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合法性的危机 王润生 经过“六·四”事件以后，关心中国命运前途的人们都热衷于谈论一个话题：给 中共算命。乐观者依据苏联、东欧发生的变化断定中共寿数已尽；悲观论者则依据 中共四十年的专制统治的有效性认定在中国结束一党专制还遥遥无期。本来，做预 言是一件很容易出丑的事情，但是人们不能不对将来有一个大概的估计。为了增加 这种估价的可靠性，我们需要考查历史中的一些变量因素。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变 量因素是：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是否仍然存在？ 有不少人认为中共四十年的统治是靠强力维持的，其实不尽然；如果一个政权在 人民的观念中不具有合法性，仅靠强力是难以持久地维持的。为了维护一党专制， 中共确实屡屡使用暴虐手段：如镇反、反右、文革、文字狱，靠垄断生存资源来垄 断社会赏罚手段以实行“党天下”等等；但是，它之所以犯了大量罪行而不垮台的 重要原因在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它在民众的观念中较普遍地具有合法性。 中共由弱而强，继而由盛转衰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由逐渐赢得民心到逐渐失去 民心的过程。历史常常都是那样的有趣：一个政权倘若获得了民众的普遍支持，即 使犯了一些错误，出一点偏差也算不了什么，大都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变了；反过 来，倘若丧失了合法性基础，则没事也会生事，小事变成大事。因此，考察中共执 政的合法性基础的过去和现在，是我们分析中国的现在和未来的一个极重要的背景 参照。 中共政权合法性之根源 一个政权是否合法，有两种不同的判断方式：一种是价值判断，即根据一定的价 值标准，判断该政权与该价值是否吻合；一种是事实判断，即观察该政权管辖下的 绝大多数人民是否承认该政权的合法性（代表性）。 如果我们以民主为政权的合法性之价值标准，那么可以说，中共从执政之初便不 具有合法性。但问题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怀疑它的合法性，他们接受了它 ，而且基本上是自愿地选择了它的，虽然这个选择过程没有经过一套严格的程序。 也就是说，从事实这个层面看，中共政权在产生之初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 这里的主要原因是：第一，本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在中国的绝大多数民众中， 民主意识还相当单薄；虽然民主思想和原则在五四运动前后曾经有过广泛的传播， 虽然曾有过孙中山和国民党人的民主实践，但是在外侮和内乱频至的情况下，任何 走向民主化的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务实的本性和缺乏民主经验参照的理智诱使中国 人民企盼着一个强大的、能解决民族独立、社会安定、国计民生等问题的政府，而 不太重视政治制度上的设计；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在当时仍然是占主 导地位的判断政权合法性的标准，虽然这个标准带有相当的模糊性，但人们却可以 依据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直觉来判断政权的好坏：凡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且政治廉洁的 政府便是好政府（合法的），反之则是坏政府（不合法的）。 四十年代末，国民党之所以在大陆失败，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军事上的失误，而是 其合法性的丧失，持续的经济危机、高通胀、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和肆虐，以及连 年内战（在失去信赖的情况下，内战的责任自然应算在执政者头上），使多数中国 人基于民本思想，不再承认它是一个可信赖的有代表性的好政府；中共便是在这种 条件下执掌政权的；所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是在堤坝已被蛀空的情况下汹 涌而来的最后洪峰罢了。 中国共产党在总体上虽然是最激烈的反传统派，但在政权的合法性观念上却自觉 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列宁主义提供的合法性价值观是无产阶级专政 理论，毛泽东则将之修改为易于为具有传统意识的中国民众接受的一套准则：代表 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的利益，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等等。