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之我见 宦国苍 自去年春夏之际至今,海外民运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以目前的情况看,它也 面临着一个怎样整合与发展的问题。 比较现实地讲,海外民运大约面临下述几个难题:1做什么与怎样做?2组织的 整顿、整合与联合;3理论研究与宣传;4财务与经济后援;5公共关系。笔者以 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谈谈对上述几个问题的看法。 第一,做什么与怎样做的问题实质上也是人们常常谈及的海外民运的性质与功能 的问题。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组织与个人都已逐步走出原来在体制内、 外之间犹豫、徘徊的境地,比较明确地表示了他们的政治立场,从共产党一党专制 这个体制的直接对立面的角度来反对共产党及其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民运的 实际历史功能也即是作为共产党的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力量。如果人们承认,共产党 的体制的基本政治特点是一党专制,而未来的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应该是多党制的话 ,那么,在共产党体制之外,以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立场来反对共产党及其一党 专制体制,则是走向多元与民主的第一步。 由于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条件还不允许建立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派组织,人 们常常由此而得出“中国大陆不存在能取代共产党的有组织的反对力量”的轻易结 论。但是,无论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八九民运,还是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其他 东欧国家的政治经验,都告诉人们,在共产党体制本身没有重大危机条件下,要建 立这种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对派组织是十分困难的。但是,一旦出现重大的社会 与政治危机,要达到上述目的也不过是二、三个星期的事情。 有些朋友常常津津乐道地谈论“体制内改革”、“与体制内的彻底的改革派合作 ”的重要性。笔者并不否认改革的历史意义。从一定意义上看,没有改革就不可能 出现使体制外的反对力量蓬勃发展的一些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条件。但是,从 严格的政治意义上看,体制内的改革并不是民主运动(特别是海外的民主运动)的 主要历史功能。体制内的改革也很难最终突破体制本身的历史局限,直接否定共产 党一党专制。从现实的政治角度看,如果体制内的改革派还在当权与推行改革,体 制外的反对派则有着在保持自己政治独立的前提下,从体制外对其施加压力,将改 革推向极限的历史责任。但是,如果民主运动所追求的不是开明君主体制式的“新 权威主义”而是多党的民主体制的话,它就不应该将自己的历史功能局限于“支持 改革”的狭隘框框中。恰恰相反,民主运动能做和应该做的是,利用改革的环境与 气氛,迅速发展自己的反对派组织,凭藉自己的政治力量迫使体制内的改革派作出 能导致直接否定体制本身的政治让步:多党制与普选。至于六四之后,原来的改革 势力已经土崩瓦解,如果民运还在用含糊不清的逻辑与语言空谈与“改革派”的合 作,那是对自己与历史的嘲弄。在保守势力当道,国内的政治与经济全面倒退的条 件下,民主运动的立场应该比过去更加明确与坚定:反对共产党及其一党专制。至 于海外的民运,它本身就不存在与“体制内改革派”合作的政治条件。坦率地说, 当“体制内改革派”仍然大权在握的时候,它又何曾想到同包括海外民主运动在内 的大陆民主运动的“合作”与“支持”呢?这也许是中国的改革派在政治上远较东 欧的某些改革派不成熟或幼稚的表现之一。但是,对于某些既打着“民主运动”的 旗号,又一心盼望有朝一日返回到体制内去的朋友们来说,中国体制内改革派的先 天不足难道不是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吗?