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不从属中共路线斗争 亚 衣 一个陈旧框架：用中共路线斗争观察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大陆系统地接受过文化教育的人，都不会忘记这样一 个事实：几乎所有历史课本都在证明毛泽东的话：全部文明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人 们难以知道作为经济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历史。至于中国现代史，则大致等同于 中国共产党史。以至于有些专家主张中国现代史之分期自一九二一年中共成立开始 ；即便主张以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史起点的学者，也认同“五四 ”是中共成立的前奏及思想组织准备。在中共当权者及历代理论权威眼里，共产党 是历史的主角。于是，中小学历史教师只好对学生说：抗日战争就是共产党打日本 鬼子，没有国民党的份；而“十大路线斗争”贯穿一切的“中共党史”，则成了文 理科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几十年一以贯之的这种教育，已经在一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形成一种传统，它在 各个层面上，甚至在潜意识中不知不觉又强烈地影响着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动规范 。多年来人们关切地注视着共产党领导集团名单中谁上谁下，哪一些人得势哪一些 人消退。他们把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对人民未来期望，化为对中共党内某一个 、某一批领导人的拥护、支持的行动。在文化生活中，那些歌颂古代或现代“包公 ”、“海瑞”的电视剧、小说、报告文学长期走俏；在政治实践中，人民运动的主 题历来是对党内某一派的讨伐和另一派的拥戴。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不用说了， 直至一九七六年极为壮观的天安门“四五运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及平民们也 是把自己的意愿充份表达为对故总理周恩来的追思和对出而复退的邓小平的支持。 这种民主运动的实质，从整体上还只是充当了中共党内路线斗争某一方的群众基础 。人民对“民主”的理解与诉求，基本上还是要求一个党内的“为民作主”的领导 人物出现。 外在于中共派别斗争是八九民运的可贵之处 十三年以后发生的“六四”天安门运动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第一次显示了人 民运动的独立性。 几个月来，在对一九八九年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中国民主运动的反思和检讨声 浪中，有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意见。一些人认为“六四”运动之所以失败的一个原因 在于青年学生不了解党内上层斗争，“街头政治”没与党内改革派取得一致，或者 说，“党内改革派和社会上的民主派没有很好结合”。（陈一谘“共产党自己毁了 自己”，《世界日报》一九八九年九月八日） 大致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事实。运动的起始，是大学生们追求民主自由的自发行 动，毫无党内路线斗争背景。随后是一般知识分子和市民的参与。至于与党内改革 派有较紧密联系的，作为赵紫阳系统不同层次的智囊或顾问的“精英”的整体介入 ，更是后来的事。它主要表现为“五·一七宣言”和五月十九日由“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研究所”等四单位联署的“关于时局的声明”。但是在事实上，这些动作并未 能支配整个运动的主流方向。 从运动开始直至五月十八日学生代表与李鹏公开对话，学生们的要求基本围绕于 “要求对话”，“要求给运动平反、肯定”，“要求传媒如实报导和新闻自由”上 。“五·一七宣言”则明确与前一天赵紫阳对戈巴乔夫的谈话相呼应，指出邓小平 是“没有皇帝头衔的皇帝”，“一个年迈昏庸的独裁者”。“五·一九声明”更是 呼吁要“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见吴牟人等编《八九中国民运纪实 》，上册第二二七页，二五九页）然而，学生们对此并未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总之 ，整个运动所面对的是共产党当权集团，而不是该集团的这一派或那一派。