表面看 来，中共也接过了民主的口号，但它拒绝对民主作任何形式化或程序化的解释，而 是通过保持其模糊和任意性来为专制独裁辩护。 那么，为什么在五十至六十年代，中共政权在社会心理层面能保有广泛的合法性 呢？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执政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所做的一些事情及其形象同人 民所认定的民本思想大体上是吻合的。这些事情主要有： □消除外患，增强民族自尊心。八年抗战塑造了共产党人的民族英雄形象，朝鲜 战争志愿军又同当时的头号军事强国美国人打了个平手，之后有中印战争、越南战 争、有珍宝岛同苏联的交手，虽然这些战争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判断其得失是个很复 杂的问题，但它们至少没有一次是以惨败告终的。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中国 人向来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而在近代百年史上又饱受了割地赔款的屈辱；因此， 无论是获胜的战争还是打成平手的战争，都具有缝合内心创伤的奇效；作为战争组 织者的共产党人，自然而然被看作民族的代表。 □土地改革。这是早年的国民党人想做而没做的事情；共产党人做了，五十年代 初他们帮助数亿农民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梦想。这一条，在中国历史上历代开 明君主那里，都曾被证明为是凝聚民心，促使经济繁荣的有效手段。虽然后来的合 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制度再度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但由于这 种做法超越了人们的历史经验，它的新鲜性使人们容易对它抱有幻想，因而在短期 内大多数农民都难以意识到它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工业化的奇迹。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共通过集权和强迫国有化等手段迅速 集中资金、资源、人才，较快地建立了一套虽然粗糙但却较为系统的工业化体系； 虽然这是以牺牲自由和数亿农民利益为代价的，而且计划经济的后遗症较之它最初 创造的奇迹也许要弊大利小，但在最初，它却有效地增加了国力并大大地鼓励了人 们对未来的乐观和自信，也使得不少天真的人们相信了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建成共产 主义天堂的许愿。 □通过工业化过程中创造的就业机会，通过严厉的社会治安措施，再加上多年战 乱后人心思定的社会心理基础，在五十年代，整个社会大体上是稳定的；刚刚从乱 世中走过来的中国人民格外珍惜这种和平建设的气氛，因此他们相当愿意同政府合 作。 □廉政建设。一般说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但也有例外。中共的极权 程度极高，但由于严格的计划经济和单一的国有制，官员行贿的机会并不多；而且 中共有着一整套带有清教徒色彩的道德规范，这套规范不仅通过党内生活和社会舆 论起作用，而且中共还通过工资、社会福利、荣誉、各种机会的分配来强化这些规 范的约束力，使其成为具有准法律效用的行为准则，这使得中共各层官员直至七十 年代大体上还能保持一个较好的道德形象。 如果说上述五条大体上能够解释中共政权在五十年代能够收拢民心的原因的话， 那么，在经过了残酷的“反右”、灾难性的大跃进和文革之后，中共为什么仍未尽 失民心呢？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卡里斯玛权威效应+咨询垄断。 由于共产党人在执政前后一段时间里的成就，又由于有意制造的个人崇拜，毛泽 东在其执政的二十多年中，在中国大陆始终扮演着卡里斯玛权威的角色。卡里斯玛 权威的一大特征是：在其魅力丧失之前，人们盲目地相信他所提出的一切价值、理 想、预言和许诺。由于他那被神圣的光环包裹着的巨大的身影的遮蔽作用，即使有 了怀疑的充份依据，要怀疑和否定他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反右的灾难、 大跃进的灾难、文革的灾难，却都没有构成对政权的致命威胁，大多数受苦受难的 人民当时仍然迷信“伟大的舵手能带领我们渡过难关。”可能那时也有一些富有自 由和怀疑气质的潜在反对派，但由于资讯的高度垄断，由于“舆论一律”，反对派 除了成为专制机器上的祭品之外，其作用微乎其微。 改革产生了合法性危机 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受到挑战始于十年前的改革之初。