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儿子杨巍两次被捕前后 毕淑筠 我是杨巍的母亲。我的儿子杨巍一九八一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生物化学系，获 学士学位，当年被分配在上海第二医学院(后改为第二医科大学)任教。一九八三年 ，杨巍考取了中美生物学教育交流计划的自费公派留学生，经广州英语中心培训半 年后，八月份赴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攻读细胞生物学博士学位。一九八六年五月，在 父母和未婚妻催促下，他回国探亲并结婚。 婚后，杨巍的妻子赴美国报到入学，而杨巍暂留国内等待签证材料，以便继续完 成在美国的学业。就在这时，上海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杨巍卷入其中，于一九八 七年一月十日忽然失踪。 慌恐之夜 那天下午二时许，杨巍身背书包骑车出门，对我说是去复旦大学图书馆还书。可 是谁想到他就这样一去不返，神秘地失踪了。晚上，我和他爸爸左等右等都不见杨 巍回家。起先以为他可能去访友被留用晚餐，然后直接回到“友谊二村”那个家(当 时，我家有两个住处，另一处名“广中五村”，两处相距一站路)，但总有点放心不 下，于是我和他爸爸两人在晚饭后每隔一小时左右轮流去“友谊二村”查看一次。 在那里只见桌上整齐地放着一叠书，他和妻子及丈人等全家合照的两张“全家福” ，还有半张作废了的稿纸、笔等。因为我从未听见杨巍说过他参加了海外民运组织 的事，也从未怀疑他会参加这次学潮，所以并未注意桌上这些东西，草草看了一眼 就回到“广五”住处。最后一次是晚上十二点，我走到“友二”大门口，往楼上张 望了一下，见窗内仍无灯光，也不知他是否回家，一是当时有些大意，二也因上五 楼吃力，就没有上去。回来后，心里开始有点不祥之兆，夜里，我和杨巍爸爸俩人 辗转难眠。俩人互相安慰着，又难以排除担忧，整夜都在惶惶不安中度过。次日上 午还不见杨巍回来，不祥的预感愈来愈强烈。 果然，到了午后二点钟左右，有三个身穿米黄滑雪衫、自称都是市公安局处级干 部的中年人破门而入，起初态度还算斯文，几句寒喧之后就说杨巍因为有“违法行 为”现在市公安局“拘留审查”(无拘留证出示)，并神秘地要我们“保守秘密”， 对海外子女儿媳尤其不可泄漏消息。接着就问是否有杨巍的东西在此地，如护照、 照相机啦！我们如实把东西拿出来后就被收去了。此时，又进来了两名手捧摄影设 备的年青人，把室内四周墙壁摄了个够；然后要我们带他们到“友二”住处搜查。 这时他们才出示了搜查证。他们翻箱倒柜，把许多于政治无关的家信、照片、通讯 录、甚至两张“全家福”等统统搜去，至此我们才感到问题的严重。十天后，市公 安局又来了两个人，说杨巍因“犯有反革命罪”已被逮捕，并出示了“被捕人家属 通知书”，全文如下：“杨巍因犯有反革命罪经上海市人民检查院分院批准于一九 八七年一月十九日由本局依法逮捕，现羁押于上海市第一看守所，特此通知杨巍家 属。”并令我坐上他们的车给杨巍送去一些冬令衣被用品。途中，他们责怪我和海 外媳妇通电话“漏了消息”，说：“你媳妇已把消息捅了出去，本来想作变通处理 ，现在难办了。”我不相信这是真话，因为既然存心帮忙，又何必那么认真搜查、 摄像、拼命收集“罪证”呢？我反问：“那么如果媳妇追问杨巍下落该怎么回答呢 ？”其中一个青年人竟说：“你可以随便找个借口骗她么！如说杨巍和你吵了几句 嘴，负气出走，不知去向”。我吃了一惊，想不到堂堂国家公安人员，居然大言不 惭教老百姓捏造谎言。我心里很反感，就没好气地说：“我不会说谎。” 审判前后 杨巍被捕后，市公安局一再来人叮嘱：不可对海外子女泄漏；同时也不准我们父 母和儿子见面，只能在规定一月一次的“接济日”里，按“通知单”圈出的项目送 去少量生活必需用品，此外就是在看守所内临时设柜处每次选购一到五本的期刊杂 志，但品种极少，只有《电影》、《青年一代》、《中华传奇》等大众文化杂志， 外带进去是不允许的。