从运动 口号（包括“打倒官倒”）到运动方式（静坐、游行和绝食），都没有什么明显的 倒李保赵的内在动机和外观倾向。这样，整个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不同程度地脱 离了中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或派别斗争的轨道。本文不准备评价这种脱离究竟是优 点还是缺点，它是否真是导致运动最终失败的原因。我只是认为，就中国人民民主 运动的进程而言，它总归要迈出这独立的一步，现在，这一步终于迈出来了。 中共党内“改革派”不是民主派 有些人之所以把八九中国民运的这一特征视为缺憾，是因为他们的目光习惯性地 注视于中共党内领导层的派别斗争，认为党内改革派（或曰“开明派”）是中国民 主运动希望所在。在思想倾向上，在言论表达上，这些人每每显现出对中共某个派 别或代表人物的过份钟情，甚至到了不自觉地为这种代表人物的错误（或罪恶）作 某种辩解的程度。 在分析“六四”惨案的成因时，有人指出是中共党内保守集团（总后台为陈云） 采取“激怒邓小平、牺牲赵紫阳”的策略所导致。（陈一谘：“共产党自己毁了自 己”）这样，大屠杀的元凶首恶邓小平成了一个“被激怒者”。还有人把“六四” 以后（请注意是六四以后）的中共高层划分为陈云一类的“专制派”、邓小平一类 的“开明专制派”以及赵紫阳一类的“全面改革派”。（丁学良：“六四之后大陆 政局的走向及对台湾的影响”，《世界日报》，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七日）而此时的 赵紫阳派在中共高层早已不复存在。不久前，民阵某些负责干部在台湾发表讲话预 测未来中国民运时仍希望赵紫阳复出“以凝聚改革派”并“进而成为主流”。（《 中央日报》，一九九零年一月五日） 我不明白上述说法的事实根据何在。实际上，在整个反对人民民主运动过程中， 在“六四”大屠杀的准备与实施过程中，邓小平与陈云在基本利益上已经没有区别 。《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是邓小平四·二四讲话的忠实表达（此时的邓小平 已清楚表明“不能完全避免流血”，要“快刀斩乱麻”）；之后李鹏、杨尚昆、陈 希同等人的作为，则是完全依照邓小平的意愿进行的。废黜赵紫阳起用江泽民的决 定，是邓小平在五月九日和三十一日两次召见李鹏、姚依林等人时宣布的。六四以 后的“胜利大检阅”，又是以邓小平的公开露面而昭示天下。完全可以说，邓小平 是这场民族新悲剧的总设计师或总导演。在中共领导集团内，没有一个人能取代他 的这个角色。（写到这里，我建议有兴趣的读者重读一下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反右斗 争时对邓小平在清华大学一次讲话的称赞。那次讲话说到了杀人问题。）因此，把 “开明”这个修饰词再加在“六四”屠杀以后的邓小平身上，实属不当。 称得上“开明”的是赵紫阳，还有已故胡耀邦。因此现在更需要讨论的是，赵、 胡这一类开明派或改革派是不是中国人民民主运动的依托。我以为不是。因为他们 不是政治上的民主派。 在我看来，政治上的民主派或民主政治家至少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尊重基本人 权，主张人道主义；二主张政治平等，承认反对派存在的权利并在法律保障下进行 平等竞争和自由选举；三主张言论自由和新闻监督。 让我们用这些起码条件评价中共党内的开明派或改革派的代表人物如胡耀邦、赵 紫阳，或者万里、胡启立等人。在人道主义问题上，他们的言论基本上没有越出胡 乔木写的那本关于人道主义的小册子的内容，即只在“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框架 内游动。（倒是邓朴方有过几次“出格”言论，也许他具有太子和残疾人基金会负 责人的双重身份而无所顾忌。）关于基本人权，则闭口不谈。他们比公开承认并宣 扬普遍人道主义的苏联政治家差了一大截。在多党政治、竞选制度等现代西方民主 上也绝不敢打“擦边球”，总不忘记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和“四个坚持”，虽然有时 也有点言不由衷。在言论自由、思想开放上，他们左顾右盼，时紧时松。胡启立在 全国文代会上几次讲话，确实成功地在中国文人中几度掀起“春天来了”的欢呼。 但同样是他，下令查禁文艺刊物《百花洲》。赵紫阳出色地用“新技术革命浪潮” 冲击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发出过反自由化“不要随便扩大到”经济理论界 的指令，在“八九”民运中又让报纸电台“自由”了一阵子，但终究未能使“新闻 自由”的口号登堂入室。至于胡耀邦下台前斥责“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的 讲话，万里与方励之争辩时的霸道态度，人们都还记忆犹新。 毫无疑问，这些人是共产党内的开明派、改革派，但称不上“全面改革派”---- 因为缺少了政治改革这极其重要的一面。