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死了，底线在哪？ 丁 楚 理想主义旗帜上的问号 十九世纪以来，社会运动大大加速。它为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希望和理想，同时也 带来了更多的失望和危机。希望越高，失望越甚，理想越美好，危机就越深重。人 们的期望值和现实感的反差，构成了社会动荡的原因。反差越大，动荡越烈。这种 动荡与其说来源于社会现实的危机，还不如说是来自人们心中的危机感和失落感。 人们对理想的追求值得讴歌，可是每一次追求所带来的后果却值得深省。理想主 义变成了孕育激进主义的温床，而激进主义使社会永远处于希望和失望的轮回。在 这一思潮的夹裹下，人们总是处于不满和危机感的状态，永远希望变，可是变到什 么程度为止却没有一个底线。 中国自满清末年，旧的秩序已经崩溃，而一个能够为多数人所接受的新秩序一直 没有稳定地建立，因此思想激化的趋势越演越烈，使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一 方面恶化的现状滋生激进的思想，另一方面思想的激化又加深了现状的动荡。陈奎 德先生把这种现象形容为“社会中了魔咒”，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首先是解除 魔咒；余英时教授则比喻为“巨石走峻坡”，社会积累的不满势能使巨石非滚到平 地不能停止。激进和保守在中国完全丧失了原有的定义，“变革”成了“进步”的 同意语，“保守”成了“反动”的替换词。在西方人眼里值得称道的“保守主义” 完全丧失了立足之地，因为不断变动的社会完全没有任何相对稳定的秩序值得保守 。四十年前，所有中国人都高举着“革命”的旗帜，而所有的区别只是“革命”目 标的不同；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在高呼着“改革”，而其所有的分歧都在于改革 的程度和速度的差异。 七十年前发生的“五四运动”确立了理想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使这个民族几 乎是必然选择了理想主义色彩最浓的共产主义目标。可是，七十年后，当中国新一 代理想主义者在天安门广场竖起民主女神像，把希望转向西方时，人们发现，在那 个模式中的成功者都是经验主义的典范。 今天，“反思”已成为最时髦的动词。人们反思“八九民运”，反思“十年改革 ”，反思百年以来的历史，反思五千年文化。可是，在人们的美好希望一个接着一 个破灭之后，难道我们不应该深刻地反省一下我们的思维方式吗？难道我们不应该 在我们理想主义的旗帜上打一个问号吗？ 经验主义的负向思维模式 理想主义是一种正向思维方式，在这个旗帜下，人们总是着眼于“应该”干什么 ，人们需要找到极终的真理，需要设计一个理想的模式，然后为之奋斗。 可是历史告诉我们，这种奋斗的结果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失望。道理很简单，今 天这个世界不再是原始美洲大陆一样的白纸，而是一张涂得五颜六色的画布。我们 有了历史的财产，也有了历史的负担，任何一项社会的变革都必须在这五颜六色的 画布上涂涂改改。我们难以实现理想的模式是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理想的环境，任 何一个意想不到的历史变量都有可能使社会偏离理想的航程。极终真理都是可望不 可及的地平线，人们很容易在接近它之前就失去了信心和耐心，于是不得不重新否 定自己的理想，不惜以社会的动荡为代价去寻找新的目标。 相反，经验主义是负向思维方式，其着眼点往往是哪些事情“不能”做。在这种 思维方式下，人们在碰撞中找出可行的道路。人们也许不清楚极终目标在哪里，但 是他们却可以清楚地知道哪种更坏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社会运动尽管没有极终的 目标，但是却有基本的底线，它也许不会达到最佳，但很难变得比以前更坏。社会 运动相对平稳，不会大起大落。 我们今天追求的民主制度恰恰不是理想主义的产物，而是经验主义的果实。丘吉 尔说过：民主制无疑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它缺乏效率，常常不得不放弃最优决策 来达成协议，但是尽管如此，它今天仍是我们唯一能接受的制度。这一思路是个最 典型的负向思维，它用排除法从矮子里面拔出高子。也就是说，民主制不过是人们 为避免专制而作出的选择。导致它实现的动力不是人们要追求善，而是人们要避免 恶。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个理想主义的运动，可是写在它理想主义旗帜上的口号是： “自由、平等、博爱”，恰恰没有民主。 民主制实现的过程同样具有强烈的经验主义的色彩。它在一开始显然不如我们今 天在西方民主国家看到的那样完美和成熟。美国的选举制度在最初阶段还有财产和 教育水平的限制，然后才普及到所有成年男子，之后逐渐扩大到所有女子、黑人和 其他少数民族。研究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会发现，它们大多经过一个精英民主的 阶段，其政治参与面是逐步扩大到全民的。游戏规则首先是由少数人摸索奠定的， 后来参与面的扩大只不过是增加游戏人数而已。