但是杨巍是一个学有专长的科研工作者，他自幼好学，长大 了更是手不释卷，他需要的是有一定深度的科技、哲学和外语书籍，于是他常常问 到书目，要求我们送去，当时的承办员不知是为了争取他“合作交代”，还是出于 同情，往往允许我们把采购准备好的书籍送去转给他。但是也有一位转业军人出身 的管教员潘某则强调“到此地来就是一天到晚要考虑交代问题”，拒绝将书转交。 我为儿子少不了托人打听情况，多次走访有关人员。到了五月十五日，我再次走 访承办员郑某，询问他杨巍的案子何日定论，他回答我说：“案已查清，材料已转 交上海市检查分院，待他们复核后再由他们决定是否起诉”。还以肯定的语气说“ 不出一个月当可结案”。其它事就一问三不知了。 谁知过了一月又一月，眼看杨巍坐牢已经将近一年，结案消息仍如石沉大海。在 这些日子里，我度日如年，食不知味，寝不入眠，只要抬头望见挂在壁上他们兄妹 大学毕业那年的全家合影，就要泪流满腮，唏嘘悲泣，但是只有娘呼儿，不见儿回 应。我心里时刻希望杨巍会突然回转家门，推门进来，唤我一声“妈妈”。只要听 见楼梯上有脚步声，我便会屏气凝息，把两只耳朵竖得长长地，期望来的就是杨巍 ，但是一阵脚步声过去，门外又归于平静。于是失望、悲伤、重又占据心头，只能 默默忍受着钻心般的痛苦。 消息终于传来，八七年十二月的某一天，著名律师李国机和青年律师宋小红突然 登门来访。李律师一进门就自我介绍说，他在五十年代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达二十 年，其中八年在牢中度过，其余的日子在“五七”干校劳动，“四人帮”被粉碎后 ，他获得平反、恢复本行做律师。他表示自己本性难改、仍然敢于说话。他毅然接 受杨巍聘请愿为其辩护律师。他认为杨巍是个“才子”，受此厄运，深感惋惜；他 愿尽力为他辩护，让我们亲人早日团聚。他还交给我们他从狱中带来的杨巍手书， 简单告诉我们他聘请了李、宋两位律师，让我们速去律师事务所付费。这是杨巍被 捕以后第一张给我们的信。我从心里吻了他。李律师特地嘱咐他的会计把原定律师 费人民币八十元减收为五十元。他还在狱中和杨巍、宋小红一起拍了十几张合影， 让我从中挑了五张。李律师说杨巍很想念父母，建议我们每人亲笔写一张便条劝告 杨巍“认错认罪，表示悔过，以求宽大”。我不知杨巍究竟犯了什么罪，就写字条 嘱咐他有错认错，有罪认罪，实事求是。谁知杨巍断然否认自己有罪。李律师既然 作为其辩护律师，当然得和杨巍的口径一致，为他作无罪释放辩护，然而这样一来 ，政府会难下台阶。杨巍获释自然更加困难。 法院突然决定于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开庭审理杨巍案件。那天是星期一， 我和杨巍爸爸的单位，以及杨巍的单位都是在星期六下午下班时收到旁听入场券的 ，而我们家属却始终没有收到院方的通知。幸亏李律师及时告诉我们，让我们及时 赶到。经过交涉，总算争取到旁听的权力，但被安排在后座。因为离审判庭太远， 当杨巍出庭远远面向我们的一霎那，我连他的五官都看不清。法庭的旁听席座位大 约有二百个左右，但旁听者有一百多人，大都是各高校党委主管学生工作的领导。 庭上，还宣布了不准记录，不准拍照等纪律，我见前座有人刚作记录，就被监视者 没收。 大约九时左右，庭审开始。市检查分院作为起诉一方，历数了杨巍“罪状”，措 辞尖锐，上纲上线，有时还用上一些“文化大革命”中惯用、现已为人们厌弃的如 “窜到”等极端词语。杨巍身穿深蓝色中山装，嵌线条的运动裤，布鞋，出庭时神 态镇静，面带微笑，他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听众席，似乎在寻找亲人和他的老师和朋 友，当时我不顾一切地站了起来，想让他知道妈妈在此。