虽然在民主墙时期魏京 生等人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政治民主化的口号没有引起广泛的共鸣，但在情感 和经验的层面，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已经充盈了一股对中共执政的不满情绪，这种 情绪逐渐衍生为信仰危机，之后又表现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否定，继而又发展到对 中共执政的信任危机，最后催生了“八九”民运。“八九”民运标志着中共执政的 合法性危机的爆发，而它的结果则导致了现政权的合法性的丧失。 合法性危机的逐渐产生日趋严重主要同以下四个原因相关： 首先，对中共执政的历史的回顾和反省使大陆人民逐渐认识到了作为“救世主” 的中共带给中国人民的苦难。八零年中共改革派发起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从哲学 上说是幼稚的，在政治上也是较保守的，但却为人们提供了一次重新认识历史和评 价历史的机会。在否定了“两个凡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有限度地否定了毛泽 东之后，尽管当权者力图把文革前的十七年描绘成歌舞升平的景象，但口子一开， 要堵也堵不住了；随后，“反右”和大跃进被否定了，合作化和所谓的“社会主义 改造运动”也受到了质疑，很大一部分中共党内残酷的权力斗争史大白于天下。以 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曾经是有着一层耀眼的道德光环的，等到他们的经 历和生活细节被通过各种渠道披露出来之后，人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不过是 一些冷酷无情、荒淫无耻、欺下瞒下的伪君子。此外，人们发现，在中共统治下， 甚至包括中共的高级官员在内，几乎家家都有一部血泪史。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 ：那几年，在全国上下已经形成了一股风气，谁都乐于向别人诉说自己的不幸经历 和苦难遭遇，谁都耻于向别人肯定自己是共产制度的获益者；中共党内的开明派为 了赢得民心也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一副同过去告别的样子。 其次，对外开放和发达的资讯条件给人民提供了比较的机会。没有比较就不知道 自己的处境。对外开放和收录机、电视机的普及使人们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其结 果是：一些自觉的知识份子开始以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制度为参照来反省社会主义 制度的弊端；绝大多数人民也至少在事实上认定了：无论是社会发展程度还是人民 生活水平，苏联不如美国、东欧不如西欧、东德不如西德、北韩不如南韩、大陆不 如台湾。这种事实比较虽然简单化，但它引伸出来的观念----社会主义制度行不通 ----却是任何宣传都改变不了的。因此我们看到，在经过了几次徒劳无益的为自己 的统治涂脂抹粉的努力之后，中共只剩下了两个为社会主义辩护的理由，一是实践 形态的社会主义不等于真正的社会主义，人们可以通过改革找到一种真正优于资本 主义的社会主义（这一理由其实已包含着对自身历史的否定）；其二是中国大陆“ 地少人多底子薄”，因此不能同别人比。（这一理由非常恶劣地包含了为自己的未 来辩护的用心；在逻辑上，同它所提出的现代化目标也是不相容的。） 共产党执政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全部根据是它所许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要优越于任何 制度的诺言，因此，社会主义信念的破产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 。 第三，日趋严重的腐败加剧了人民同官僚集团的对立。至少从八四年城市改革开 始，中共统治者基层与人民的矛盾超出了一般的紧张关系，逐渐演化为相互提防和 仇恨心理。其原因是，从那时起，不仅传统的拉关系、走后门、隐蔽性特权分配愈 演愈烈，而且经济上的双轨制给大大小小的掌权者提供了滥用权力的机会，于是贪 污受贿之风盛行全国，官倒走私肆虐无忌，请客送礼则几乎成为普遍的行为定式； 管批文权的发批文财、管物资的发调拨财、管经贸的发“回扣”财、管人头的发人 事财，官员们的道德形象落到中共执政历史上的最低点。更可怕的是，尽管所有的 官员都有可能从这种状态中捞到好处，但由于这里的利益分配是非公开的、不可控 的，呈现出一种“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的模式，因而它不仅给官员的铤而走 险不断提供强刺激，还使所有的官员都以为别人比自己捞得更多，生发出一种因分 赃不均而产生的不公平感来。在中国历史上，公平和廉政问题向来是最敏感的两个 问题，因此到了一九八八年，整个大陆弥漫着一种当时被称之为“世纪末感”的情 绪，即使在舆论被控制的情况下，“危机”的字眼在报张上也随处可见；连相当部 份的共产党官员在内，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回到了一九四九年国民党大溃败前夕的感 觉，大家都觉得整个社会已经不可救药，都无可奈何地等着出事。 