他们不是向往现代民主，主张由民作主的 民主派。我不是说中国共产党内没有民主派，有，但他们没有进入领导集团，或者 早已被清洗出党。也不是说共产党领导集团内不可能有民主派，只是现在还没有。 需要独立的反对党和职业政治家 于是，以建立现代民主社会为目标的中国民主运动就不能再使自己从属于中共党 内领导层中的某一派别，不能再受中共派别斗争所左右，而要将希望转向其当然的 主体----中国人民的独立性上。只有这种独立性才是其成功的保证。在共产党外建 立一个或几个独立的反对党形成一批非共产党的为民请命的人民政治家（包括职业 政治家）就是这种独立性的重要内容。 已经有一些主张建立反对党的文章。归纳起来，大致提出了两方面的理由。其一 ，共产党顽固的独裁体制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要消除这一障碍，没有独立 的，强大到足以与共产党相匹敌、相抗衡的严密的反对派政治组织即反对党，是办 不到的；其二，即使撇开要不要“打倒共产党”这个问题不谈，若要在未来中国建 立一般民主政治制度，也必然是一种多元政治，其组织表征就是两党或多党制衡。 所以，有共产党以外的反对党存在，就是中国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本文不再重述 对上列两点理由的论证，只想说一说建立独立的反对党与政治妥协的关系。 经常听到一些人宣称民主政治就是妥协政治。在讨论“民主中国阵线”的策略口 号和要不要提“打倒共产党”时，也有人几次以波兰团结工会为例说明“妥协”的 重要性，盛赞团结工会如何善于对波共政府进行“惊人的”妥协。我以为这些论者 似乎忘记了或有意回避了一个重要前提，即在团结工会的这些妥协以前掌权的波兰 共产党所作的妥协：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同瓦文萨对话。共产党的妥协是被 迫的。这是因为在它面前矗立着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在政治上已无法消灭的反对 派政治组织----团结工会。这一点非同小可。在独立的政治上的反对党根本没有形 成时，侈谈如何同独裁的、决不承认任何民主政治组织（无论民联，还是民阵，中 共政权都宣布它们为“反动组织”）的当权派进行妥协，实在使人感到不知所云。 与建立独立的反对党联在一起的一个问题是形成一批独立的人民政治家。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大忌。共产党执政以来，是从不愿意让平民百姓过问政治的 。最多让你充当一个他们“运动群众”时的筹码。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号召人们 “要关心国家大事”，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顺着他所指的方向攻打其政敌。在共产 党官僚眼中，参政从政也是他们的一个特权。谁要在国内或国际政治问题上说三道 四，那么等着你的便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方励之、 刘宾雁、王若望的共同罪名，就是不安本份而参与政治。不久前在《人民日报》海 外版发表的批判王若望的文章，一开首便攻击他不搞创作搞政治，不当作家当“政 客”（栾保俊“王若望其人其事”，《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零年一月十日） 。 我们不能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政治舞台上首批登场的非共产党政治家 。他们就是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在政治上向共产党发起英勇进攻的章伯钧、罗隆基、 章乃器、储安平、浦熙修等，他们尖锐地批评共产党的“党天下”，鼓吹民主党派 与共产党“轮流执政”；认为民主党派领导人不仅可当副总理、副委员长，也可任 正职；主张在共产党之外搞“政治设计院”。可惜这些人很快就作为钓起来的大鱼 一个个被消灭。我认为，一九五七年这场风波中非共产党政治家的独立活动是邓小 平一直不愿为“反右斗争”平反的重要原因。这种活动对共产党的领导权是极大的 威胁。即使在这十年“改革开放”时期，共产党领导集团对于魏京生、方励之这些 不同层次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是狠下毒手的。所以，只有在海外，才是王炳章、 胡平等人独立自由地发表政治见解的地方。 “八九”天安门民主运动造就了一批具有独立性的民间政治家，王丹、柴玲、吾 尔开希等名字响亮地越出了国界。除了青年学生，还有一批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 子挺身而出，例如刘晓波、侯德健。