杨巍用了大约一小时半的 时间为自己作了辩护。他从容不迫，理直气壮地公开阐明了“中国民联”的政治主 张，否认这个组织敌视“人民民主专政”的现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驳斥了捏造他 “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种种指控。我记得当时的陈述中有这样几句话：“用官 方的语言叫资产阶级自由化，用民联的语言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制。如果把 资产阶级自由化赶尽杀绝，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就要到来”。他这话刚刚讲完，法官 大惊失色，竟然把此话又重复了一遍，不过语气是问句。杨巍再次肯定地说：“是 的”，然后接着说：“关于对‘四个坚持’的理解，例如‘坚持党的领导’，当时 是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说法而言，在英语中‘一元化’和‘专制’是一个词。 我们反对的是一党专政，民主党派内部应撤出(共产党)党组，使其有独立性，才能 真正体现民主。要多党参政，有反对党、压力集团监督，就可防止官僚主义、不正 之风。经济上，除了公有制现有两种制度(指全民和集体所有两种)外，应当承认商 品经济、市场调节和个体商业。这些观点，有的现在已被肯定并在实现之中，所以 应视为民主意识超前。”杨巍在自我辩护期间，有两次因为讲得唇干舌燥、舌头也 转不过来，曾要求庭方给口水喝，竟遭到拒绝。我当时好心疼呀，恨不得能立刻手 捧热茶，送到儿子嘴边，我拎包里的两只苹果，也是为他带来的啊，但被“保管” 在庭外客厅中门卫的抽屉里了。两位辩护律师虽然为之竭力作无罪辩护，但是判决 是早已内定好的，所谓“庭审”、“审议”都只是走走形式而已。在此之前，我对 杨巍将被判两年的说法已有所闻，因此当法官正式宣布判决杨巍二年有期徒刑、并 剥夺政治权力一年的时候，我没有太大惊奇，只有悲愤。庭审结束后一些熟识的领 导走过来和我握手，让我“保重”，我意会他们对杨巍的关切，情在不言中。有的 表示奇怪：杨巍有什么罪啊！既然重罪，为何轻判？杨巍单位的一位老师十分气愤 ，说“杨巍什么时候成了赴美已完成学业的回国人员了？”一向老实严谨的杨巍父 亲，也气得提笔写信给歪曲报导这一事件的新华社记者陈毛弟，责问她那“新闻记 者的职业道德何在？” 杨巍原准备提出上诉，我们父母也为此准备好了上诉辩护书，但后来杨巍表示“ 服法不认罪”，决定不再上诉，原因之一：既然政府不讲法治，内定的判决不可能 改变，上诉只是徒耗精力；其二：第一看守所的条件不好，早转移早换环境，有利 于读书自学。这样，杨巍在被囚禁了一年之后，又被递解到上海市提蓝桥监狱，在 那里坐了一年大牢。在这一年里，家属可以在一月一次的“接济日”里，送少量生 活用品、零用钱和隔着铁丝网谈话见面一刻钟，还可每月寄出一封家信。杨巍在每 次“接见”中，很少谈起自己在狱中的生活，他只顾关心亲友的情况。除此之外， 就是开出长长一连串的书目，有时达二十几本，让我们送进监狱。我们每次在探监 前接到他的家信，就象接到“圣旨”一般，立刻忙碌地理书橱，跑书店，以尽量满 足儿子在失去了自由的环境里这点小小的愿望。同时，他还报名自费攻读了合肥科 学院计算机函授专业和石家庄某学院的经济法秘书函授专业，该班结业后还发给了 杨巍毕业证书和优秀学员推荐书。 一九八八年除夕之夜，新岁旧年交替的时刻，辞岁迎新的爆竹声突然从四面八方 连锁响起，而我就在爆竹声声震天响的掩盖下，嚎啕大哭了起来，一泄胸中悲愤。 因为平时为了“保密”，四邻不知，我连哭的自由都没有。只是：爆竹震天响，慈 母哭断肠；爆竹声已息，慈母泪未干！