第四，十年来新文化的产生和启蒙运动的兴起为人民观察评价现实提供了新的理 论参照和价值标准。这是一场自觉的知识份子运动。虽然这场运动有许多欠缺，例 如对现实的批判过于隐讳、极端地排斥传统、带有明显的非理性主义色彩和反文化 色彩、缺少建设性等等；但它的正面价值也是明显的：对民主政治的呼唤，对“官 本位制”、“清官政治”的清算，对人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提倡以及通过引入斑驳 陆离的各种思想理论而形成的多元文化气氛等等，一方面在人民当中基本取代了列 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在部份知识份子当中形成了明确的民主政治要求。 它对中国历史的更深远的作用还在于：它培养了一整代自我中心的、有着强烈的个 人权利意识的、否定传统和蔑视任何权威的新人，即所谓的“第四代人”，正是这 一代人构成了“八九”中国民运的主力。他们的自顾自不合作的性格也许对于未来 中国建设有着负面的影响，但他们身上已不再具有前几代人所明显具有的奴化性格 ，他们的敏感和反抗性使他们极容易走向对现存制度的否定，而他们的“不信邪” 也极容易走向对现存制度的抗争。 屠杀使合法性完全丧失 一九八九年波澜壮阔的中国民主运动，反映了中共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总爆发。但 是，直到“六·四”以前，这场运动都不仅对中国的民主前途带来了希望，同时也 为中共渡过其合法性危机提供了机会。危机并不总意味着死亡。尽管当时中国的老 百姓对执政者已经相当失望了，但他们还没有绝望，绝大多数人当时都没有推翻共 产党的打算，人们不仅在策略上，而且在内心深处都还不太赞同“打倒共产党”的 口号；甚至整个运动提出的政治要求中都没有一条是对中共执政构成致命威胁的。 只有一条----要求承认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对一党专政有潜在的挑战性。因 此，如果像中共内部的改良派如赵紫阳那样接受或部份地接受民众要求的话，不仅 可以顺应民意，而且可以部份地解决导致其合法性危机的社会问题和党内问题，从 而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 但是，中共党内的腐朽势力没有这样做，他们的“面子”、他们的经验以及他们 因严重危机感而产生的“输不起”的心理误导了他们的思路。他们向手无寸铁的人 们开枪了。“六·四”大屠杀是一把双刃的剑，既扼杀了中国社会的一线生机，也 同时毁掉了统治者自己。至此，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在人们的心中完全丧失了。其典 型标志是：这个政权的苟延残喘已经完全靠暴力和高压维系了，连它的谎言和欺骗 也不再起作用了。甚至在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方面，中国的御用文人们已经理屈词穷 。过去他们把中共描绘成中华民族的救星以证明其统治的合理（这还算是一种“晓 之以理”），“六·四”以后，他们说得最多的理由只剩下两条：一是不坚持中共 的领导便有内乱危险（向人民诱之以利）；二是现政权是用千百万人的鲜血和生命 换来的（“打天下坐天下”的强盗逻辑）。 对中国人合法观念分析 中共一党专政的合法性从危机到丧失的过程，很容易使人们产生一个印象：民主 思想在中国大陆已经深入人心，民主化浪潮将再度席卷整个中国。这种看法如果说 不是错误的话，至少也是过于乐观的估计。 在大陆，确实有少数觉醒的知识份子是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去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 性的；他们的参照系基本上是西方的民主理论：只有民选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 而民选则遵循着一整套自由选举的规则；民意必须具有相应的渠道去表达，如言论 自由、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等等。 但是，以此为参照而要求民主、批判现实的知识份子在大陆只属少数。民主墙时 期当魏京生提出“第五个现代化”的构想时，理解者和响应者寥寥；八零年的大学 生竞选虽然对部份青年知识份子是一次民主政治的洗礼，可由于为时短暂且无实质 性成果而未深入人心；八六年酝酿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只是少数人的事，其影响基本 上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去；在意识形态方面，直到“八九”民运爆发之前，整个大陆 仍未有一套从正面阐释民主政治的理论，只有个别理论家搜索枯肠地从马克思的经 典中去寻找一些词句来设法认同西方的民主制，譬如从利益多元论出发推出阶级或 阶层论再推出政治主张多元化的合理性进而证明多党政治的必要性（苏绍智先生的 观点）。