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搭车及在野政治 杨小凯 吴方城先生提到的免费搭车现象,我十分同情他的感慨。在专制国家,在野政治 就是种公共财,谁都想享受,但谁都不愿付费,自然是求过于供,产生短缺。但这 是所有专制国家的通病,我们只能期望将来中国的民主政体下会有一些机制对从事 在野政治的人给以重赏。一是竞选胜利后薪水要很高(应十倍于现在邓小平的工资 );二是竞选失败后要有些补偿规则(如美国的费拉罗竞选失败后,其夫逃税的犯 罪行为被赦免等);三是参加竞选的人满足一定条件,国家应给以财政支助。除此 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可说是很少选择,你总不能改变人自私自利的本性吧。政 治是种风险极大的赌博(不论在民主国家或专制国家),既然吴先生已赌上了,则 埋怨别人免费搭车并无济于事,只能期望将来的风险收益会十分优厚----一个民主 和强盛的中国,一个十亿中国人可以自由施展才干的中国一定会给今天在野政治家 带来丰厚的风险收益的。 不过话说回来,由于中国政治的国际化,中国在野政治的公共财性质已大大改变 。在国际政治这个市场上对中国在野政治的巨大有效需求已部分地解决了免费搭车 的问题。首先是刘宾雁、方励之事件引起海外强烈反响,使他们一夜之间成了世界 知名人士,刘宾雁、方励之都因此捞到了巨大的物质和名誉上的收益,这就使在野 政治在中国不再是纯公共财,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都从这个经验看到,中国的在野政 治不但不是纯公共财,而是潜在收益极高的一项事业,有效需求极高。这刺激了戴 晴(付凝)及其他知识分子掀起新的不同政见运动高潮。学生中有下意识或明确政 治野心(此词在此毫无贬义,正如美国法律要求总统候选人必须有足够的政治野心 才够资格一样)的人也看到了这种潜在的有效需求和可能的高报酬,把不同政见运 动发展为公开的反对派运动。他们的眼光的确不错,这个运动领袖人物后来都一夜 之间成了世界级政治明星,物质和名誉上的收益令许多老资格的政治家吃惊,当然 风险也极大(有不少人为此坐牢、牺牲了生命)。这些高报酬率使体制内改革派从 美国基金会得到的一点资助相形见拙,这也是对很多体制内改革派的一个刺激。 平心而论,刘宾雁是个政治上幼稚得像小孩,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人,看看他对 共产党五十年代政绩的固执的赞扬就知道他的犬儒主义性格。我所认识的很多右派 份子都说文革初老百姓可以造当权派反的气氛比五十年代的驯服工具论气氛要好, 而真正有政治理解力的人绝不会认为中共五十年代的政绩能与国民党三十年代以来 在立法、司法上的深厚基础相比。看看刘宾雁的“人妖之间”就可知他对经济一窍 不通,与张五常的“通过贪污使共产党特权私产化”的思想比起来,刘宾雁的清官 思想实在是浅薄得可笑。在中国有从商实际经验的人都会对贪官比对清官好感,清 官使大家都穷死,什么事也做不成,贪官使资本主义可以把特权赎买过来(当然这 种看法不适于非共产主义社会,也正如张五常所言,贪污制度化了也不利于特权私 产化)。以刘宾雁这种素质不高的人可以赢得“中国不同政见者代表人物”的地位 ,一方面是国际舆论受共产党误导(共产党批的人国际舆论就支持),另一方面也 是把中国在野政治服务从公共财变成私有财的有效方法,它可以刺激出人们从事在 野政治的“野心”。 像柴玲和吾尔开希这种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在一个民主政治中是不可能坐直升飞机 成为政治明星的。柴玲和吾尔开希的成功是共产党制度的悲剧,在这种制度下真正 一流的反对派政治人材永远不可能成功,成功的总是三流政治家或是政治的门外汉 。另一方面,柴玲和吾尔开希的成功会成为刺激国内新一代政治“野心家”的一个 信号,它告诉人们中国的在野政治并不是纯公共财,而是有丰厚实际收益的私有财 ,潜在的有效需求是巨大的,这种收益与风险相比可能值得人们冒险从政。想想吾 尔开希过去一文不名,六四之后居然可以占用美国各大电视台价值上千万的黄金时 段信口开何讲些美国人认为毫无内容的口号,这收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从这个意义而言,吴方城和我们大家关心在野政治的人又不能太埋怨人家免费搭 车。因为选民通过中国政治的国际化间接付了费(虽然是由美国人、香港人、台湾 人掏的腰包)。正像电视观众通过广告商对电视节目间接付了费一样。只是这种付 费由于国际舆论被中国共产党误导产生了信息歪曲,正像广告商付费的制度会使电 视节目产生歪曲----强迫观众看他们不爱看的广告一样,报偿不是给水平高干实事 的人,而是给了水平低被共产党直接攻击的人。但想想这种报酬刺激更多人从事在 野政治的效果,我们也不必埋怨太多。政治要讲专业化,竞选是不能搞业余的,而 要像朱高正那样,不但自己要专业化,而且要雇很多全职政治助手,一般选民没有 这种直接的政治收益,他们当然没有兴趣从政,他们的功能只是追求他们的利益, 让政治家代表他们的利益而已,你能过份埋怨他们免费搭车吗? 以我之见,民联民阵将来还是会有前途的,这两个团体不是密谋小团体,一个有 民主墙运动为基础,有一代人与之认同,因此会形成一个群众性政派(这是现代民 主导向的政党的基础);另一个有一九八九年民运为基础,有可能另一代人(是政 治意义上的代不是年龄意义上的代)与之认同,也可能形成群众性政派。中国政治 中常听说帝王不怕清议(即现在说的言论自由)却怕异己结社“坐大”,正像波兰 团结工会一旦“坐大”,共产党的政治垄断就被打破,以后的政治发展就不可能由 任何个别团体操纵了。今天民联民阵“坐大”的大局还未定,但看得出来这种局面 的可能性是极大的,这是为什么共产党怕民联民阵怕得要死的原因。至少民联民阵 在海外中国留学生中已经“坐大”了,共产党在这个社区中已力不从心,无法与民 联民阵较劲了,而这些留学生中的不少人将来都会是中国的中坚,时间不是对中国 的反对派极有利吗?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十八期(一九九零年九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