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互动论 丁 楚 互动关系重于运动得失 一个社会若想凭自身的力量走向民主，朝野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必不可少的。 在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时，胡平提出了“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口号。前 一段时期，这一原则遭到很多人的批评，有很多人写信到《中国之春》编辑部表示 异议，我在讲演时也有很多人就此原则和我激烈辩论。我发现，有些对此策略原则 提出异议的人，很大程度上没有理解它的真正意义，而总是纠缠在一些枝节问题上 。他们通常反问：怎样才算“好”，怎样才算“坏”？一些人认为好，而另一些人 还不认为好怎么办？不能决定“好”，怎样决定什么时候“收”？见坏就上若是要 付出重大牺牲值不值得？保存实力是否更加明智？…… 显然，这些持有异议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衡量双方的得失上，而恰恰没有看到， 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战略意图是要使朝野双方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对于民主的 长远大计来说，朝野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向良性还是向恶性转化，其意义要远远大于 每一次运动的得失。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总有一个规律：人们总是见好就上，见 坏就收，当局来软的就越闹越凶，而当局一来硬的就立即四散而逃。难怪有人说， 中国的民主运动从来就是以失败告终，因为它不失败就不会告终。于是，当局就总 结出一条经验，中国的老百姓吃硬不吃软，因为事实多次证明退让是没有好结果的 ，而强行镇压反而总是有效。这种欺软怕硬的行为方式，实际上是在鼓励当局采取 强硬措施，使朝野双方的关系形成恶性互动。 “见好就收，见坏就上”的原则的着眼点正是在于扭转以上恶性互动的趋势。这 与其说是个策略原则还不如说是个战略原则。而且，这一原则在一开始就可以明确 地告诉对方：你来软的，我也会来软的，双方各让一步，对大家都有好处;可是你若 来硬的，我也会来硬的，到时候玉石俱焚，对谁也没有好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好到什么程度才收，这些量的问题就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表明一个吃软不吃硬 的立场，然后用示范或者示威的行为在双方之间建立起良性互动的行为规则。这种 行为规则是一种不成文的行为规则，它的界限在双方的多次碰撞和摩擦中形成，直 到双方在处理任何冲突时，都能自觉地遵守一个潜在的共识：哪些事情是不能做得 太过火的，而哪些事情做了对双方都有好处。以上原则颇有点类似罗伯特·艾克斯 罗德为解决囚犯难题所设计的“一报还一报”的策略，其最终的胜利基于引导对手 合作，而不在于赚对方一点小便宜。 如果我们把社会的恶性互动比作发散的函数，而社会的良性互动比作收敛的函数 ，那么显然，建立什么样的函数关系比数字本身的大小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在这里 ，同样是形式重于内容。 以同归于尽的决心争取共存 民主制度的建立需要的是对话而不是对抗，对话是良性互动的前提，而对抗是恶 性互动的前提。 有人可能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说：我们现在的对手不是甘地面对的英国政府，也 不是马丁·路德·金面对的美国政府，而是油盐不进，软硬不吃的共产党政权。良 性互动的基础是各得其所，你活我也活。要想大家都活下去，就要作出必要的妥协 ，就要遵守基本的规则。而共产党讲的是斗争的哲学，阶级斗争的理论是恶性互动 论，其基础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主张双方都要活的人去和主张你死我活的人去 对话无疑是对牛谈琴。良性互动需要双方的诚意，而恶性互动只要一方坚持就足够 了。从理论上说，共产党不会妥协，从历史上看，这个政权从来就没有让过步，所 以和共产党建立良性互动根本就不可能。 以上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显然它是根据共产党多年来的言行得出的结论。不过 ，共产党从前没有让过步并不等于它今后永远不会让步，它以前没有让步是因为它 从来没有遇到过足以使它让步的压力。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于“见坏就溜”而不敢“ 见坏就上”，难怪中国的成语称：三十六策，走为上策。试想一下，如果一个恶霸 总是在第一个回合就把对手打垮了，在他的印象中，对方从没有第二次反击的能力 ，那他当然不会让步。 对抗中形成的你死我活的局面构成“零和效益”，对方之所失正是我方之所得。 而对话的目的显然是双方都要活，大家都要有所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大家 都有所得的局面，必须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也就是说，在和那些“你死我活”论 的信徒对话时，要有蔺相如举璧斥秦王的气概：要么大家都活，要么大家都死。以 同归于尽的决心争取共存，这也是弱小一方唯一能使用的手段。所以“见坏就上” 是“见好就收”的必要补充。良性互动光有胡萝卜是不够的，还要有大棒。关键的 问题是如何有节制地使用大棒。其实，引导对方合作的过程既不像谈恋爱，也不像 谈生意，而颇有点像训兽。这种训练与其说是基于对方的理智，还不如说是通过对 甜头和苦头的反复碰撞来建立行为规范。 严格来说，共产党的历史上并非没有过让步的记录。红军当年逃到陕北，尽管和 蒋介石有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它后来不是照样承认蒋介石是最高统帅吗？邓小平 后来为毛泽东钦定的右派平反，承认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也是一种让步吗？一九 八八年出现的一种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显然也是共产党让步的结果。甚至可以说， 没有这种让步，就不会出现如此规模的“八九民运”。显然，共产党的这些让步绝 不会是自觉自愿的，而都是在内外压力下做出的。 