这一经验摸索的过程对于一个社会 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就像一个人在跳高之前的助跑一样，非此不能越过理想中的横 杆。 没有助跑的跳高 可是不幸的是，今天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包括为民主奋斗的中国人，都把西方 的民主制当成一个理想的模式。他们一开始就直接接受了西方国家发展了一百多年 的结果，而略去了其发展过程。他们把这个现成的发展结果当成了极终的奋斗目标 ，在一个经验主义成功的领域里，再一次升起了理想主义的旗帜，把社会拖入了新 一轮从希望到失望的轮回。 就像一个有了计算器就再也不肯背乘法表的孩子，面对已经发展成熟了的民主制 ，落后国家为民主而战的理想主义者们不会再忍受从精英民主的起步，也不会忍受 以文化水平对政治参与权的限制。可是人们不难想象，在一个毫无民主素养的社会 里，一开始就推行全民普及的政治参与会发生什么结果。从暴民政治到强人专政(按 杨小凯的话是从一百个小土匪到一个大土匪)的两极摆动在所难免。这是一次没有助 跑的跳高，原地起跳怎么可能达到西方国家两百年助跑所越过的高度？这就是为什 么今天有很多落后国家在诚心效法西方民主制时都给人一种东施效颦的感觉。其失 败的原因并非像某些学者所强调的经济文化因素，两百年前的美国未必比今天的南 美国家有更发达的经济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些国家所缺乏的正是它们所忽略的过 程，是那个逐步进化过程中的训练。 也许，今天对于中国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囫囵吞枣式地选择目标和模式，而是学 会新的思维方式。正如对一个孩子来说学会怎样走路比选择走什么路要更重要。手 段先于目标，形式重于内容，也许是改变中国人思维方式首先要学习的内容。 将目标换成底线 理想主义的思潮已经使中华民族历尽了近百年的挫折，而退回到最原始的起点， 进行经验主义的摸索对于一个落后者来说又显得过于笨拙。为什么我们不能做出一 个妥协，在设计社会运动模式时把那个理想的目标换成最低的底线？这样，也许事 情不会变得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好，但至少不会变得比现状更坏。因此，我们可以摆 脱从希望到失望的摇摆，使社会能够更稳定地运转。 当人权被全世界公认为是衡量一个社会状况最基本的价值标准时，联合国的《人 权宣言》为人类制定了一个理想的目标：从每个人都有温饱的权利，有就业的权利 ....，直到种种政治权利。我相信，这个包罗万象的目标，为人们带来的失望将远 远超过希望。不要说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就连世界首富美国，也还没有可能 保证每个人的温饱。只要人们发现还有一个人在街头流浪，就会对社会产生不满， 而这种不满则会成为孕育激烈情绪的温床。最麻烦的是，社会温饱问题在很多情况 下不是社会制度和政府想解决就解决得了的。不久前发生的东非大饥荒能怨谁呢？ 在那里，满足温饱不是基本的权利，而是奢侈的目标，无论哪一个政府，也无论采 取什么制度，是民主还是专制，都无法满足这一最基本的人权。 如果我们换一种负向思维的角度来为社会制定人权标准，事情也许会变得简单得 多。一种制度也许不能保证人们“应该”得到什么权利，但却可以保证人们哪些权 利不可剥夺。一个政府也许一时无法让人们吃饱，但它却可以保证不侵犯人们的思 想和言论的自由，不剥夺人们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自由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 只要换一种思维方式，我们将会发现，人权问题的底线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温 饱，而恰恰是人生具有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一结论也许和唯物主义者的推论恰恰 相反。 当我们热烈地主张联邦制时，最好不要指望地方自治会成为富国强民的基石。也 许它的作用只不过是在中央集权大崩溃时不致使社会垮得粉碎。中国历史上的分裂 局面，无论是三分天下还是五代十国，都是必要的，它们的作用正在于此。 当我们全力推动民主选举时，先不要指望它会成为举贤推圣的妙方。也许它只不 过是一剂泻药，让我们以此来清除腐朽和避免暴君。第一流的人才未必会被大多数 人理解和接受，而大多数人的选举只不过是在矮子里面挑个高子。 当我们坚持建立法治社会时，最好别指望它的政绩会超过贤明的人治。也许它的 优点只不过是防止社会堕入腐败人治的泥潭。严格的程序规则不会为社会带来奇迹 ，它只不过能排除权力斗争的灾难，使社会保持稳定。 当我们高举起改革大旗时，最好别着眼于它能赢得多少人的支持，也许更明智的 着眼点是怎样把反对的力量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用一套彻底的主张去征服反对者 是很困难的，而通过有限的诉求去削弱他们的对抗却相对容易。 争取当局的沉默 在中国大陆当前的形势下，如果采用设底线的原则，无论你主张什么或者做什么 ，都不要指望当局公开的承认和支持，只要当局在事实上不压制就足够了。从实际 的效果来看，当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最有利于变革的顺 利进行，其中最有说服力的例子就是农业生产承包制的成功。 