的时代, 别老把自己当最大的英雄,我们的行动是悲壮的,不是凑热闹的。 但这一次有一个根本的变化让我很鼓舞。三年前我搞民主长跑,每到一地出面迎 接的都是台湾、香港同学,大陆学生熊,不敢跟我这个反革命接触。但这次情况大 为不同,接待欢迎我们的,主要都是大陆同学,台湾同学跟着大陆同学一块来。这 说明什么?共产党没戏了。你瞧着吧! 记得三年前有一次在新泽西州,三十多台湾同学给我搞了一个晚会,我们的盟员 郑文杰就感慨地说:大陆的民主运动,大陆的同学反而不敢搞。后来我上厕所,一 个同学跟着我过来,见周围没有人,他含着眼泪同我说,他是大陆同学,他为大陆 人感到内疚,鼓励我别泄气。 上次我跑步路过乔治亚州的亚瑟斯,曾经和那里一所大学的大陆同学有过一场激 烈的辩论,当然,在当时人们对共产党的改革还未完全绝望的时候,我们谁也说服 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可是这一次车队路过亚瑟斯的时候,受到大陆同学的热烈 欢迎。他们说,他们要洗刷三年前“围攻”我的耻辱。这话虽是玩笑话,但由此可 见人心已经变了。 我由于上回长跑受了伤,骑车已力不从心,后来给车队搞后勤。出了华盛顿,我 把王洪他们带到一个对我来说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地方,告诉他们:上次长跑,我就 是在这里和我的后勤人员黄奔、李信他们分手的。当时他们把我送到这里,对我说 :“多保重,今后全靠你自己了。”在此之后,伴随我的就是漫长的孤独和非凡的 艰辛。这一次我把车队送到这里,也对他们说:“多保重,今后要靠自己了。”我 不知道,王洪他们是否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我们合影一张,就分手了。后面事,请王洪他们下回分解了。 张以林:以苦行方式追求民主 我们出发后第一个大型的活动是在华盛顿与“全美学自联”一道参加大游行。本 来安排我们十点钟就入场,但由于节目很多,一直等到下午三点钟。 当时天下着大雨,我们站在雨里等候,与其他民运人士交谈。有一件事给我的印 象很深,因为我本能的反应,要去找几把伞来,但郭城却不客气地拉住我说,不准 打伞,我一下子就意识到他的用意。那就是,在许许多多的民运活动中,我们自行 车队之所以有特别的意义,正在于我们选择了这种苦行僧的方式,我们就是要受些 苦,为民主受苦。 两点多钟我们终于上台,由郭城讲了几句话之后,我们开始演唱队歌,很受欢迎 ,气氛很热烈。大游行开始后,我们排在第三队,首队是自由女神塑像,二队是学 自联的各位领袖,第三队就是我们。北京大学队紧接在我们后面。 队伍到了大使馆门前,群情激昂。我们感到最自豪的是,群众一起唱着一首我们 改编的歌曲,即大陆文革歌曲“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谁也不怕谁”。这首 歌不用教,大陆人都会唱。 到了乔治亚州安荫去斯市后,当地的同学给我们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同学们对我 们的精神表示赞佩而外,主要还对大陆的事情比较关心。我觉得我们车队真像是一 个宣传队,走到哪儿宣传到哪儿。我们也能发现广大学生现在关心的都是什么问题 ,比如,如何将中国的工农大众与民主事业结合起来,我发现许多很有价值的问题 ,都是杂志所没有注意到的。 王洪:我们都是平凡的人 我首先想说的是,发起自行车队的行为,对我而言,只能算“参加民运”,不算 做“搞民运”,因为搞民运是件很难的事,需要能力、魄力和智慧。我说这话的意 思是,我发现许多中国人喜欢个人膨胀,参加了一两次活动后,就自认为是搞民运 的英雄了,说话的口气都不同凡人。 因此我时常向大家强调,我们自行车队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或伟大的事迹,本来我 们的行为属于一种最基本的事情,即把六四的遗业传下去,让大家不忘“六四”国 殇。因此我自己认为只是民运的普通参与者。不像吾尔开希,是“六四”英雄,郭 城是一方神圣。我只是一个爱国和民主感情驱使的参加者。 我们自行车队名目太大,环球自行车队,现在基本队员只有三个,俗话说,两人 为伴,三人为伙,四人为帮,五人为伍,十人为队,我们才达到伙的程度。因为能 吓唬一下共产党,叫做队也无妨。 现在我们已经进行到美国最南部的德克萨斯州了。但是冬季来临的寒流,比我们 去得还快。现在全队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寒冷。你看自行车比赛都穿小短裤,但我们 不是比赛,一天要骑十几个小时,因此负荷也在增加,背包也在增加。 