有些人一提起共产党总是把它当做一个整体来看，这无论从事实上还是从策略上 都是很幼稚的。如果中共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整体，那么世界上不可能有谁有能力战 胜它。一个五千万人的整体，世界上所有的常规军队加起来还不到它的一半。这个 党若组成一支军队将足以征服全世界。因此，人们所有战胜共产党的信心实际上都 基于在它的分歧和裂痕。良性互动的意图对于共产党内的死硬派来说可能是对牛弹 琴，但不排除共产党内的开明派会产生共鸣。坚持吃软不吃硬的立场，实际上是给 共产党内的开明派创造一个说话的机会，并通过他们的反应走向良性互动。而中国 老百姓历来吃硬不吃软的纪录，却使死硬派最终总是在党内占上风，而开明派总是 没有发言权，于是就创造了共产党永远不会让步的神话。 对话本身比对话结果重要 北京高校对话代表团团长项小吉在总结“八九民运”的教训时曾说过一句意味深 长的话：“这场运动最好的结果是，学生中的温和派和党内的开明派对话。可是不 幸的是发生了最坏的结局，学生中的激进派撞上了党内的强硬派，导致了六四惨案 。”他所说的前一种结果显然就是良性互动的起点，而后一种结局则是恶性互动的 开端。 一个使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双方的鸽派最终都被鹰派所淘汰？根据概率的原 理，良性互动的形成比恶性互动的形成要难三倍。假设双方的鹰派和鸽派之间有以 下四种组合：鸽派对鸽派;鸽派对鹰派;鹰派对鸽派;鹰派对鹰派。在这四种组合中， 只有第一种组合有可能导致良性互动，其他的三种组合的结果都会导致恶性互动。 道理很简单，良性互动需要双方用力，而恶性互动只要一方用力，甚至一方闪失就 足够了。成一件事不容易，而坏一件事太容易了。 平心而论，在整个“八九民运”中，良性互动的局面并不是没有可能出现的。五 月十四号，学生的代表和政府的代表走上了谈判桌，这是双方良性互动的曙光，也 是整个运动最辉煌的顶点。无论这一对话有没有结果，或者结果如何，只要谈判能 继续下去，哪怕谈而不判，良性互动的局面就有希望。对民主阵营来说，对话本身 显然比对话结果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可惜的是，一批激进的学生不明白“形式重于 内容”的道理，他们冲进了会场，为了谈判内容的得失而毁掉了谈判本身。于是双 方的鸽派先后丧失了发言权，良性互动的机会转瞬即逝，恶性互动的局面在所难免 。 恶性互动不会产生民主制度 “六四”屠杀正把中国引入了恶性互动的革命之路。无论革命成功与否，民主制 的建立都遥遥无期。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直接靠革命建 立起来的。 人们常常讴歌法国大革命。可是法国的民主制度几乎在革命后的一百年才走向正 轨。其间，这个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惊心动魄的复辟和反复辟的绞杀，被专制和革命 的巨轮来回碾得伤痕累累。直到普法战争失败和巴黎公社陷落，无论工人阶级还是 资产阶级，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被阶级斗争和外族入侵耗得筋疲力尽，谁也没 有余力彻底征服对方。于是，两大对立阵营在无可奈何的容忍和妥协中走向和解。 恶性互动开始向良性互动转化，为民主制的实现铺平了道路。 有人常常以美国为例来证明，革命照样能锻造民主制度。可是美国是一个特例。 美国革命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一旦革命成功，宗主国的势力退出之后，社会内部 不会留下仇恨的后遗症和导致恶性互动的裂痕。这种革命不涉及政治权力的重新分 配和经济利益的重新组合。反而留下一片权力和利益的真空。这场革命不破就能立 ，因此，它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不能算作一场革命。可见，民族解放运动和民主 制度并不矛盾，印度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不过，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方面是非 暴力性质的，另一方面它恰恰是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良性互动的结果。与独立战 争相比，美国的南北战争倒更像一场革命。然而，内战的胜利者和失败者如何通过 战后的良性互动抹平了社会的伤痕，保住了民主的架构，倒是值得中国人好好研究 的。 数遍世界上可以称之为民主国家中的民主制度，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在革命中诞 生的。英国的光荣革命是一次不流血的妥协，德国、日本、意大利的专制基本上是 被外力摧毁的。其中西德和日本的民主制完全凭借外力建立并巩固的。而意大利的 情况最接近革命，因而它的命运就最多折。战后十年中，短期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 个不停，最长一任政府执政不到一年，最短不到一个星期。其它欧洲、北美、澳洲 的民主国家，不是通过民族独立，就是通过和平演变过渡到民主制的。其中大多数 采用君主立宪制，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妥协的痕迹。 再看当今世界上有希望从专制过渡到民主的国家，从苏联东欧，到台湾南韩，无 不取决于朝野双方良性互动的发展前途。在这个过程中，最危险的莫过于双方阵营 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极端分子。正如两个还摸不清对方底线相互还不信任的对 手面对面时，任何一方鲁莽和过份的举动都会使双方良性互动的趋向毁于一旦。一 个社会内部的互动关系从良性走向恶性只在挥手之间，而从恶性走向良性则可能需 要一代人的努力。 本文所论及的良性互动论主要不在于提供一种民运策略，而是基于基本的政治常 识提出一个战略的立足点。同一个行动，不同的立足点将会导致不同的做法和策略 。正如一个谈判代表团，是着眼于将谈判维持下去还是着眼于有利的协议，完全有 不同的谈法。又如一个球队的比赛，是着眼于“友谊第一”还是着眼于“输赢第一 ”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打法。 不同的立足点，将会得出不同的方法和策略。选择什么样的立足点，正是当前民 主运动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十六期(一九九零年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