但即使是这种带着马克思主义印记的观点，在当时仍被视为具叛逆性的大 胆之论，认同者寥寥，传媒更不敢接受。 在民主思想的传播方面有所作为者也很少，一般地空喊民主口号的不乏其人，但 几乎没有批判一党专政的言论（方励之除外）。时至一九八九年初，少数较为激进 的知识份子仍只是期望加强中共党内的民主和主张修宪，修宪的主张虽然暗含逼向 “四项基本原则”的矛头，但由于隐晦，只有少数圈内人才看得出来，因而其启蒙 意义有限。 与中共“肝胆相照”的几个花瓶党在这方面更是战战兢兢，他们只搞过一次非常 可怜的“跪着造反”：一九八八年，当中共当局重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 作制”之老调时，他们要求去掉那个“下”字，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而当中共官员表示可以考虑接受该“意见”时，他们便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满 以为通过这么个文字游戏便可以同共产党平起平坐了。 至于中国大陆的绝大多数民众，他们对中共政权的合法性的怀疑和否定则仍然是 基于传统的合法性观念。这些观念包括：１“民贵君轻”的儒家传统，这一观念的 理论形态虽然一再被摧残（最初是被共产党人嘲弄，这几年又被新启蒙派的知识份 子批判），但它的世俗化形态却通过文艺作品、民间故事、自发的社会舆论等方式 保留下来，如“清官期待意识”、“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白薯”的观念等 等；２共产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如“人民公仆论”、“为人民服务”、“反对官僚 主义”等等，它的理论形态虽然也由于中共道德形象的一落千丈而遭到普遍的讥笑 ，但几十年的熏陶还是使民众常常不自觉地以此作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武 器，甚至人们对“六·四”屠杀的愤恨和否定，也部份地以毛泽东提供的价值准则 为依据：“镇压学生运动绝没有好下场”。一些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八九”民 运中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惩办官倒，清除腐败”，大多数民众是基于对社会不平 和为政不廉的不满以及对绝食学生的同情而投入这场运动的；这表明，他们的反政 府举措主要是基于传统的价值而不是民主的目标。 历史和现状的几点启示 根据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丧失的过程及其原因，根据中国大陆民众合法性观念的现 状，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中共洗心革面，接受民主的政治规则的话，它仍有可能保有在中国政 治舞台上的一席之地，回头路是绝对走不通的。经过“六·四”，中国统治者想要 重新赢得民众对它的信任几乎是不可能的，它至多只能通过做好几件事来减轻人民 对它的厌恶程度，例如：１保证经济稳步而又有相当速度的发展；２切实解决社会 公平问题；３切实解决廉政建设问题。这几件事同民众的现实要求最为贴切。但是 ，这几件事的解决均有赖于逐步的政治民主化。中共前十年的改革经历业已表明： 惟有推行其目标指向市场化的改革才有可能促进经济的良性发展；一方面企图在经 济中走出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巢臼，另一方面又企图在政治上沿袭斯大林主义的老 路，不仅最终解决不了经济问题，而且还会生出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政治腐败来。没 有言论自由、没有舆论监督、没有司法独立、没有多党政治对执政者形成的压力， 所有的社会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乞灵于执政党自身的纪检、政治高压和政治运动 是无济于事的。何况，继中国民主运动之后，苏联、东欧的民主化浪潮给中国人民 提供了一个好的示范，形只影单地继续推行专制统治只会遭到国内外人民更深的敌 视。 因此，中共如果明智的话，它的唯一出路是接受民主政治的基本规则，最低限度 也应该走西欧共产党人的道路：承认政治多元化，切实代表某一阶层或阶级的利益 ，在议会政治中接受人民的选择；或者更进一步，走社会民主党人的道路，这条路 或许会为它带来更大的希望。 另一方面，对自身建设成就的夸耀、“学雷锋”、舆论控制等，这些玩意儿在五 十至六十年代曾经是中共相当有效的法宝，但使这些法宝在当年灵验的条件如今一 个都不存在了：１中共作为人民救星的神话已彻底破产，人民对现政权的信任已降 到冰点；２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即使在中共党员中也少有真诚的信徒了，中共关于 明天的许诺已不再有丝毫感召力；３全面的腐败已使中共难以从内部找到足够的健 康力量与之对抗；曾经起过动力作用的道德优越感在如今的官员身上已丧失得干干 净净；４以克里斯玛型权威统一思想和意志的时代早已逝去；５发达的资讯条件使 完全垄断舆论已成为不可能，谎言和欺骗的效用已极其有限。 