任何一项社会改革的成功都是从条件成熟的小范围开始的，如果此时官方压制， 自然扼杀变革的幼苗，必须抗争。可是官方的支持也未必有利，因为这会造成没有 条件变革的地方一哄而上，使变革走向反面的极端，最后造成普遍的失望和复辟情 绪。大陆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建立技术开发区，就是在当局支持下失败的例子。相 反，让小范围的榜样自然普及的效果要好得多，这个经验逐渐扩散的过程，就好象 前面提到的跳跃横杆前的助跑，其必要性在此已无需论证。农业生产承包制在当局 采取观望态度时发展很正常，但是当当局开始支持推动之后，反而过火了，一些地 方把本来不该分也不宜分的集体资产也拆散分掉了。 民主运动的道理一样。十年前发生的大学生竞选风潮的成功，就是在官方“不支 持，不反对，不宣传”的夹缝中取得的。如果当时官方镇压，这场大火会很容易被 扑灭。可是如果官方表态支持并加以宣传，竞选风潮有可能会在知识界以外的各行 各业，在工人和农民中迅速蔓延开来。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普及可能会造成竞选内容 污垢横流(如对竞选对手揭隐私、造谣、人身攻击，这些已经在某些大学校园中发生 了)，使竞选这种形式蒙受耻辱。那样，左派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总结资产阶级自由 化的教训了，并在人们普遍失望的情绪中凯旋。 在当时的竞选风潮中，最具官方色彩的问题是：这种竞选的形式是否适合中国大 多数人？我的回答是：适合多少人，就试行多少人。变革总是从少数向多数扩散的 。邓小平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能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 呢？成熟的经验和游戏规则如果能在小范围高质量的人群中建立和巩固，对今后的 普及和扩散大有好处。在这一过程中，底线是官方的沉默。 要想让官方默许，首先要造成即成事实。而且在没有足够的实力之前没有必要主 动要求官方承认你的合法性。比如成立独立的团体，如果你事先要求官方承认，那 结果无疑会被否决，还没开始就夭折;如果你有了足够的实力要求官方事后承认，又 实属画蛇添足，多此一举。本来当局中的开明者还有沉默的回旋余地，现在反而被 逼得非正式表态不可了。官方的正式表态无疑是否定的，因为它只要承认了一个组 织就等于开了一个通例，社会上一夜之间就会诞生成千上万个群众组织。就像当年 毛泽东承认了红卫兵，全国立即涌现出千万个造反团、战斗队，最后连他自己也控 制不住了。这种一开始就万马奔腾的场面对民运团体的成长未必有好处，官方潜在 的压力可以使群众组织保持相对集中的形式和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可是一旦这种 压力在群众团体成熟之前骤然消失，大的群众组织将立即裂变成无数个小团体，社 会上涌现出来的各种组织鱼龙混杂，形成无规则运动。这种场面，在朝的当局自然 头痛，但无论如何它最终还有军队可以收拾局面。而在野的反对派也将失去控制局 面的能力，更糟的情况甚至是，相对集中的反对派阵营根本无法形成。这种局面一 旦引起人们对民主运动的普遍失望，就会导致专制主义的复辟。民主运动同样需要 一个自我训练的“助跑”过程，我们不能只站在民主运动的角度去静态地设计这个 过程，而是要把自己放在一个朝野互动的局面中，将对方的能量和反应也引进这一 过程的设计。 在专制统治下，人们所争取的所有权利总是以非法的既成事实开始的。只要你付 注行动，首先就别指望官方的承认，只要它不镇压就可以了。划出了这一底线，就 容易有效地控制住前进的步子。也许你还不能肯定最终走到那里，但至少可以学会 怎样走不摔跟斗。 重新评价保守主义 本文的宗旨不仅仅在于提供一个民主运动的战略战术，同时也在于提供一个不同 的思维角度。人们在摔了很多跟斗之后，不能总是把总结教训的水平停留在埋怨路 没走对，而应当反省一下走路的方法，至少学会谨慎举步。 如前所述，中国被理想主义的思潮冲刷了近一百年，康梁之后社会急剧的运动使 人们几乎无本可守，保守主义几乎丧失了立足之地。可是八十年代以来，全世界的 保守主义都在抬头，即使中国的民主运动，也并非创新，而不过是在追求西方古典 的价值，被称为保守的变革。 也许中国人应当重新评价自己心目中的保守主义。保守并不意味着不变不动，问 题是怎样变，怎样动，快变还是慢变，急动还是缓动。如果说激进主义是在行动之 前要找到一个理想的目标，那么保守主义则更倾向于找到一个基本的底线，前者是 在得到或失去之间赌博，而后者则是在多得或少得之间选择。 有很多受共产党教育的人在区别激进或保守时往往以其纲领目标为准，这常常把 概念搞得一塌糊涂。共产党和国民党中都有各自的保守派和激进派，而双方保守派 和激进派的纲领诉求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甚至可能截然相反。我在前面提到，形势 重于内容，手段先于是非，因此区分激进或保守的标准不是看一个人做什么，而是 看他怎样做。换句话说，不是观其目标，而是观其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需要保守主义。 【选自《中国之春》第八十九期(一九九零年十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