如果在海外的民主运动的政治立场还不 如十年之前的魏京生先生明确,这样的民主运动要之何用?从客观上看,这样的海 外民主运动还起着维护专制的历史作用,因为它标榜“民主”,但却与民主精神风 马牛不相及。 第二,海外民主运动需要什么样的组织与联合?一个从事民运的组织本身应该是 民主的。这在透明度较高的海外尤其重要。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一个民运组织内 部如果不能建立与健全一套较为完善的民主体制,其寿命是不会很长的。问题的要 害并不是宗派主义与个人权势欲。任何组织特别是政治流亡组织,都存在着一定程 度的宗派主义,也一定会有某种或某几种形式的个人权势欲在那里作怪。问题的要 害是有没有从制度上防范宗派主义干扰组织本身的生存与发展;防范个人权势欲超 越组织的利益。当然,不同的民运组织成立与发展的历史不同,其内部制度的健全 过程也不同。但是,从六四到今天,已经八、九个月。如果一个民运组织仍然未能 健全自己的内部制度的话,它的前途就很难看好。问题的实质在于,民运组织毕竟 不是私营公司。个人权力过度膨胀、营私结党、排斥“异己”的结果常常是产生无 穷无尽的内斗。这样的民运组织恐怕是很难建立什么公信力并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 生存与发展的。从已经建立的几个民运组织的情况看,它们的成员组成与运作状况 已经决定了没有一个能将它们作为自己的独立王国来经营。而一个独立王国式的或 家长制式的“民运”组织是很难获得社会的认同的。 民运组织要不要联合?笔者的看法是联合要比不联合好。其原因是,某些组织的 内部问题已是积重难返,面临分裂的前景。与其他组织联合也许能彼此取长补短, 在联合与整合的过程中,以制定新制度的办法来克服现存的问题。当然,由于某些 既得利益,这种联合能否顺利实现,则是另外一回事。谈到制度,笔者认为,最关 键的一条原则是要使一个民运组织的所有成员(无论是主席还是秘书长)都要受到 有效的监督与制衡。 第三,在大陆形势恶化的条件下,海外民运应该在理论上有所发展。这里所谓的 理论还不是指“未来中国的政、经体制”的蓝图描绘,或某些应变计划。在目前的 条件下,海外民运首先需要做的是对中国大陆与世界的形势的认真分析与研究,然 后才谈得上提出自己切实可行的任务、战略或政策。不然的话,人们只能用“大陆 经济(八九)年底会崩溃”、“邓小平二年内会垮台”之类的不甚严肃的外行话来 应付舆论界。讲这类外行话的实际结果是不断地减少自己的公信力,使民运成为一 个讲空话与大话的论坛。此外,民运也应该对一些重要的国际问题与反对党政治的 理论问题作一些了解、分析与研究,充实自己。唯此,民运(特别是其领导人)才 能在国际舞台上站住脚。今天的国际社会毕竟不是一个只靠虚名就能长期混下去的 舞台。海外民运如果不能在这方面有所进展的话,它将永远落后于时代的潮流。 第四,财务问题永远是任何政治流亡组织的一个相当大的难题。目前看来,由于 各界的支持,各主要民运组织均能生存下去。但是,各主要民运组织都面临一个怎 样节源开流,并且完善其内部财务制度的问题。笔者认为,像学自联那样定期检查 并公布(至少在其组织内部公布)帐目的办法是可取的,而像某些民运组织中连其 理事与监委主席都不知道钱的来龙去脉的做法是不称职的。财务权力高度集中于一 、二个人的做法将会(如果没有已经)引发内部矛盾与冲突,削弱民运组织的团结 与公信力,断送其长远的财源。 第五,海外民运的公共关系要逐步走出留学生与唐人街的小圈子。像学自联那样 的院外活动是一个较好的开端。但是,这种院外活动的性质太专门,只涉及到个别 政策或立法问题。它还不是对所在国(这里是指美国)的对华政策的主流派的影响 。至少在今后的一、二年内,西方各国都会面临一个怎样重新评估它们的对华政策 的过程。这也将会是一个研究与制定新的对华政策的过程。如果计划、运作得法( 这里的得法是指理解所在国的基本国家利益与中国大陆民主化的利益的共同点与不 同点,并且懂得别人的逻辑与语言),海外民运在这方面应该会有更大的潜力。 此外,各民运组织应该有计划、有组织地去接触,利用国际新闻界,而不是消极 地等着被采访。在这方面,海外民运更需要发展自己的理论研究与形势分析,逐步 在国际社会中确立自己的成熟的形象。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十二期(一九九零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