第二，独裁政治在中国仍未完全失去其赖以存活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民主思想 的启蒙和传播任重而道远。我们可以断定：对于那些手上沾血的中共党内的腐朽势 力来说，即使他们改换形象，要挽回民心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却没有充份 理由相信：任何种类的专制政治（尤其是开明的或比较开明的）在中国已经穷途末 路。虽然“八九”民运使中国人民经受了一次民主思想的洗礼，虽然继之而来的世 界民主化浪潮对于中国民众的民主意识的觉醒具有巨大的催生作用，但有几个重要 事实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一是绝大多数中国民众对中共执政的合法性的否定并 非基于民主价值而是基于传统观念，他们所期盼的主要是政府的廉洁、公平和有效 率；二是包括知识份子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对民主的价值尤其是民主化的程序规则知 之甚少，对中共统治带来的灾难，多数人都不曾从制度层面去检讨其原因，而是习 惯于把帐算在一两个“昏君”、“奸臣”头上；三是由于中国历史的暗示作用，也 由于对民主政治的无知，中共政权的管理者阶层较普遍地对政治变革患有恐惧症， 这里的所谓历史经验包括：几千年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残酷场面，中共自身的“ 打土豪、分田地”、“镇反”的经历；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的经历等等。因此他们 容易把民主化过程想像为改朝换代的过程，对身家性命的忧虑使他们本能地靠近政 治上极端保守的立场。 基于此，我以为，在今后的民主启蒙运动中，无论在大陆还是海外，都有必要花 大力气做好三件事：１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阐述民主原则和民主的程序规则的价值 和意义；２从专制政治之弊端的角度重新分析和评价中国历史尤其是近四十年的中 共执政史，从经验层面清算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政权理论；３具体地设计和展示中 国大陆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以及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力量（包括中共）在这个过程 中的可能前途和特定的角色定位。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亦有可作培养民主意识的养料，一概地排斥传统恐怕是舍 近求远、劳而无功的做法。传统中国政治文化是个很复杂的混合体，其中的某些至 今仍有影响的成分也确实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例如“草民意识”、“成者王、败 者寇”的是非观、“得天下者坐天下”的俗文化观念，这些都是专制政治在社会心 理方面的保护层；但是并非所有的东西都同民主原则相抵触，譬如“民贵君轻”的 儒家传统，俗文化当中的“清官期待”意识。尽管它们不同于现代民主思想，但却 都暗含了民主的价值成分。它们同民主原则的相通之处在于，它们包容了民主政治 的基本目标：政府行为取向应当符合民意，政府应当公正、廉洁且有效地为民众办 事。它们同民主原则的不同之处只是：它们仅有价值取向而缺乏保证这些价值实现 的制度设计（或者说形式化和程序化的规则）。这就是说，按现代民主思想体系去 度量，这些传统只不过是有质无形，有价值理性而无工具理性罢了；这也意味着， 从这些观念出发是可以逻辑地引伸出民主政治的要求来的，或者说它们至少可以为 现代民主制度作证。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异质文化的移入如果不同本土文化 发生某种程度的联姻的话，是很难生根存活的，而几千年的传统在民众的心理层面 或俗文化层面的积淀仅凭秀才的几声“呐喊”是几乎不可能根除的；何况正是这样 一些传统，动员了中国民众对中共独裁统治的挑战。回想几年来国内文化界对传统 文化的猛烈抨击，我个人最大的体会是：企图在一片废墟上重建文化是不可能的， 首先我们无法把传统变成废墟；其次撇开传统的重建只会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 面对这块驳杂而深厚的文化土壤，我们所要做的仅仅是：修补----少一点减法，多 一点加法。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十八期(一九九零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