我的心在流血，我只有用笔尖来悄悄地倾泻 我心底深处的感情、我的深深的爱和无尽的悲哀。 刑满释放 一九八九年一月，杨巍刑满释放前夕，狱方管教员袁某仿佛历数着他自己的功绩 似地告诉我“杨巍在狱中一年‘收获’很多，一是阅读了二百来本书，广度遍及十 四门学科；二是翻译水平大大提高，合译的英语书字数达百万以上，三是体质增强 ，每天早晚两次，我们破例允许他练气功，身体比以前壮了。”他还遗憾地说：“ 杨巍是工作刻苦、生活艰苦，就是观点没有改造好。”杨巍在狱中听到后回答说： “是的，你们没有把我改造好，我也没有把你们改造好。” 我自从参加庭审，听了杨巍以及律师的辩护词后，才恍然大悟，开始了解他的所 作所为，也初步了解了海外民运组织的性质和宗旨。杨巍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留 学生，他和千千万万海外留学生，炎黄子孙一样，怀有一颗热爱祖国、关心祖国前 途命运的赤子之心，迫切希望祖国经济上繁荣富强，政治上民主自由，当权者治国 廉政，老百姓生活幸福，如此而已。如果说，他们对国情还有不够了解之处，则需 要更多的介绍，交流和熟悉，这是政府和海外人士双方的责任和需要努力沟通的。 但“民运分子”决不是“洪水猛兽”，实在不必恐慌；事实上，他们是一批关心国 家大事的有识之士，是祖国的精英，杨巍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而已。我为有杨巍 这个甘愿为祖国繁荣富强献出宝贵青春的儿子而自慰、而自豪。 一九八九年一月九日，是杨巍第一次被捕刑满释放的日子。那几天我和他父亲的 心情都十分激动，准备着迎接儿子回家，亲朋好友也都十分关心和期待着和他见面 。杨巍的父亲个性内向，一生的坎坷遭遇使他不多言语只知勤奋于教学事业，对儿 子坐牢的沉重打击也通常不露于形色，反倒时常于我伤心时安慰道：“世界上没有 绝对的公正，别人拾取幸福，我们拾去不公正。”我要是哭得悲戚，他便要“骂” 我“没出息”。可是他自己在一年内白发骤增，内心的创伤和痛苦使他终于积郁成 疾，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查出了隐患肺癌绝症，而且已到了晚期，当即住院待手术 治疗。因此在家迎接儿子回来的那几天，只有一位自称“舍命陪君子”的侠义姑娘 陪伴着我在家。大约一月四、五日的样子，一位户籍警携同一位“里弄治保委员” 突然找上门来，客气地问我“小杨回来户口报在哪里？”我当即决定报在“广五” 家中，他爽然同意，讲好回来就报入。释放前夕，监狱一位队长也已和我约定九日 早晨八时让我安排汽车去接杨巍。 谁知隔了一夜，全变了卦，第一是狱方决定派车送回，不必我去；第二是直到中 午十二时过后才把杨巍送到家里。原来杨巍已被“安置”到一家劳改系统的工厂华 东电焊机厂，工作是英语翻译，并把户口也强行报在该厂的集体户籍中。杨巍是学 生物化学的，到电焊机厂工作可谓用非所学，牛头不对马嘴。杨巍非出自愿，但为 了急于会见病危的父亲，就勉强填表签名，但立即连续请事假为其父亲的治疗、护 理奔忙。他在图书馆和第一医科大学翻阅了大量资料，和医生共商治疗方案、学习 防癌治病的“新郭林气功”转教其父练习，确实是在努力尽人子之孝。在此期间， 亲朋好友都劝他千万勿再卷入政治旋涡，太太平平度过一年，便可出国深造，夫妻 团圆。 三月份，杨巍爸爸的病一度稳定，我便建议杨巍去上班，他去了几天发现，该厂 资料既少而陈旧，译了大都搁置起来用不上，他觉得与其浪费时间不如不干。他是 个讲究工作效率的人，他要求到计算机房工作，遭到拒绝。正巧有友人介绍，有机 会到一个私人企业家那里去帮忙，他认为有利于自己了解国情，学习经济，就欣然 同意。于是他勤奋工作了三个月，上至为公司起草文书，“协同”上法庭打交道， 下至重活杂务，都能愉快胜任，深为业主赞赏。业余又忙着照顾父亲，练太极武功 。所以五月十九日前，他基本上没有和当时的学运接触，只是密切注意着学潮的发 展。 