另一个问题是冬季风大,如果说“逆水行舟”表示困难很恰当,那么“逆风行车 ”则是更恰当的用语。没干过的无法体会,真累。我们计划不周出发得晚了些,不 过更增添了车队悲壮的色彩。 行前我的压力很大。因为冬天来了,而且骑了一千八百哩后,队员的体力有些不 支。郭城留下,我是队长,就有点压力。 郭城留下的主要原因是腿伤。他的医生说,他再不注意的话,今后有可能坐轮椅 。不过郭城离队我们又高兴,又悲伤。悲伤的是他不能跟我们一道长征了。高兴的 是我们这下子可以轻松多了。因为郭城是个苦行僧,让我们洗冷水澡、剃光头。还 要露天宿营。 不是说我们怕吃苦。有些事情要量力而行,比如郭城开始就说,没有医疗保险也 要出发,我就坚决反对。还有郭城要严格规定,车轮要碾过每一块土地,即使不能 骑车的地方,也要推过去,这种做法太形式主义,我们大家都不能接受。 现在我们完成的哩数精确地用表量过一千八百哩,计划在下雪之前完成三千哩。 因为把时间拖久,大家拖病了,反而完成不了预订的哩数。因此,在这方面,队员 同郭城经常发生一些冲突,但基本上都圆满解决了。 现在剩下的三个队员,都不是专业搞体育的。我本人受过一点训练,张以林送过 外卖。王子健则是半路被逼出家,本来是我们的后勤部长。我本人几次要打退堂鼓 ,在张以林和王子键的劝说下,才留下来。因为王子键有胃溃疡都留下来了。 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比以前预想的要大许多倍,下一段是美国的“西藏”新墨西 哥、阿利桑那,然后是加州。这段路百里无人烟,每个城市间的距离很长,天又冷 了,真正的考验开始了。 王子健:同自己的聪明作斗争 我们都不是英雄好汉,都是普普通通的人。郭城离队我有一点看法,他的腿伤是 一个次要的原因,他本来就知道自己有病。他的离队,是因为车队出发后有很大的 改变,与他原来的想法不一致,所以他离队了。 据我了解,郭城原想把车队建成一种车队的形式和作风。要求十分严格,一路上 只住帐篷,完全以苦行僧的精神来做。去唤醒民众,但一路上困难重重,他的原计 划完全变了样,于是他放弃了继续努力的愿望,脱了队。当然,他还是四处为车队 游说、找钱。 我们现在一路走着,以前只唱悲壮的队歌,现在什么都唱,如“妹妹你大胆往前 走”等。我本人是赞同郭城那种方式,现在看来不可能了。 这种改变是由于现实造成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集体。一路上,风寒路遥,最难熬 的是孤独感。我们不得不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保持队员们心理上的平衡。 比如,郭城只让队员一人领两件队服,但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只有机会洗三次衣 服。我们走了十六个州加华盛顿特区,只洗了三次衣服,可想而知,两套队服是不 行的。 再者,我们都是学生,还要读书,现在有奖学金的都失去了。我们今后都要再读 书,要自己打工筹学费。所以大家都想快点结束全程。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不是几辆车齐头并进,而是一辆车,大家采取接力的方式往 前蹬,我们在外面,没有一个记者受得了这种苦,跟着我们监督,所以我们开车还 是骑,谁也不知道。谁在困难面前都有取巧的自发倾向,所以我们不但要和自然作 斗争,还要同我们自己的聪明做斗争。 我还想谈谈车队的联络工作。我们现在最宝贵的是时间,联络工作有两方面的麻 烦,一是对方太热情我们会受不了;一是对方太冷淡,我们也受不了。比如,对方 太热情,非让车队在那里停留一天,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耽搁我们的行程。但对方 对我们太冷淡,不把我们当回事,我们也受不了,会挫伤积极性。 过去我就有这么一个体会,冷热的平衡很难把握,大家总是不满意。因此,我现 在都是大家分头联络,这样谁都知道联络工作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抱怨了。 在联络过程中,我发现奥斯汀的情况最好。以前车队每到一地,总是一个学生会 出面接待。如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或美国的。但奥斯汀那里只有一个同学会, 全部港、台、大陆、美国大联合。我们用两个小时用英语讨论,十分热烈。 【选自《中国之春》第七十九期(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