即使是原来与共产党领导集团的某一派别有各 种联系的顾问或智囊成员，也在坦克的隆隆声中被甩到了体制之外。 可以说，现在是独立的人民政治家产生和成长的好时机，包括职业政治家。我之 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职业政治家，是因为中国的人民民主运动需要他们。中国是一 个大国，在中国建立民主社会是极其困难的事，没有一批全心全意，以中国民主政 治为自己的事业目标的职业政治家，是搞不好的。在我看来，各个民主政治组织， 政党的主要组织者、领导者，就应当是职业政治家。“民阵”的几位领导人曾几度 声明不当“职业革命家”，反对“职业革命家”。对毛泽东、邓小平之类“职业革 命家”的仇恨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推广到否认一切职业政治家存在之必要， 我以为极不妥当。所谓职业政治家并不是指只懂政治权术不懂其他的党棍，他们仍 然可以有（而且通常也必定有）其他的专业依托；所谓职业政治家也并非指终身政 治家，像卡特总统那样任期满后仍然可去经营农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方励之可能 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某个阶段成为职业政治家，成为某个反对党的领袖，这与他 的天体无理学家身份并无冲突。总之，大陆中国不再需要毛泽东、邓小平、邓颖超 式的“职业革命家”，但实在需要有自己的布什、戈巴乔夫、李登辉、哈维或阿基 诺；需要自己的瓦文萨、叶立钦、黄信介、朱高正或曼德拉。 反对官僚剥削集团是人民运动的当然诉求 在评论中国人的民主素质低下时，有的朋友以八九天安门民运为例，说真正把广 大民众动员起来的是“打倒官倒”之类的口号，而不是政治上的民主要求。我承认 中国百姓的民主素养较欧美诸国来得低，但我不赞同这些朋友所作的推论。这里有 两个原因。第一，在人民民主政治运动中，常常会出现，甚至必然伴随有人民的经 济要求。即使国民党统治时代的学生运动，也是将“反饥饿”与“反迫害”并提的 。第二，民主政治的追求或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民能自主地表达个人或集 团的意愿，无论这种意愿是直接政治的、经济生活的还是基本人权的。所以，在人 民运动中，不管是“反对官倒”，还是“反对摊派国库券”，都会成为一个具有民 主政治意义的口号。如果现在有人在长安街刷上“陕北某山村一户三口被冻死”或 “某公子在瑞士银行私人存款三十万法郎”的标语，那么，它就是一种政治的显示 。 本文不准备探讨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官倒”的复杂历史现象。两年前我曾认为 “官倒”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进行“原始积累”的必经之路，虽充满血腥和 污垢，却不失进步的历史意义。现在，从人民民主运动的独立诉求出发，我以为“ 反对官倒”是大众百姓天经地义的权利。 四十年来在共产党反人民政权重压下生活的中国大众，他们要推翻的不仅是独裁 者的政治压迫，而且还有经济剥夺。他们向往的是民主的政治体制、自由的市场经 济以及与之相伴随的良好的物质与精神生活。而“官倒”恰恰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 。它违背了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原则、利用独裁政权的政治支撑对人民大众进行经 济剥夺和超经济剥夺。在“官倒”出现以前，共产党官僚集团对人民的经济剥夺主 要是间接的，即用国家财政支付各级官僚各种特殊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享受。“官倒 ”出现以后，官员们的行政权力便可以通过它直接地转化为一种货币收入（例如一 纸批文可以转变为多少万人民币”。这样，官僚集团对人民的剥夺的数量便迅速地 增长，人民大众的相对贫困化和绝对贫困化也就迅速加剧。 因此，“官倒”（无论它是否加上“民营企业”的外衣）在本质上是与人民大众 的利益相冲突的。尽管在民主运动的某一个时期，人们的政治要求暂时地掩盖住了 其他经济上或基本人权上的要求，但总有一天，这类要求还会在适当时机被尖锐地 提出来的。东欧诸国人民在推翻了共产党独裁政权后迅速地对共产党“秋后算帐” ----包括清算官僚们的经济罪恶，就是一个证明。在中国，老百姓也会对共产党及 其“官倒”进行彻底的清算。这是独立的人民民主运动的天然结果。任何一个“民 运人士”都要像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力一样尊重他们的经济利益。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十二期(一九九零年三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