五月十九日晚上，杨巍和我在电视屏幕中看到了赵紫阳和李鹏在天安门广场见绝 食学生的镜头，接着又有李鹏与学生领袖吾尔开希等对话的场面；特别是当他知道 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和上海市人民广场绝食有死亡危险和烈性传染病爆发会危及 千百万市民的时刻，他再也坐不住了。他要立刻去人民广场以他自己的影响和学生 领袖接触，为避免伤亡而做些缓解工作。我积数十年政治运动经验，深知杨巍以现 时身份参与学潮，对自身有极大的危险，因此，竭力劝阻他别去。我告诉他在“剥 夺”期间将有极大风险，我说凭你个人的作用于事无补，他都听不进去，只见他焦 急万分地对我说：“这是关系到千万人生命的大事，我不去良心上过意不去，你知 道烈性传染病爆发有多么危险？人不能白白死去。”我说不通他，就拿出最后一张 “王牌”：“如果你这次再被抓去，你爸爸病危中再也受不起这沉重打击了，妈妈 的健康也已大大不如前两年了，如果爸爸妈妈急死了，你坐牢送东西的人都没有了 。”不料他也拿出一张“王牌”：“妈妈，忠孝不能两全，此刻我已无从选择，你 们就不要管我了。”当时，他脸涨得通红，一脸焦虑赤诚，几乎要哭出来了。我知 道他去志已坚，劝阻无用，再一想他的动机愿望和思想境界都无可非议。儿子此刻 考虑的是成千上万人的生命，而母亲却为了保护自己儿子一个人而千方百计阻拦他 ，我自惭渺小，再说不出口了，只是嘱咐他多加小心，然后，杨巍骑上自行车，向 人民广场疾驰而去。 第二次被捕 我至今回想起来，他这次投身学运的动机光明磊落，行为和当时各界人士，群众 团体，甚至人民代表的支持声援和建议是一致的；和政府当时要求学生停止绝食、 撤退的对话客观上也是同步的；他的其他活动都是环绕一个中心：维护学生市民安 全，发扬人道主义。杨巍何罪之有？我的儿子何罪之有？一九八九年七月上旬，我 终于病倒了，半夜里杨巍用自行车把我送到附近医院急诊治疗后继续住院，老杨也 因需要化疗而再次住院。自此杨巍便奔走在两个医院之间，照顾我们，还学着烧个 营养菜送来。七月十五日上午十时左右，杨巍还到医院给我送来一个西瓜，他走之 后在医院里听到街上警车频繁奔驰，警笛凄厉不断，心里总有不祥之兆。果然杨巍 下午再次被捕的消息出现在当天晚上的电视屏幕上，次日清晨，朋友、亲戚纷纷来 告知凶信，中午户籍警送来了上海市公安局的“对被收容审查人家属通知书”。这 事儿瞒不过杨巍爸爸，过了两天他就知道了。我们只能靠着亲友来探望时请他们传 递纸条来保住联系和互相鼓励。儿子的再次被捕，使杨巍爸爸终于受到致命打击， 本已趋于明显稳定的病势急转直下，八月二十三日医院第一次向我们发出他的病危 通知；医生、护士竭力抢救无效，终于至十二月二十日清晨八时十五分抱憾逝世。 至此我也已身心交瘁，悲痛欲绝。 杨巍再次被捕又已经超过一年，至今不审不放，不能与家属见面。死者已去，也 解脱了痛苦，生者如我，已备尝家破人亡、骨肉离散之苦，悲痛凄寂的心情，无法 以言语表达。 杨巍第二次被捕后，我曾因一些善后问题拜访了杨巍曾工作过的那一家私人企业 的办公处，因为厂长去了外地，由他的亲信助手梁阿姨接待，她历数了杨巍的工作 热情和待人接物的良好品德，她说她曾经为劝杨巍勿卷入任何政治运动而和他单独 专门谈了两个钟头，杨巍的答复是：“梁阿姨！说到底，我得和国家同命运。” 杨巍无罪！他为维护自由、民主和人道主义而被捕，成为“政治犯”。我要求政 府从理解和爱护青年、理解和爱护留学生的善意出发，从人道主义出发，尽快释放 我的儿子，并准许他出国继续完成学业并和亲人团聚。 最后，让我借此一角，以我最大的爱心和赤诚向曾经和现在还在关切、声援、营 救杨巍以及给我们家属以精神上、物质上莫大支持、慰问和援助的国内外老师同学 、亲戚朋友以及国际友人、民运团体、留学生组织和一切善良的人们致以衷心感谢 和崇高敬意。 【选自《中国之春》第九十三期(一九九一年二月号)】